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山西运城黑帮当街搞“阅兵”,拿枪威胁警察:打断你的腿

审时度势历史说 2024-05-22 20:32:16

上世纪90年代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某位“社会大哥”将他的手下全部召集起来,足有千余人之多,他们身穿统一的“制服”,放着《义勇军进行曲》,大摇大摆地沿街前行。

接到群众报案,有不少警察闻讯赶来,他们却不敢制止,因为歹徒手里握着上百把枪,装备之精良,竟压过警方一头。

社会大哥本人更是手持一把制式手枪,在众多小弟的簇拥下张牙舞爪。看到有警察胆敢多瞥他一眼,他就直接用枪指着对方,扬言要打断对方的腿。

“这座城市里被我打伤打残的人多了去了,不怕多你一个!”

这不是在拍电影,也不是以枪支犯罪而著称的美国街头,而是1991年的山西运城。谁能想象,那个年代,一个社会底层的渣子,竟然能扰乱一座城市的秩序?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运城出了个名叫张永强的混混,他虽然一早就声名狼藉,街坊邻居避之不及,可认识他的人,谁也没料到他日后竟然会有如此之高的“成就”。

每一位长辈都望子成龙,希望孩子能有出息,光宗耀祖。甚至有不少老一辈的人对后辈倾注了过多的期待和宠爱,心态都变得有些让人难以理解。

笔者曾亲耳听长辈说过,多生几个孩子,自己的后半辈子就多一分保障,那心态像极了买彩票,似乎买的越多,中大奖的概率就会越大。

然而殊不知,所谓“子不教父之过”,许多父母有能力生没能力教养,却竭尽全力地溺爱孩子,反而因此让孩子的人生沦为悲剧,更是给社会造成灾难。

张永强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典型的家庭中:父母都是农民,本身大字都不认识几个,笃信“知识改变命运”的真理,咬紧牙关把孩子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张永强的父母几乎从未给孩子灌输过任何为人处世的道理,导致张永强进入校园,跟身边的同学一比较,一股“身出寒门”的自卑感油然而生,把他孱弱的三观击得粉碎。

他每天都被这种自卑感压得抬不起头,哪儿还有心思读书?为逞能充面子,他不惜四处偷窃,跟别人干架,中学还没读完就已经成了当地警察局的“常客”,坐牢跟回家一般稀松平常。

看到儿子沦落到这种地步,老两口也只能干着急,没辙——他们压根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

万般无奈之下,张永强的父亲找遍了关系,求爷爷告奶奶,总算给儿子找了份工作,在当地传染病医院的锅炉房里当工人。虽然这份工作不怎么起眼,好在也算是事业单位,收入稳定,活儿也不算累,吃穿不愁。

怎料事与愿违,突然有了一笔收入后,张永强邪门地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为了展示自己的“阔气”,他几乎每天都要组织饭局并且抢着买单。当然,以他微薄的工资是无法支撑这样的生活的,但他很快就想了个办法。

每到深夜,张永强就伪装成护工,出入住院病房,搜刮熟睡的病患的财物。一开始,他尚且做贼心虚,听到风吹草动就赶紧夺门而逃,哪知得手几次后,他的胆子就大了起来,甚至“贼不走空”,在惊动病人后,明目张胆地抱着对方的行李跑路。

值得注意的是,监控录像是从1995年开始在逐渐在我国普及的,在此之前,人们丢了东西,十有七八得自认倒霉,再加上住院患者通常也不会带太多钱财在身上,只要人没有受到伤害,大多数情况下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因此,时间一长,即便同事们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张永强平日里所做的龌龊事,后者也基本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这让张永强误以为这天底下当真没有王法,其野心也愈发膨胀,小偷小摸竟已然无法使其满足。

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社会而言,“犯罪没有成本”是有多么可怕——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有人稍有叵测之心便敢于铤而走险,社会怎能不乱?

出于种种原因,那个年代我国的法治建设前路漫漫。讽刺的是,张永强居然坚信逍遥法外得益于自己出众的“犯罪才华”,日益奢靡的物质生活也让其经济状况愈发糟糕,他便做了个决定:招兵买马,做一番“大事业”。

张永强的“创业之路”比预想中要顺利得多:某次参与打架斗殴时,他发现有两个人跟自己很像,下手特狠,如亡命之徒。这二人名叫李平、曲红革,过去的经历与张永强如出一辙。

不仅如此,李、曲二人对现实生活一早便牢骚满腹,他们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摸爬滚打,饱一顿饿两顿,却自认“怀才不遇”,埋怨社会残酷无情。因此,三人一拍即合,甚至有模有样地搞了一番“桃园三结义”,彼此以兄弟相称。

这样一来,张永强就拥有了他的核心团伙。

1988年,三人正式拉起大旗,自称“狼帮”,在运城市内招兵买马,一时间有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前来投靠。他把市传染病医院锅炉房作为“大本营”,医院因而受到牵连,变得乌烟瘴气。

有了自己的势力,张永强开始明目张胆地向病患收取“保护费”。他经常带着手下喽啰四处闲逛,看到好东西就抢,好看的姑娘直接强行带走。没多久,不仅医院变得门可罗雀,连附近的商户也纷纷逃离。

