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刘备白帝城托孤于诸葛亮，历史上的评价一直非常之高，被誉为君臣相知相交的典范。陈寿在《三国志》中就评价是“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就是说这个行为是君臣之间的大公无私、彼此信任的光明正大之举，是古今少有的典范。
可在历史阴谋论的影响下，白帝城托孤也有另类的解读。一些人认为，刘备是在试探诸葛亮，一旦诸葛亮应对不当，招呼他的就将是帐后埋伏的刀斧手。当刘备说出诸葛亮可以自为成都之主时，诸葛亮反应很快很及时，马上表忠心，这才有了后来的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六出祁山，病逝于五丈原之事。
刘备是不是真的要将大位交于诸葛亮呢？在演义中刘备说的是，如果刘禅不成材，“君可自为成都之主”，而《三国志》中记载的是“君可自取”。二者的意思基本差不多，只是史书记载的表达好像更模糊一些，让人更有遐想的空间。
对于事件的解读不同，关键就在于“君可自取”中的“取”字。按照现代人的习惯，这个“取”一般理解为“取代”，那么刘备的意思就是如果刘禅不行你就可以取代他。但又有一个说法，这个“取”字应当理解为“选择”，也就是说刘备的意思是如果刘禅不行你就换别的人，刘禅还有两个弟弟，这样看也算解释的通。
不管怎样，刘备既然决定将大事托付于诸葛亮，双方之间的考察和表态都是必须的，要说试探也是可能的，但所谓的阴谋论应该是不存在，至于说那些个埋伏的刀斧手更是无稽之谈。当时的蜀汉是荆州、上庸已失，夷陵新败，精兵良将几乎损失殆尽。此时的蜀汉，外有强敌压境，内部的反对势力蠢蠢欲动，正如《出师表》中所言：“此诚危及存亡之秋也”。这个时候的刘备如果杀掉诸葛亮，崩盘是必然的。
刘备自夷陵战败后，一直驻于永安，说是无颜回成都，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防备东吴。举目望去，重臣宿将还有几人？子嗣尚幼的情况下，刘备只能是亲自坐镇永安，而以诸葛亮坐守成都辅佐太子处理政务。有人说，这个时候因为信任问题，刘备已经开始在削夺诸葛亮的权力了，例子就是对于李严的重用。实际上并非如此，李严的被重用还是出于一个派系平衡的考虑。
李严属于东州派，其代表人物还有逝去的法正和降魏的孟达。在刘备坐镇永安期间，他提升李严为都护军，将军权交予其手。而在托孤之时李严同为辅政大臣，是以诸葛亮为正主持政务，李严为副掌管兵权。之所以这样安排，还是和蜀汉政权的政治现实有关。
蜀汉政权政治上分为四个派系，分别是元老派、荆州派、东州派和本土的益州派。此时元老派基本上凋零殆尽，而荆州派则在夷陵之战中损失惨重，为了压制益州派，重用东州派的李严是必然的。以荆州派和东州派联手，是当时的政治需要。刘备集团作为外来势力，压制本土派以维护统治地位，这几乎是没有选择的。
刘备在永安待了一年多，心中愤恨之下身染重病。在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他召来了诸葛亮准备交代后事。记住当时的形势，强敌环伺，内部不稳，就在诸葛亮来永安之时蜀地还发生了叛乱。他将诸葛亮召来，必然是经过考虑的，诸葛亮能力、威望和忠诚都具备，只有他在自己死后才能够力撑危局。
再回到托孤的现场，刘备的话该怎么理解呢？他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这就是说我相信你的能力，你好好干吧。刘备以布衣起家，飘零四海，转战南北才创下了这一番基业。眼见汉室复兴有望，却不想“关羽毁败、秭归蹉跌”，大好局面付之东流，以至于到了这内忧外患的境地。此时的刘备，不仅仅是绝望，更是不甘，不甘心自己创下的基业毁于一旦，所以才有了下面的“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前面说过，对于“君可自立”的解释不同，因此才生出了托孤的阴谋论一说。但我们知晓了当时的形势，就完全可以排除这一说法。难道刘备还嫌局面不够混乱，再加一把火吗？刘备对诸葛亮是信任的，而且也知道诸葛亮的忠诚，所以才让他“自取”，意思就是你做主吧。换而言之，刘备不会是说把帝位交给诸葛亮，而是把主政权交给他，否则还兴复什么汉室。
至于刘备把兵权交给李严，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大臣的相互牵制，本来就是统治者的权术，以防备出现权臣。刘备相信诸葛亮，不等于愿意让他成为权臣，因为有时候人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后来曹睿托孤于司马懿，何其相似，可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呢？
刘备一是信任诸葛亮，再就是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才有了“自取”一说。这言语中透漏出的有信任也有无奈，而诸葛亮的表态也是恰如其分，所以才有了刘备让其子“视之如父”。之后刘备嘱咐赵云“早晚看觑吾子”，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力的制衡。赵云是元老派仅存不多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和刘备家族利益紧密捆绑的集团，这个姿态谁都会明白。
总的来说，白帝城托孤的阴谋论应该是不成立的，这是由政治现实决定的。至于刘备的肺腑之言，更多的是无奈和不甘之下的表述。试探的成份应该有，但到不了什么刀斧手的地步。此事正如陈寿认为的那样，“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君臣之间的大公无私、彼此信任，才成就了这一千古的盛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