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和战友方庆平转业回到家乡，副营职的我安置到农业局，而有关系的正营职战友方庆平则到效益好、能为职工分配住房的一家企业上班，他上班后的第三年还分到了一套房子，战友聚会时经常坐上席，斗转星移，退休他却渐渐羡慕起了我。
我是1972年12月参军到的部队，我们那支部队是工程兵部队一个正师级单位，对外称呼队，由于任务特殊，我们总队所属各大队，分布在大半个中国，各营、连，星罗棋布大在偏远山沟里。
当时，我们大队在五台山，离那个有名的景区不远，我新兵下连后被分到一个维护连当了一名战士，尽管我们连所在地方是在一个人烟极为稀少的连绵群山里，环境极为艰苦，但入伍时县武装部长曾一再告诫我们，入伍到了部队，无论在啥样的单位，都要记住：你们当兵的目的是来奉献和尽义务的，以前无数军人为咱们奉献过，现在轮到咱们为他人奉献，再苦再累都不能当熊包、给故乡丢脸……
令我意外的是，和我同时入伍的一个战士真的跑了。这名战友到了连队一看四面环山，距离最近的公社也有三十多公里，想要出一次山，靠走路几乎是不可能的……
这名战友悄悄溜出营区后，坐老百姓的牛车往火车站方向走，多亏连队集合时查人数，发现少一个，找了厕所、训练场、菜地都没见人影，班长说，坏了，这个兵有可能往火车站去了。
于是，连队派人沿着那条唯一出山的路追下去，果不其然，在距离营区十多公里的山路上堵住了这个战士……
后来，这个兵连队直接送到了营部，之后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自从出了这个事件后，连队加强了思想工作，干部骨干和思想包袱重、情绪不稳定的战士“一帮一”结成对子，同时，指导员还专门交代炊事班改善伙食，增强连队的吸引力。
后来，总队业余文化演出小分队还到我们这个山沟连队还进行巡回慰问演出，而我，也正是这1973年总队慰问演出小分队来时，一下子在连队出了名。
原来，接到总队业余演出小分队来慰问的消息后，大队、营的领导一再强调，上级是带着节目来慰问演出的，不能在演出时大眼瞪小眼只会看，各连也要尽可能多出几个节目，提升士气和凝聚力。
于是，指导员要求各班至少要出一个节目，而班长在开班会时，把这个任务讲得很明白，反复说，关键时候都不能给我掉链子……可是，他嚷了半天，8名战士竟然都默不做声，班长不一看大家都不吭声，于是，就挨个问，当问到我时，我一看没有人报名，年轻气盛的我脱口而出一句话：我出一个节目，凑个数吧！
班长一听十分高兴，你出个啥节目，我说我会武术，班长一听泄了气：武术算啥节目！咋上台表演。但看后来班里实在没有人报名，只好把我会武术的事情报了上去。
谁知指导员一听竟然十分高兴，说，李弥表演武术时，连队战士会军体拳，就来个军体拳伴舞吧，既能增加全连的活力，也能显示出军人“武”的特质。
后来，指导员和我谈了一次话，当他了解到我小时候到少林武校学过5年的事情后，露出了惊讶的表情，便当场让我来一段武术，于是，我便来了一套武术动作，他连连叫好，于是，就设计了一个“工程维护兵的舞与武”节目，排练时指导员亲自到场指导，我们排练了三天。
慰问演出时，这个节目因为我武术功底扎实、战士军体拳表演孔武有力、充满军人的阳刚之气，赢得了总队政治部带队干事的好评，从此，我会武术的这个事情很快大队和总队首长也都知道了。这次演出后，连队学武术渐渐成了习惯。
1974年春节刚过，我被调到了大队警卫排当战士，在我的影响下，警卫排也出现了练武成风的情况，之后，我当上了班长、代理排长，1976年9月，被总队正式任命为行政23级排长賆担任大队机关的武术教练。
让我意外的是，当排长不久的我，竟然被大队长的女儿竟然看上了，在政治处主任的介绍下，我与大队长的女儿结了婚，之后，我先后当副连长、连长，1986年任大队作训股股长。
在我到大队机关后，我与各营的联系多了起来，这时也就认识了三营的老乡方庆平，当时他是副营长。我当股长后，方庆平当了营长。
1989年由于压缩编制，作为副总队长女婿的我带头执行命令转业，那一年，我转业回到了老家，与此同时，方庆平也被确定为转业对象，我们一起回到了老家县城。
然而，89年的转业形势不容乐观，由于前些年地方接收转业干部数量较多，等到我们89年转业的时候，县里好一些单位，出现了转业干部占局里干部半壁江山的情况。
