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一百四十六讲
第三册 元、明时期的书法批评
第二章 清朝中期的书法批评
第四节 翁方纲以考据为本的书法观念
翁方纲，公元（1733 - 1818）年，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乃直隶（今属北京市）人士。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出身，官至内阁学士。翁氏能作诗赋文，精于考订，著有《两汉金石记》《汉石经残字考》《苏米斋兰亭考》《复初斋文集、诗集》《石洲诗话》等作品。翁氏在当时亦以书法闻名，师承欧、虞，谨遵法度，与刘墉、成亲王永理、铁保齐名，时称“翁刘成铁”。今有崔尔平将其论书言论集为《复初斋书论集萃》，并载于崔尔平选编、点校的《明清书法论文选》。
翁方纲与梁同书、王文治同期，然而书学旨趣却截然相反。翁氏始终以考据之学作为研究书法的根本。其论述虽说于书法批评的主旨关联不大，但也体现了历史上一种独特的倾向。
考据之学在乾嘉时期极为昌盛，翁方纲正逢其时，且是其中颇有成就的学者。其论书反对空谈神理，倡导“明渊源”“重规矩”。他曾言：
宋、元往后，书家大多不知钻研考证之学，即便如赵孟頫临写《兰亭》，对于“崇”字山旁的点、“带”字顶的四直为何如此，都全然不知。至于董其昌、邢侗直接将吴江村（吴廷，字用卿）所藏《乐毅论》视为梁本，这是不求实学而专攻虚机，由来已久。董其昌天资笔力实际上超越古代大家，所以能够卓然成家，倘若后人没有他的骨力却效仿其虚机，将禅意倡导当作笔髓，渐渐地甚至可以不讲古帖，肆意发挥笔锋了。
如今之士，经学日益昌盛，都知晓考证训诂，不被空言所束缚。在此精心论述书道，就必定应当向上追溯篆隶，阐释演绎晋唐以来诸家的体格流派，不能以虚言神理而忘却结构的规范，不能以高谈神肖而忽略临摹的规矩。而且楷书承自隶书之变，自然是从方整来确定其规程，不能轻易说圆美而开启草率随意的端倪。这实则关系到士君子立身处世的正道，意义重大，岂是仅仅为了书道而已！
就这段话而言，翁氏着重突出的是文字的起源，结构的准则，学习前人应当以“法则”“形似”为重点，最终归结于君子为人处世的严谨作风。翁方纲批评王铎书法便是依据此种标准：
王觉斯在书法方面专凭自身想法，却不了解古代的法则。要知道，真书、行书、草书，其道理相通且格式必须兼通，从来没有不精通楷书却能创作行书、草书的人，也没有不广泛涉猎行书、草书却能专攻楷书的人。像王觉斯的楷书，有时能与董文敏一争高下，然而其率性运笔，则相差甚远。
在提倡考证来源的同时，翁方纲提出“质厚为本”的观点。他表示：
书法应当以质厚为根本，自米芾、董其昌之后，趋向行书草书的人大多不注重楷书法则，于是将楷书视作应酬的束缚之事，必定以修饰匀净为功夫，而行书草书则日益放纵不羁。
“质厚为本”是宋朝黄庭坚提出的，黄庭坚的“质厚”说主要强调人品的朴实淳厚。翁方纲的“质厚”则主要指字体的庄重，法度的严谨，运笔的不苟，所以他对唐楷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众多论书的言论中，翁方纲集中探讨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名家的楷书作品，其《欧虞褚论》《欧颜柳论》对唐楷诸位大家的渊源、性质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尤其推崇欧阳询，认为“欧阳询独树一帜，是为唐楷之正”。
对于欧阳询的楷书作品，翁方纲又格外推崇《化度寺》，认为此碑在《醴泉铭》之上，反复进行论证，不厌其烦。
翁方纲也不赞同将碑帖的考订品鉴提升到佐证经史的高度，他说：
有人说：“您所说的考订要符合义理，而所依据的书籍，与文势兼具，这三点确实足以涵盖考订之学了。只有一件事不能以此为例，那就是考订法帖。难道考订法帖的人，一定都以书法为主吗？”
他回答：考订金石还是我之前所说的考史的例子。如果考订法帖，就专门以书法为主。为什么呢？法帖书画，只是技艺罢了。虽说技艺，也必定根植于道。然而没有谈论技艺却转而以技艺为说辞的。所以凡是考订法帖，广泛参考印证于经史的，这是谈论技艺的根本。那些不甘心谈论技艺，却一定要假借考订经史来出名的，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
曾经见到陕西有一块修缮某城的碑，字极其丑陋拙劣，但其事足以证明历史，像这样的情况，不以书法来评价是可以的。至于从篆书变为隶书，隶书变为楷书以来，历朝历代各家的原委也必须加以研究，以确定学术的清浊，趋向的正邪，这难道不是符合义理吗？
近来研究碑帖的人，不明白技艺与道相通，嫌弃其涉及仅仅是鉴赏，像是游客的作为，所以对于碑帖首先要求其与史传是否相符。又往往必定推崇石刻来贬低史传，他们的意图未尝不好，然而实际上却是想要避开论书的名声，说大话来欺骗人罢了。
翁方纲觉得考证法帖应以书法为核心，不可将艺事提升至经史层面，否则会丧失原本的特质，显得毫无头绪，大话欺人。他也指出考证法帖需参照经史，以探寻言艺的根本。当时社会中有人把碑帖视作历史资料，开展证经订史的学问研究，比翁氏走得更远，翁方纲的上述观点正是因此而提出。
翁方纲一方面抵制宋、元以来书法研究中的虚言神理，批判不讲法则源流的现象；另一方面又不赞同将法帖考订视作纯粹的史学。从他这一观点来看，并非不持中务实，翁氏明显倾向于将法帖视为一门学问，致力于字的渊源、版本的优劣等方面的考校，对于法帖的艺术性却兴致缺缺。
以学问取代艺术，这是翁方纲为代表的考据派在指出前人过失的同时，也让自身陷入困境。包世臣《艺舟双楫》记载了一则故事，生动形象地对翁方纲做了总结，其文如下：
乾、嘉年间，京城论书推崇刘诸城（刘墉）、翁宛平（翁方纲）两家。戈仙舟学士是翁宛平的女婿且是诸城的门人，他曾拿着诸城的书法去请教宛平，宛平说：‘问你老师哪一笔是古人！’学士将此告知诸城，诸城说：‘我自成我书耳。问你翁家哪一笔是自己！’宛平的书法不过是工匠的精细之作罢了。
翁方纲考证法帖的功力究竟怎样，民国时期的刘咸炘《弄翰余沈》称：“翁覃溪专宗《化度》，以浑厚论欧。最近敦煌石室旧拓《化度》出现，其字体依旧方棱，翁氏平生论书的主旨，几乎全然被推翻。覃溪强以欧、褚源于王，本就存在见解的偏颇、论证的失误，也是由于错执《化度》残本所致。”
我们能够说，翁方纲的书法批评是乾隆、嘉庆时期考据学风气下的产物。他的理论如同考据学一般，方法不存在问题，但仅有方法，缺失灵魂，这是必须正视的实情。（全文共计：2525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12月24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