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近日报道，美国肯塔基州一名36岁患者Hoover被宣告脑死亡后，在器官捐赠手术中苏醒，痛哭。

据悉，2021年10月，Hoover因为服药过量被宣布脑死亡。他被送进移植手术室前，就有护士发现他还活着，她马上向上级汇报，但是上级认为只是条件反射，拒绝停止器官捐献的手术。医生做心脏移植手术时，Hoover突然在手术台上完全清醒，剧烈挣扎大声哭泣，拉扯呼吸管。最终医生停止了手术，将其推回重症病房。两周后，Hoover康复出院，而涉事的几个医护人员一起辞职。

脑死亡，是指大脑功能的完全和不可逆的丧失，被认定为一种不可恢复的死亡状态。通常由严重脑外伤（车祸、跌倒）、大面积脑出血或梗死、缺氧性脑损伤（溺水、窒息、心脏骤停）及严重的感染或中毒（脑膜炎、败血症或中毒）等引起。

虽然脑死亡者仍可能有自主心跳，但在这种状态下，家属对其可以按死亡处置，即放弃生命支持，进行器官捐献等。因此，脑死亡的判断，相当于直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

世界各国在脑死亡的标准和执行上存在差异，但一般而言，大多数国家采用的脑死亡标准主要依据以下几个原则：

1、不可逆的昏迷：患者处于深昏迷状态，且无任何反应，例如疼痛、光线或其他刺激。

2、脑干反射的消失：脑干控制的基本反射，如瞳孔对光反射、角膜反射、咽喉反射等完全消失。

3、自主呼吸的丧失：患者不能自主呼吸，需要通过呼吸机维持。为了确认这一点，通常会进行“呼吸暂停试验”，以确认在脱离机械通气的情况下，二氧化碳水平升高时患者是否依旧没有自主呼吸。

辅助检查: 为了进一步确认脑死亡，通常还会进行一些辅助检查，例如：脑电图通常呈平坦状态，即没有脑电活动，体感诱发电位消失，经颅多普勒超声脑部血流停止或严重减少等。

程序上，要求对脑死亡患者进行一段时间的观察，以确保诊断的准确性，一般是12到24小时。而且需要由两位或以上具备资质的神经科或重症监护医生在不同时间点对患者进行独立评估和确认。

另外，脑死亡与植物状态，也就是所谓的植物人有所不同。植物状态是指患者的大脑皮层功能丧失，但脑干功能仍然存在，患者仍然有自主心跳、呼吸等基本生命体征，但没有意识和认知能力。而脑死亡不依赖生命支持系统则无法独立生存。

全脑死亡vs.脑干死亡: 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采用“全脑死亡”的标准，即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丧失。而一些国家，如英国和印度，则采用“脑干死亡”的标准，更侧重于脑干功能的丧失。

辅助检查的要求: 中国在临床判定符合脑死亡标准后，强制要求进行确认试验，如脑电图、体感诱发电位等，来进一步确认脑死亡。一些国家则将这些辅助检查作为可选项目，或仅在特定情况下才要求进行。

判定医生的资质: 一些国家对判定脑死亡的医生资质有更严格的要求，例如必须是神经科或重症医学科的专科医生，并经过专门的培训和认证。中国在这方面的规定相对宽松一些。

立法和伦理观念: 许多国家已经制定了专门的脑死亡法律法规，明确了脑死亡的判定标准、程序和法律效力。而中国目前尚未出台专门的脑死亡立法，相关规定散见于一些卫生部门的规章和指南中，法律效力较弱。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文化背景，也导致对脑死亡的接受程度较低。

儿童脑死亡判定: 一些国家对儿童脑死亡的判定有特殊的规定，例如要求进行更长时间的观察和更严格的检查。

特殊情况的处理: 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例如低温、药物中毒等，脑死亡的判定可能更加复杂，需要进行更谨慎的评估。

在某些情况下，患者可能会被误认为脑死亡，这种误诊通常源于临床评估中的复杂因素、潜在疾病的误解或不充分的诊断手段：

1、药物或毒物的影响。如果患者使用了大量的镇静剂、麻醉药物或神经肌肉阻滞剂，这些药物会抑制神经反射和自主呼吸，导致患者看起来像是处于脑死亡状态。这类药物在体内代谢时间较长，尤其是当患者的肝脏或肾脏功能受损时，药物的代谢可能会减慢。

2、身体因素。例如体温过低会抑制脑部活动，导致类似脑死亡的症状。低血糖、低钠血症等代谢紊乱也会影响脑功能，导致类似脑死亡的症状。

3、检查过程中的问题。一方面，脑死亡的判定需要进行全面的神经系统检查，包括意识、脑干反射、呼吸等多个方面，如果评估不充分，可能会遗漏一些重要的信息，导致误判。另一方面，脑电图、体感诱发电位等辅助检查的结果需要由经验丰富的医生进行解读，如果医生的经验不足或资质不够，也可能会解读错误，导致误判。

4、设备不足: 在一些医疗条件较差的地区，可能缺乏进行脑电图、体感诱发电位等辅助检查的设备，这会增加误判的风险。

5、观察期不足。有些患者在急性脑损伤后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能确认脑功能的不可逆性。如果在急性期过早诊断脑死亡，可能会导致误诊。例如，脑出血或脑梗死后的病情可能在数小时或数天内恶化，而不是立即表现出脑死亡的症状。因此，过短的观察期可能无法充分评估脑功能的恢复可能性。

6、心理或法律压力。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心理或法律压力，医护人员可能会过早诊断脑死亡。特别是在器官捐献或其他医疗决策需要做出时，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进行全面评估，可能会加快脑死亡的诊断过程，从而导致误判。

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法律要求脑死亡的诊断必须在家属的知情和同意下进行。医生有责任向家属详细解释患者的病情、诊断标准、检查结果等内容，并让家属充分了解脑死亡的含义和后续的医疗决定。

在脑死亡确诊后，家属通常需要做出关键的医疗决策，例如是否终止生命支持、是否进行器官捐献等。

因此，家属的知情和参与是这个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一个人在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脑死亡的可能性很低。

但在一些极端情况下，例如患者没有家属或监护人，或者无法及时联系到家属，医疗团队可能会依据法律程序或医院的伦理委员会进行处理。

而在一些偏远地区，医疗条件有限，可能缺乏进行脑电图、体感诱发电位等辅助检查的设备，医生只能依靠临床评估来判定脑死亡，这会增加误判的风险。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医生对脑死亡的判定标准和程序不够熟悉，也可能导致误判。

有些患者可能事先签署了生前预嘱，明确表示在特定情况下放弃生命维持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家属不知情，医生也可能根据患者的意愿更倾向于停止治疗，最终导致脑死亡。

因此，临床上“被脑死亡”是的确存在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家属应与医生加强沟通，充分了解患者的病情、脑死亡的判定标准和程序，并根据家庭情况和患者病前意愿谨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