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镜的官运在康熙朝和雍正朝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康熙二十二年，他从正八品的县丞开始踏入仕途，在这之后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到康熙皇帝去世，他才晋升为从四品的内阁侍读学士，始终都是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权力的中层京城官员。
雍正即位后，田文镜的仕途就像坐了火箭似的飞速上升。雍正元年，他被任命为代理山西布政使；到了次年，他调到河南担任布政使，接着又晋升为巡抚；雍正五年，他升任河南总督，还被加授兵部尚书衔；雍正六年，他担任河南、山东总督，一并管辖山东；雍正七年，他被加封为太子太保；雍正八年，他兼任北河总督，并且被抬入汉军正黄旗，可谓是荣耀至极。
雍正对田文镜开启夸赞模式，说他在河南主政后，把河工堤岸整饬得很好，让河汛安稳。当地年成好，粮食丰收，他自身谨慎守法，政绩能带动下属，地方安宁平静，而且每件事都秉持公正，廉洁自律，拒绝私交，称他是巡抚中的第一；还讲“自从到了河南，他忠诚为国，公正清廉，河南省内官吏畏惧，百姓拥戴，那里称得上是乐土，当地吏治和民风之好，实在是各省中第一”，甚至认为让他管理一个省是屈才了，如果各省督抚都像他和鄂尔泰一样，天下早就大治了。
就算田文镜陷入政治困境或者存在行政过错，雍正都尽力给他庇护。在和直隶总督李绂的督抚互相参劾的案子里，雍正心里清楚田文镜有监察不力的罪过，可还是帮他摆脱责任，还给了他荔枝、丰阳作为鼓励；田文镜上报的垦田数目被怀疑有假，雍正却选择相信他；田文镜没有上报水灾导致百姓受苦，雍正也想方设法为他解释，说他年纪大身体差被手下的人欺骗了。田文镜死后，雍正给他赐了端肃的谥号，把他葬在泰陵旁边，让河南省城设立专门的祠堂来祭祀他，还让他进入河南贤良祠，对他的恩宠到了极点。
雍正对田文镜这般宠信，是有不少原因的。
忠诚乃是最为关键的一点。田文镜对雍正那是死心塌地的忠诚，在奏折中屡屡表明自己的忠心，比如说“臣的眼里只知道有皇上，臣的心中也仅仅知道有皇上”。在工作时，甭管改革有多棘手，像士民一体当差、清查亏空、摊丁入亩等新政策，他全都奋勇当先，毫不讲情面，也不怕去得罪人。他还顺着雍正开垦荒山、上报祥瑞的做法，甚至隐瞒灾情不上报，就为了让雍正顺心，简直就像是个只知道执行指令的政治工具。
田文镜算得上是个能臣。他在康熙朝的时候，积累了二十多年的地方行政经验。到了雍正朝，就靠着这些经验，在河南、山东把新政推行得相当不错，使得河南成为了各省的榜样，也为雍正的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表明了不是新政不好，而是其他人执行得不行。
田文镜是监生出身，没有科举方面的人脉，在康熙朝难以掌握实权。雍正即位后对他大力提拔，他就此成为雍正的“臣党”。在推行那些容易得罪人的改革时，他毫不徇私，弹劾那些工作不力的下属，彻底杜绝了结党营私的可能，因此遭到众人怨恨。不过他紧紧抱住雍正这棵大树，因为他很清楚雍正是自己最大的政治资本，而且他自己61岁才得到赏识，又身患疾病且没有子嗣，没什么可顾虑的，所以敢于做个孤臣，也正是这种孤臣特性使他崭露头角。
廉洁相当重要。田文镜在河南当官的时候，不贪图钱财，土特产啊、陋规节礼啥的，一概都不接受。这样一来，他的政敌很难拿贪污的名头去弹劾他，雍正也方便为他进行开脱。
就政治形势来讲，康熙晚年施行宽仁之政却无所作为，导致诸多弊端出现，雍正想要进行严厉猛烈的改革，然而官员们大多对此有所抵触。田文镜这人既忠诚又能干，还是个孤立无援的臣子，正符合雍正的需要，成为了改革的得力助手。并且，田文镜行事果断、严厉的作风和雍正很相似，他俩合得来。
田文镜乃是雍正所树立的一个典型。身为模范的督抚，他如同新政的旗帜一般，雍正通过对他的维护，来呼吁官员们进行革新，以此巩固改革的成效，他们二者的利益相互关联，可谓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然而雍正去世后，乾隆对待田文镜的态度大不相同。乾隆屡次指责他虚报开垦田地的数量，致使百姓的赋税负担加重；执政过于严苛，对属下百般搜求、对百姓进行剥削，隐瞒水灾不报，使得百姓四处流浪。乾隆五年，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请求将田文镜从河南贤良祠中撤出，乾隆虽然因为雍正过去的命令没有答应，但心里却觉得他不配待在贤良祠。
这变化一方面是田文镜做事确实存在问题，存在虚报、隐瞒灾情的情况，雍正对其加以袒护，而乾隆则不会徇私。另一方面，乾隆将雍正严厉猛烈的施政方针改为宽严相济，他对田文镜施政过于严苛表示反感。田文镜急功近利，要求限期完成任务，下属稍有迟缓便会受到惩处，他还厌恶科举出身的官员，随意对他们进行弹劾罢免，这使得下属为了完成任务而弄虚作假、将负担转嫁给百姓，结果让百姓反而受苦，违背了改革的初衷。虽说其出发点也许是好的，但这种行政风格却酿成了不良后果，致使他在当时备受争议，而对他的评价也体现出了世人对雍正改革的看法。
田文镜的一生荣辱和两个朝代的政治密切相关，他在雍正朝时的辉煌以及在乾隆朝时的落寞，都是由于时代的需求和他的为政风格相互冲突所导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