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一百四十四讲
第三册 元、明时期的书法批评
第二章 清朝中期的书法批评
第三节 王文治、梁同书的书法观
在书法领域，王文治和梁同书既不像金农、郑板桥那般激进，也有别于那些依从官方意志的书法家。他们对当时的馆阁书风以及考据家的书法观念予以反对，坚守文人书法的传统，于乾隆时期极具代表性。
一、王文治的书法观
王文治公元（1730 - 1802）年，字禹卿，号梦楼，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探花。他是此时期未受考据学风影响的文人书法家，对考据派过度注重细节却忽视精神的倾向加以批评。其论书言论见于《快雨堂题跋》。王文治一生敬慕董其昌，主张以“品韵”为重，而非拘泥于细枝末节的差异。
他曾言：
董文敏曾说书家的品韵，一眼便能知晓，我对此言论极为敬服。所谓真正的鉴别，无需借助史书杂录的考据，也不依靠纸绢印章的佐证，专门追求品韵，自能在言语之外有所得。而那些考证之家，费心劳力，在僻书秘记、纸色墨色之间辨析，最终的结果未尝不合，有时甚至更优，我秉持此论已久。
这是王文治针对当时学者以考证取代艺术品鉴所发表的议论。他认为欣赏古代书法作品应首先关注其韵味，而非纸张年代、印章真伪以及点画出处。由于考据之风盛行，一些学者对前人书作进行多学科的剖析，比如作品中的某字是否符合六书，某一作品的不同版本存在何种差异等等，这本是有价值的研究工作，但考据家往往以此自傲，忽略对作品“风神”“意韵”的把握，所以王文治重新提及董其昌的“品韵”论。
他还表示：
书家的品韵，一眼便能看出，鉴别古人书法，应当从精神层面去探究，形似的层面，已处于次要地位。若一味考证年月、事迹，相互争执，就离得更远了。
我曾说考古之事，开创者艰难，而后继者往往更优。就如同武将在前线浴血奋战，而文官却在后方以文墨议论，足以让英雄气短。因此考据之学盛行，天下便无真正的学者，不单鉴定书画是如此。世间若有具备正法眼藏、领会古人之心意的人，应当不会认为我的观点有误。
他反对考证之家的繁琐弊端，并列举当时对《兰亭》的考辨情况说：听声者在纸色墨色，以及未损已损、点画连断之间考证《定武》，然而《定武》的真面目始终未见。真鉴者在神明气韵之中审视玩味，所以哪怕是宋刻，也能与右军血脉暗中相通，何必谈论《定武》呢！听声与真鉴，天差地别，不是可以用算数衡量的。
王文治觉得书法需领悟其内在精神，他把对书法的这种领悟类比作参禅，并表示：诗有诗禅，画有画禅，书有书禅。世间所有的工巧技艺，若未与禅相通，都非上乘。禅宗的方式是不落窠臼，反对墨守成规，注重神通。这一点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及艺术产生了极大影响。
北宋的黄庭坚非常看重禅宗的妙谛和书理的关系，明朝的董其昌也从禅宗思想中获取机趣。王文治进一步拓展禅宗旨趣，他在《快雨堂题跋·跋清芬阁米帖》里讲：
王文治曾用禅来喻书，称右军为如来禅，唐人是菩萨禅，宋人乃宗家禅，米公难道不是宗家禅里的六祖吗？不能呵祖骂佛，就不能称之为禅；不能超越唐人、胜过晋人，就不能称之为书。米公从右军处获得骨与髓，然而面目毫无相似之处，想要完全摆脱右军的习气，才算是善于学习右军。这个道理在我们儒家也存在，即所谓的反经合道。
他将王羲之作视为书法正宗，象征着书法的至高境界。他对唐、宋书法亦有对应的定位，觉得：唐人如同依规而修的菩萨禅，意味着唐人继承了晋人的衣钵，法度严谨，后人能够借此入门，不过因其重在传承，自身创新不多，所以无法达到书法的最高境界；宋人犹如“直指本心，见性成佛”的顿悟禅法，获取法外的独特见解，具有自我特色，往往能够超越前人，具有晋人的潇洒精神。
王文治更是把宋人中的米芾比作宗家禅的代表人物慧能，认为米芾脱离王羲之书法的形貌，却获取其神髓，是真正善于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家。
王文治推崇的是“师其迹”式的师承，并用儒家“反经合道”来证明这种方法的合理性。这种观念和元、明时期的正统派观点大不相同，也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董其昌对宋人书法的认识，董氏觉得宋人有依自己之意的偏颇，这些在王文治的认知中已不再是问题。
王文治还以自身的学书经历阐述其认识的转变，他讲：我年少时喜欢临摹晋、唐人的书法，不敢稍稍涉及宋派。年过四十，才知晓宋人深深获取了晋、唐的神韵，学习晋、唐书法的人，应当从宋人的真迹中探寻路径，然而当时不能加以证实。又过了十年，笔端才暂时有所呼应，大概若非对晋、唐书法有深刻的理解，就无法窥探到宋人的精妙，这就如同不了解如来禅，就无法深入祖师禅一样。已然深入祖师禅，才能真正见识如来禅。
这是一个相互印证的过程。要明白宋人书法的妙处，必须对晋、唐人书法进行深入研究才能知晓，因为晋、唐书法是宋人的源头所在，知晓其源头，才能看清宋人取舍的用意。反过来说，知晓宋人的精髓，才能真正理解晋人的精神。他认为宋人“深得晋、唐神韵”，意思是宋人在精神风貌上把晋、唐串联了起来，所以要学习晋、唐书法，需要从宋人的真迹中探寻。
王文治对元代书法亦予以肯定，其言：
元代书法别具一格，唐之宏伟、宋之险峻皆被涤除，于中和恬适之韵独具妙处。
对于明朝书法家，王文治最为推崇董其昌，其称：“董香光虽生于明朝末年，但其书法直追‘二王’，可与颜鲁公比肩，令米南宫逊位，元以前自不必说。其精妙之处全然在于天真，故而率性落笔更为绝妙。” 依上述观点，王文治的审美趣味以晋人之蕴藉为上，同时对唐人之宏伟、宋人之险峻、元人之中和恬适皆予以认同，不过于强分优劣，此乃一种进步。（全文共计：2221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12月24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