在中国历史上处于分裂时期的动荡与战乱时，对于那些在混乱局面下想要有所作为的势力集团而言，最为重要的事情之一便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战略根据地（一个或者数个地理单元），将根据地作为稳定的后勤补给和兵源基地。而在各方势力激烈角逐的过程中，蜀地向来是被兵家视为必争之地的重要存在。而前前后后在以蜀地（四川盆地）为核心建立的割据政权中，最为著名的无异于是汉昭烈帝刘备在此建立的蜀汉政权（221-263），借助地理优势与曹魏、孙吴两国抗衡数十年。而在蜀汉灭亡之后数十年间，在西晋末年的动乱中又一次在蜀地诞生了另一个割据政权，也就是我们本文的主角成汉（304-347）。虽然它的诞生与发展亦如蜀汉昙花一现，也不为史家所重视，但是细细挖掘它的成败得失，却也能够带给后世诸多的疑问和思考。

（一）.李特及其家族

追溯到《载记》中的内容“魏武帝克汉中，特祖将五百余家归之，魏武帝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复号之为巴氐”，这一内容说的是曹操当时征讨汉中的张鲁时，一个叫李特的人的祖父带当地五百余户归顺曹操，曹操拜其为将军，将这些人迁徙至略阳（曹魏时置广魏郡，晋时更名为略阳，，辖今日甘肃秦安、清水、通渭等县地），称之为“巴氐”。而此处提到的李特，便是成汉政权的奠基人之一。

李特，字玄休，为略阳地临渭人，祖籍为巴西宕渠（今四川巴中一带，位于秦巴山区），此地地处大巴山南麓，民风彪悍且盛行鬼巫文化（一方面是由于此地封闭闭塞造成的自然愚昧，另一方面也是“五斗米教”等宗教长期在此传教的影响）。后战乱来临之际先祖又携家带口迁入汉中，在魏武帝曹操平定汉中后迁徙至略阳。

援引《华阳国志》的记载我们可以先详细地了解到李特的家族情况：李特的父亲李慕为东羌猎将（即为东羌校尉官属下掌管猎射的军官），而李特则诞生于一个多子之家——全家共有兄弟五人，长兄李辅，李特为次子，李特的弟弟李庠，李庠的弟弟李流，李流的弟弟李骧，史书上称之为“皆锐骁有武干”，受了父亲的影响，精通武艺骑射，为后面的征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李特亦有自己的二子，长子李荡，“好学，有容观”，而少子李雄亦仪表堂堂，有所谓的“人主之风”。而李特的家族情况在此展示完毕，当时也没有人预料到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家族，最后却入主巴蜀，建立起了属于自己的政权。

（二）.西晋时期巴蜀的政治格局

263年，曹魏将领邓艾以奇兵经由阴平小道入蜀，连克江油、绵竹等重镇直逼成都，蜀汉后主刘禅率众出城投降，巴蜀之地遂为曹魏所有。266年，司马炎改魏国号为晋，是为晋武帝，封儿子司马颖为成都王，“以蜀郡、广汉、犍为、汶山十万户为王国”，蜀地实际意义上成为司马氏家族的私人封地之一。但是值得一提的便是曹魏灭蜀后对原益州范围进行了行政区划的调整——原先的益州范围较大，北至今陕西汉中，甘肃陇南一带，中间囊括今四川中东部和重庆全境（四川盆地），南至云贵高原，行政范围过大导致施政的效率遭到了严重的掣肘，且该地区四周以多山地形为主，山高谷深，水流湍急，自然条件恶劣的同时又是多民族杂居地区，民族问题错综复杂，综合起来说就是具备了一系列足以支撑其独立建国、割据一方的地缘政治因素。对于曹魏以及西晋的统治者来说，最大的担忧莫过于在此处出现第二个蜀汉政权危及自身的统治，因此对原先东汉时候益州的行政范围进行调整成为了曹魏政权的当务之急——在原先益州的行政区划上一分为二，西为益州（大致统治范围即今成都平原至凉山川西南山地一带），州治位于蜀郡的成都（今四川成都），而东面为梁州（大致统治范围为川东地区，即今陕西汉中，四川达州、广安、重庆全境至贵州黔东南一线），州治位于汉中，确保对梁州的有效控制，而两州中间则以广阔的川中丘陵地带为界，呈现“犬牙交错”的行政格局，这种做法得以打破山川地理的优势，互相牵制，防止割据。后西晋也基本沿袭了曹魏的这一套管理模式，以此继续实现对巴蜀之地的有效控制。然而这一看上去合理的制度面对后续的乱局时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晋武帝司马炎）