随后,张永强将黑手伸向市里比较上档次的消费场所,如酒店、歌厅、招待所等等。他所用的手段还非常“巧妙”:安排年轻姑娘敲门,房客一开门便投怀送抱,不等后者反应过来,喽啰们便一拥而上,指责其“耍流氓”。

要知道,“流氓罪”在当时算得上是重罪,严重者甚至要被枪毙,受害者因此宁愿破财免灾。而张永强开口便动辄三五千,那个年代,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小几百块,这样一来,一年的辛苦工作基本就打了水漂。

曾有一位非常有钱的李姓商人,从广州北上谈生意,怎料竟杳无音讯。朋友多方打听,才发现他被张永强的手下控制了。后者名气上为李老板提供“保镖服务”,实则将其软禁,逼迫他结清“服务费”。最后,李老板被逼得没辙,只能交1万元“赎身”。

靠着这些肮脏手段,张永强的势力迅速扩张,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令他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

原来,运城的“黑产”地带早就有人先入为主,当时有位江湖人称“王四”的“社会大哥”,在运城只手遮天。眼看狼帮迅速崛起,大有取而代之的势头,王四当即找到狼帮约架。

张永强有些慌,要知道王四不但手下众多,手里更是有“家伙”,靠拳头根本打不过。然而倘若他不应战,狼帮便“颜面”尽失,日后就不能继续在道上混了。进退两难时,他想到一个歪主意,欣然同意与王四的帮派“决战”。

当天,王四聚齐人马,带够武器,气势汹汹地杀向约定地点,哪知等在那里的竟然是警察——王四连同他的心腹一并被逮捕,其帮派也树倒猢狲散,很快便销声匿迹。

这段小插曲令张永强患上了“火力不足恐惧症”,此后的他疯狂囤积武器。

在狼帮被捣毁后,根据资料,警方从起老巢中缴获各式枪支多达百余把,其中包括2把解放军制式半自动步枪、一把微冲、5把仿制式连发手枪;此外还有20多颗手榴弹、十几公斤炸药——如此装备水平竟超过了运城警方,这也难怪张永强有底气在警察的眼皮底下搞“黑帮阅兵”。

很快,运城周边有实力的帮派要么被狼帮生生打散,要么被迫归顺,他在运城也是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各大经营场所都要定期向其缴纳“保护费”。

对此,张永强仍不满意,曾放话称要带领狼帮打服整个北方,成为北方的“土皇帝”。此时他的野心已膨胀到了扭曲的地步,不但要让平民百姓怕他,让其他帮派不敢染指他的“生意”,甚至还想让政府和执法部门向他的淫威屈服。

1991年发生的一件事,足见他有多么丧心病狂。

当年4月16日,张永强在赌桌上输了几千元,心情十分糟糕。在回老巢途中偶遇传染病院制药厂负责人关建刚,当即向他索要5000元。关建刚自然不愿当冤大头,被一众喽啰当街暴打。

关建刚被打得遍体鳞伤,却找准机会逃走。张永强大怒,拎着菜刀直接杀到对方家门外。眼看警方赶到,张反而更加来劲,指桑骂槐地大喊“你有几个脑袋让我砍”,并且威胁关建刚,如果不老老实实交钱,明天他全家的脑袋都得搬家!

隔天他又带人去医院耍威风,开枪扫射医院传达室的玻璃窗。结果令张永强非常满意:现场的警察根本不敢管,而关建刚被逼无奈,连夜逃回老家。

1991年前后,张永强的势力膨胀到了顶点,狼帮成员数突破千人。他不但在当年举办了一场炫耀武力的“阅兵”,让所有成员身穿统一着装,手持枪支和砍刀,用喇叭放着国歌,一路“高歌猛进”。

此外,他还大搞“内部改革”,效仿电影中的香港帮派,在团伙中设立等级制度,甚至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他所奉行的宗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帮派内有一人受到欺负,狼帮便全员出动,哪怕对方是平民百姓也不放过。

可以说,张永强几乎凭一人之力便让整座城市变得人心惶惶,民生凋敝,各行各业都备受侵扰,几近荒芜。对此,没有人敢反抗,毕竟警察被指着鼻子威胁都不敢做出反应,老百姓又能做什么呢?

恐怕他的父母和看着他长大的街坊邻居怎么也想不到,当初那个不爱学习,总是惹是生非的坏孩子,如今竟然能如此“有出息”,达到如此惊人的“高度”。

好在善恶有报,尤其在中国的土地上,自古以来邪不压正,就当张永强踌躇满志,准备带领团伙继续“开疆拓土”时,报应来了。

狼帮当街大搞“阅兵”时,有人将不法分子,尤其是张永强手持一把54式手枪,指着警察耀武扬威的嚣张模样偷偷录了下来。这份影像资料随后便出现在了上级部门领导的办公桌上。领导既诧异又愤怒,气得拍了桌子。

1991年4月23日,山西省、运城市各级相关部门协同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斩首行动”。在国家“铁拳”之下,这些混混可谓原形毕露:偌大一个团伙,80多名骨干成员被捕,手里的百十条枪愣是一枪都不敢开。

最终,张永强连同他的6名骨干被处以死刑,运城市总算拨云见日,恢复了久违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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