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一百四十讲

第三册 元、明时期的书法批评

第二章 清朝中期的书法批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乃是清王朝由稳定局势迈向全面繁荣的阶段。在此期间，论书之人众多。本章依照先后顺序，从中选取较具代表性的几家予以介绍。其中，有对北碑予以关注的陈奕禧、何焯，有锐意创新的金农、郑板桥，有追求文人雅士的王文治、梁同书、于令满，还有主张以学问为根本的翁方纲。其间部分理论家的观点较为相近，便合并为一节。

第一节 陈奕禧、何焯对北碑之美的欣赏

陈奕禧公元（1648 - 1709）年，字六谦，又字子文，号香泉、蓟麦，乃浙江海宁人士。

其工于诗且善书法。王士桢称：门人陈奕禧，号香泉，诗歌、书法于当时声名卓著。其书法专习晋人，对秦、汉、唐、宋以来文字，收藏丰富，皆为题跋辨证，堪比米元章、黄伯思之辈。

由王士桢之介绍可知，陈奕禧的书法实践依循既有传统，以晋人为追求目标，其《绿阴亭集》于帖派书风亦有所创新，且对书法本质有较深认知。他言：“夫书理应神明变化，超于绳尺之外，然脱离绳尺，又怎能合法？”又道：书学甚为广大！通乎天人，方能成事。自一画起始，至繁复变化，无所不有，无所不收，浅尝者难以达至。

陈奕禧《绿阴亭集》中论及书法之言论，多数关乎帖派，然而其中几则有关北朝书迹的论述却更具历史价值。依凭这些理论，可说陈奕禧乃最早对北库书法之美展开深入探究之人。

对于北朝书法，北宋欧阳修《集古录》率先有所触及。欧阳修之后，黄伯思对北朝碑刻书法予以定性，其言：“后魏、北齐之人的书法，洛阳故城多有遗留刻石，虽较近古，然终未脱毡裘之气。文物自永嘉而来，由北向南，故而精妙书法皆在江左。” 自黄伯思将北碑定格为“毡表气”之后，直至清朝，此间几乎无人关注。

陈奕禧一心钻研古代书法，对古帖无不临摹，包括其所见到的北朝碑刻。也正因这般精勤的艺术实践，使他觉察到学习南帖存在局限性。他说道：

王氏一门，皆擅书法，源于所习深厚。江东风气影响众人，至今操持翰墨者众多，但笔墨间缺少北朝古法。乌衣子弟本自富有涵养，后学效仿，未曾广泛采撷且综合罢了。

陈奕禧并非指责东晋王氏书法，而是言后学仅从刻帖中学习王氏书法具有极大局限。他在对比刻帖与原作时表示：

石刻精致，真迹苍茫，笔锋与刀痕有别。学石刻，即便宋拓也难以达至苍茫之韵。可贵在于心领神会名制，留意古翰，再观旧锈，方为至上，乃至能苍茫，近乎精妙！

这里所提及的石刻，诸如《王献之玉版十三行》之类。陈奕禧通过对刻帖与真迹的比较，洞察到二者的差异，前者显精致，后者呈苍茫。意味着真迹留存着彼时挥运时的风致与气息，且在用墨上存在变化，这是刻帖难以展现的艺术效果。也正因为“王、谢过江，淘汰古体，存诸意条，精蕴不露，学者希见真迹，从镌版展摹，钩者未必知书，锈者又未必精，而精殖泯矣。据以为楷则尽此，或未得当也。至并斥王法为好怪，吾不知六朝诸体，如登善所收，又宜何等置之耶！王右军过江，见《华山》《受禅》等碑，始悔学卫夫人。

会稽尚有悔，况其后焉者乎！”对于王羲之过江学习《华山》《受禅》之事，应属讹传，然而陈奕禧从这个故事中领悟到要超越传世刻帖，从根源处探寻东晋书脉，显然极具历史眼光。他还指明，王羲之等人虽“淘汰古体”，但“存诸意条”，所以后学若仅从传世的王氏刻帖中研习书法，必然会如王羲之后悔学卫夫人那般。其《论风动碑》称：

北方铭石之体，奇异无尽，渡江诸公，将其清洗追尽。右军见梁鹊《受禅》、张昶《华岳》等作，始悔学卫夫人徒费光阴，则书之古法本妙，不可删削。江南地处偏远，未传其典范。如今仅取晋人书法学习，却不知转而蕴含多少古意，说其不学也行，何况鄙视“二王”为怪，又舍弃而学后来者呢！

陈奕禧指出东晋书法或多或少蕴含古意，后世学者不明此理，又将其贬低。他认为王羲之改变钟书之法，从而与中原书风分道扬镳，其《题宜示帖》道：《宣示》较原本字大，右军所临也，用笔转折之处，稍有角节，此王之钟书也。”这里已初步触及南北书派的问题。他本人对中原古法极为钦佩，尤其对魏碑心驰神往，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张（芝）、索（靖）之书，初观之似无趣，及其习久，便如大奠，真得上古至味。书不从此出，终觉单弱无本，然而世尚鲜采，嗜之盖寡矣。

崔浩之为国书也，皆自书刻石，当时被毁，即拓者不可得见。惟《吊殿比千文》传为浩书，今犹存卫辉府城外比干墓上。字体奇怪，他碑所无，似楷似隶，因以见当时笔法之递变。多是古法，赖广见间。乃顾亭林翻谓“纸缪莫有甚于此者”，书生不深究，以识难字为厌，亦可发温索也。

《李仲旋修孔子庙碑》，不知何人书，又别见意趣，因以知当时家数不同。“二王”既为唐人所宗，吾知其亦有不尽然者，欧、虞、褚、薛笔意岂首出于“二王”哉？观此，《道因碑》发迹所自，了然无间。再推至柳诚悬、颜平原，悉能别作参悟，然亦未尝有悖于会稽。议者唐人以书判取士，所作类皆端重，无晋贤韵致。不识其从来甚远，含蕾甚广，乃辄效管窥，千秋具眼，安可模糊一概，使古来苦心抱屈在香中也。

《张猛龙碑》，亦不知书、撰人名，其构造耸拔，具是奇才，承古振今，非此无以开示来学，用笔必知源流所出，如安平新出《崔教啤》，与此相似。吾观赵吴兴能遍学群籍而不厌者，董华亭虽心知而力不副，且专以求媚。谁为号呼悲叹，使斯道刷续不绝，古人一条真血路。乃是不开，他日榛芜，尽归溪灭，典型沦坠，精灵奇然，后生聋瞽，鬼能不再为夜台耶？顾亭林以崔浩及此二碑多奇字，不纯，率有议论，仆故为发明也。

陈奕禧觉得在“二王”之外存在另一条书法发展路径，即北碑。唐人欧、虎、褚、薛、颜、柳等书法家并非全然承袭“二王”笔意，而是汲取了北碑笔法。到赵孟類、董其昌时，专门崇尚“姿娟”，致使北碑一派渐趋沉寂，少为人知。

他认定上溯碑派古法乃是“古人一条真血路”，并将揭示这一千年不传之秘当作自身职责。陈奕禧对《张猛龙碑》《崔敬邕碑》等北朝碑版高度赞誉，认为其“构造耸拔，具是奇才，承古振今”，这表明他已然突破了元、明以来的“帖派”风尚，把北朝书法视作一个关键源头。此议题经阮元等人拓展，于清朝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从陈奕禧对北碑的关注至阮元的《北碑南帖论》，期间历经整整一个世纪，故而我们把陈奕禧视作清代崇碑派的先驱。（全文共计：2533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11月26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