晋元康六年（296），西晋政府“复以梁、益为重州”，体现对二处的重视，迁益州刺史栗凯为梁州，加材官将军。同时命扬烈将军赵廞为益州刺史，加折冲将军一职。同年，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宣告爆发——元康六年（296）五月，匈奴族郝度元率领雍州地区的马兰羌（马兰山一带的羌人，马兰山的具体位置位于今天陕西省白水县西面）和卢水胡（指起源于青海甘肃高原地带的胡人部族势力，魏晋时因为相关政策多往内地迁徙，后世多认为是匈奴的一支）起兵反抗西晋政府的统治。八月，一场规模更大的叛乱使得西晋在此的统治更是雪上加霜——秦、雍二州氐人、羌人爆发起义，推举氐人齐万年为皇帝，“寇天水（今甘肃天水一带，属秦州）、略阳（略阳郡，属秦州，辖今甘肃清水、张家川、庄浪、静宁等地）、扶风（属雍州，大致位于渭河以北泾阳至陇县一带）、始平（始平郡，属雍州，辖今陕西省咸阳、兴平、武功、眉县、周至、户县等地，位于秦岭北面，位于战略价值极大的关中地区）、武都、阴平（均位于今甘肃省陇南市一带，地处陕甘川三省结合部，为进入汉中、蜀地的咽喉要道）

而在叛乱爆发后，西晋政府迅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前去镇压齐万年的叛乱，结合《晋书》中的记载来看是安西将军夏侯骏、建威将军周处等前去征讨叛军，却遭遇了严重的失败，未能达到战略目标，但是战乱造成的另外一个后果便是民生凋敝，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关中和陇上的战乱导致百姓们纷纷失去土地，向汉川（汉中）地区迁徙，进而进入蜀地，在这片“天府之国”安定下来。而这批入川的流民中便有李特，“特随流人将入于蜀，至剑阁”，而李特在此目睹了剑门蜀道的险峻后，说道：“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此言行记载于《晋书》之中，至于李特是否确有其言已经无从可考，但是从他此时及后面的行为来看，笔者个人认为李特此时很可能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盘算和野心——在外部的大环境下，各处的叛乱愈演愈烈，而西晋政府在镇压过程中屡遭败绩，稍稍有一定政治嗅觉的人都能够看出此时西晋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已经大不如前，在此情况下占据一方，退则可以在乱局中求得自保的机会，进则能够作为争夺霸权的资本。

在流民初至汉中等地时，“上书求寄食巴、蜀”，意图归附于巴蜀之地，然当局没有允许这一请求，派遣侍御史李苾持符节前来“慰劳”，但是更多是在发挥监视的作用，“不令入剑阁”。当局的考虑更多是集中在梁、益两州的安全问题上，一方面是失去了土地的流民四处流窜，本身就对于社会而言是一枚极具安全隐患的定时炸弹，联想到历史上数次改朝换代的“革命”，学界和历史课本虽然冠以“农民起义”之名，实则细看会发现该概念并不严谨——以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两个剧烈的社会转型时期为例子，元末时统治者集团继续民族压迫政策的同时，为了应对当时黄河流域和淮河流域频繁的自然灾害，对民间施加极重的赋税和徭役，在此情况下原本安心耕作的农民宣告破产，加之土地兼并的影响，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基础——土地被夺走，没有了生存的来源，只能变为“流民”，成群结队，四处流浪，结成一个极具破坏力和掠夺力的组织（如朱元璋便是在家中受灾，人丁几乎全部殒命的情况下出家为僧，云游四方，最后加入农民军）。同样，在明末，由于当时内部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激化，外部在与后金少数民族政权的作战中遭遇了严重的损失，明朝政府亦对内施加极重的徭役和赋税应对后金少数民族政权日益逼近的威胁，但是内部的民生枯竭之后，失去土地的农民开始沿着相反的方向解构明朝的统治基础——此时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面陈崇祯皇帝时也说道：“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注意他在此处说的亦是“流民”而非“农民”，而事后的发展也完全证明了杨嗣昌的判断是正确的。回到这里来，巴蜀地区主政的官员们应该也是处于相似的考虑不允许流民进入益州和梁州，但是当御史李苾至汉中后，“受流人货赂”,反过来称“流人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关键是西晋政府批准了该请求，“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此时整个国家行政体系的昏庸、腐烂可见一斑。