况且，我在老家县城没有什么关系，因此，我的转业安置只能服从安置部门的分配。
但是，回到县里后的我，听说方庆平营长在县城熟人较多，关键是他有一个妹夫还在组织部工作，于是，他的妹妹不遗余力地为哥哥安置的事情来回奔波，尽力为方庆平谋到一个好的单位。
当时，县里的水泥厂是全县纳税大户，水泥产品卖到周边城市甚至外省。水泥厂工人工资高，厂里食堂、幼儿园和服务公司十分红火，过年过节发鸡蛋、水果、大米、红枣什么的，尤其令人眼红的是，县里对水泥厂支持和扶持的力度很大，专门给厂里在旁边划出地皮，让其分批给职工盖房，据说，当时想进水泥厂的人很多，但县里规定，每进一个人都要由副县长兼厂长签字才行。
方庆平的妹妹就把水泥厂的情况介绍给了她哥哥一家，方庆平也动心了，后来，原本也有些领导才能的方庆平，在经过多轮的考核后，终于如愿以偿进了水泥厂。就在他进厂的第三年，厂里新一批住宅楼房竣工，身为水泥厂副科长的方庆平，也如愿以偿地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房子。
自从他在水泥厂当上副科长以后，找他办事的人多了，他回家吃饭的次数却越来越少，那个时候正值县里基本建设快速发展时期，水泥厂门口等着拉水泥的车从早到晚都排着长队，而水泥厂的上方天空，一直是灰蒙蒙的……
就连我们战友聚会，方庆平也总是姗姗来迟，即便如此，聚会上比较显眼的位置一直给他留着，他到后便会掀起一阵喝酒的高潮……
相比较于方庆平，身为副营职干部的我安置就要逊色多了。
当时，我们县里对转业干部的安置是按级别区别对待的，正营职由县委组织部考察安排，副营以下干部由人事局负责安置，一职之差，安置部门就不一样。
当年，县里转业回来的副营职干部总共有5名，由于安置人数比前些年少得多，因此，我们这一年的安置去向，主要集中到县里各委、局和办公室等单位。
但是，就是我们这5个人，也按任副营职的时间、任职年限、荣立一、二、三等功情况、以及是否在高原海岛受照顾地区等等因素，采用各项分值综合加权总和的方式排队，排在前面的优先在县里拟定的委、局和办公室里挑一个自己想去的单位。
由于我在部队仅立过一个三等功，副营职三年，经历平平，结果排到了最后，我只得到挑了一个当时没人愿去的农业局去上班……
农业局是县里的清水衙门，当时局里也没住房，我们一家三口回来，只得借住在县城边上一个远亲的两个房子里，每个月给人家付58元的房租，而我当时的工资仅有137元，妻子没工作，孩子还要上学。幸亏当时我还有1460多元的转业费，要不真应付不下来。
孩子慢慢长大，我不得不在房子外面搭了一个4平方的小棚子当厨房，一家三口就这样在县城生活着。
后来，市场慢慢放开，外地的水泥也进到了我们县，而我们县的水泥由于生产工艺落后、设备超负荷运转能耗高，导致成本高，销售开始走下坡路，销售科长方庆平四处奔波，销售水泥，但经常出现卖不出去货、要不回货款的情况，水泥厂每况愈下。
然而，我们家的情况却在渐渐好转，妻子在县城一家幼儿园找到了保育员的工作，而孩子也上了中学，我们家的条件也在一点点改善。
后来，事业单位涨工资，县里对各委、局、办职工的住房集中考虑，在政策优惠、个人适当承担一点、单位出一部分的大环境下，我们总算在到局里上班的第十三年购买到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结束了我们家租借房子的历史，而这时我的，也成为了局里面独挡一面的股长。
1996年，县水泥厂彻底倒闭，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方庆平不得不到处找活，但此时的他在年龄上不占优势，工作也不好找，他只得在一家装饰装修公司当一名管理人员。
2014年我从正科级岗位退休，退休这十年来，退休金有过几次调整，如今退休金每月6870多元。一次战友聚会时，方庆平自己说，他每个月领取社保金才3680多元。他对现在我，多少有一分的羡慕。
人生里的许多沟沟坎坎，走在后面的人，也许在经过一个弯道后会落到前面。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心平气和，淡泊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