（梁州、益州两地图示）

（三）.流民与政府的对抗与博弈

永康元年（300），“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传达皇后意图之官署负责人）”，而让成都内史耿滕代替赵廞的职位，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因为西晋中央政府对赵已经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任凭氐羌人入蜀，很难不怀疑有借此自立之意图），故明升暗降，将赵调回中央，处于有效的控制之下。而面对朝廷的诏令，赵亦大致猜测到了朝廷的用意“遂谋叛，潜有刘氏割据之意”，而“特之党类皆巴西人，与廞同郡，率多勇壮，廞厚遇之，以为爪牙，故特等聚众，专为寇盗，蜀人患之”，耿滕秘密上表奏称要将剽悍的流人发回原先的聚居地，否则当前秦州和雍州的混乱危险极有可能殃及梁州和益州，“必贻圣朝西顾之忧”。却不料消息走漏，“廞闻而恶之”，决定着手实施反叛行动，先假意率领益州文武官员前去迎耿滕，耿滕率众入川来遇见赵廞的队伍，遭到赵廞的攻击，耿滕在交战中失败，一众人均被杀死，赵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意欲立足川蜀，割据一方，同时任命李特的弟弟李庠为“威寇将军”，“使断北道”，已经释放了清晰而明确的独立信号。而李庠通晓军法兵阵，将部队治理得井井有条，而赵廞此时一方面担心李庠在军队中威望过高会危及自身的统治，另一方面“恶其齐整，欲杀之而未言”，被认为是嫉贤妒能，而笔者个人的推测是如李特、李庠等均是流入川蜀的流民，好勇斗狠，颇有谋略，而“流民”这一身份加上此时兵权的进一步掌握让李庠等人拥有了更强的独立性，而在赵廞看来极有可能这是对他的不屑与轻蔑，双方开始同室操戈自然也就不足为奇——赵廞借口所谓“劝进赵廞称帝非人臣之言”将李庠及其子侄宗族三十余人尽数处死殆尽，又将李庠的尸体返还给李特，封其兄弟为督将，是为安抚之策，而李特只得暂时率军回绵竹（为今四川德阳市所辖区域），而赵廞没有料到的是，李特秘密纠集了七千余人袭击赵廞军，攻克成都，赵廞出逃，后被杀，李特遂有成都，亦有自立之意，西晋中央政府随后“以梁州刺史罗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上庸都尉义歆、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凡七千余人入蜀。”诸将皆认为李特有自立之意，应及早除之，李特对罗尚的猜忌也日益加重，后终至兵戎相见的地步。太安二年（303），李特率军在四川德阳一带与罗尚等人的军队展开激战，中罗尚诱敌深入之计，“斩特及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李特的生命宣告终结，但是在巴蜀地区对西晋的统治造成了严重的打击和削弱，也为此后成汉政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后世漫画中所绘的李特形象）

（四）.李雄开国与对成汉政权的治理

李特在蜀中起兵时，“承制，以雄为前将军”，雄即指李雄，字仲俊，为李特第三子，《晋书》中称他“身长八尺三寸，美容貌”，颇富谋略和胆气，在李特、李流相继死亡后，李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都于郫城（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原称郫县）”，罗尚派遣军队攻击李雄，被李雄击退，后战将李骧攻打犍为郡（辖今四川宜宾及周边等地，为当时蜀中较为富庶的大郡之一），断绝了罗尚的运输物资的通道，罗尚军队的士气大幅度衰减，加上李雄等人的攻势愈发猛烈，罗尚留下牙门将罗特守卫成都，自己“委城夜遁”，结果罗特可能也是出于守城无望的考虑“开门内雄”，李雄率军入城，取得了对成都的控制权，而此时蜀地因为战争的影响“蜀人流散，东下江阳（今四川省泸州市一带），南入七郡（今四川凉山、云南北部一带）”，而李雄此时为了巩固自己在巴蜀之地的统治迅速采取相应措施，使得局面得以渐渐稳定下来：

在政治上，李雄先是于永兴元年（304）称成都王，境内大赦，建元建兴，同时废除晋朝的法律法规，约法七章，大封文武，追尊父亲李特为成都景王，后又听从丞相范长生的建议称帝，改年号为太武，国号为大成（至李寿统治时改国号为汉，故后世以“成汉”相称）。

军事上，为了解除政权的一系列威胁，李雄先是派遣李国、李云等率领两万军攻打汉中，梁州刺史张殷奔于长安，汉中为李雄所得，随后汉中百姓均被迁入蜀地；南中地区饥荒和瘟疫高发，死者颇多，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也被李雄攻击，最后败亡，一部分人口被迁徙至成都；同时在梓潼郡和巴西郡爆发叛乱，部将杀李离、李国等将领归附罗尚，罗尚以此为兵再度来与李雄争夺巴蜀诸郡，双方一度陷入僵持。而后罗尚去世，巴郡陷入混乱，李骧出兵征讨将其平定，局面渐渐变得可控；随后，李骧奉命又领兵深入南方的“不毛之地”征讨当地的叛乱势力，基本解除了成汉政权目前的生存威胁。同时李雄又在平定的地区内实施大赦等宽大政策，安抚民心，注意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和发展生产，统治一度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但是很遗憾的是，这种气象亦如蜀汉当年的兴盛一样，终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

（五）.成汉政权的衰落与灭亡

一个政权的灭亡并不是毫无征兆，而是在其内部的腐烂累积到一定程度之后超出这一“生态系统”可以自我调节的最大限度后，势必会引发不可逆转的崩溃。而在灭亡之前的时间段内，衰象会愈发明显。

对于成汉政权而言，在李雄统治的后期便已经暴露出一部分问题——首先是李雄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未立自己的儿子而是立自己的侄子，即使多官反对李雄也对此无动于衷。且李雄本人虽精于实务，发展蜀中生产，但在后期也征伐过度，忽视内部的制度和人事建设，为政权的衰落已经埋下隐患。而在李雄因病去世后，成汉政权内部的政治矛盾迅速公开化，白热化——侄子李班继位，之后不过数月李雄的儿子李期就杀死李班自立，后重臣李骧的儿子李寿杀李期，改号为汉，国内政治生态继续恶化。李寿死后，儿子李势登基，但仍推行严苛的政策，而成汉的国运也已经走到了尽头。

（后世漫画中的桓温）

在成汉政权衰落的同时，偏安江南一隅的东晋政权却正在整顿军备，意图收复在西晋末年的动乱中丢失的领土。而对于立足于长江中下游的东晋政权而言，在北面的方向上尚有长江、淮河的天险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来自中原地区的战略压力，但是对于荆州和巴蜀，两者处于长江中上游地带，只要被敌对势力掌控就可以顺流而下，攻破东晋的防线——此前魏国（西晋）也是在攻灭蜀汉后在巴蜀之地训练精锐水军，最后顺长江而下灭亡了东吴政权，任何一位有战略头脑的指挥官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永和三年春二月（347），东晋名将桓温率领军队溯长江而上，穿过长江三峡的天险后入川，抵达江州（今重庆市，为川东水路要地）后桓温并没有选择在重庆登陆，而是继续沿长江而上，经由江阳（今四川省泸州市一带）到达犍为郡（宜宾一带），进入岷江，至青衣江（位于今四川省乐山市，此处为大渡河、青衣江汇入岷江之处），李势得知后派重兵前来阻击桓温的军队，但指挥官战略判断失误，认为桓温会经由犍为郡北上攻击成都，但是桓温出其不意，借小道自彭山过牧马山绕过成汉军队重兵布防的犍为郡直扑成都。成汉军反应不及，得知桓温的军队已经抵达成都，远在犍为郡的成汉军队救援不及，不战自溃，李势知道大势已去，被迫出城投降，至此成汉灭亡，历时四十三年。与前面的蜀汉相似，政权虽然短暂，亦留下无数教训，引后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