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明道”（宋仁宗赵祯使用的第二个年号）在宋史上仅存在两年（1032—1033），也是太后刘氏人生的最后风华。明道元年（1032）十一月，大宋朝堂因穿衣问题引发一场激烈争论。起因是“太后欲纯被帝者之服”。她想在翌年二月到太庙去祭祀祖宗时，穿上衮冕服。在宋代，“衮冕”为天子礼服之一，现在太后想穿着天子冕服祭祖，自然一石激起千层浪。时任参知政事晏殊率先出来反对，认为此举有违礼制，建议太后穿袆衣（王后之服）去拜谒宗庙。刘太后当然不听，群臣对此不置可否时，年过六旬的老臣薛奎发出一句诛心之问：

“太后必御此见祖宗，若何而拜？”

太后您非要穿着这身衮冕去宗庙，到底是以天子身份，还是以太后身份拜谒祖宗？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表现刘太后（吴越饰）头戴冠冕、身穿“衮衣”，前往太庙朝拜的场景

可能不少人读史至此，不禁要为薛奎捏一把冷汗，毕竟“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家喻户晓。虽是后世小说家杜撰，确造成刘太后负面的民间形象。实际上就连“刘娥”这个名字也是源于民间戏曲和笔记小说。正史没有记载刘氏之名，考虑行文方便，本文以她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刘娥”代称。

刘娥为真宗皇后，仁宗朝以太后之尊垂帘听政。她有成熟政治家的气度，即便遭到薛奎公开出言质疑，也没有对这位老臣进行任何报复和迫害。但刘太后也不是几句质疑就能动摇的“柔弱白莲花”，既已决定，绝不会就此作罢，任你们反对声滔滔，她的态度仍是“固执不可”。这场穿衣引发的朝议陷入僵局……

宋朝历史上，大概没有哪个女子能像刘太后这般，将穿衣与人生进阶绑定得如此密切。在她64年的人生路上，穿过平民女子朴素的布衣，也曾着民间艺人华艳的衫裙；进入宫廷，她佩戴过妃嫔的花冠，又以皇后袆衣的容像传世……待到贵为皇太后，开始把持朝政时，她又穿上一套史无前例且后无来者的“朱衣”，直到人生最后的年华，终于将穿衣需求指向天子之服“衮冕”。这宋史上独一无二的服饰进阶案例，与刘娥本就传奇的人生环环相扣。

《宋真宗后坐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刘氏大约生于开宝二年（969），史载其母怀孕时，曾梦到月亮入怀，主大吉之兆。然而，吉兆还未等到，刘娥那官至嘉州刺史的父亲便战死沙场。家道中落后，刘娥与母亲过着贫苦的日子。好在刘娥健康长大，出落得亭亭玉立，嫁给蜀人银匠龚美。原本贫穷的日子波澜不惊，命运却偷偷给刘娥递出橄榄枝。《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刘氏始嫁蜀人龚美，美携以入京；既而家贫，欲更嫁之。”

一切的转变，起始于陪丈夫前往京师讨生活的时日。

东京这种繁华富庶地，从不缺面容姣好的女子。打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不难发现在街道上许多闲逛的妇女。或许，彼时的刘娥，就如同画上的女人一般，身着衫与裙，头上挽着小盘髻，流连在红尘巷陌。生活在东京的时日，刘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艺人”。史载她“善播鼗”，即是能将拨浪鼓打得富有艺术性。北宋时期，女性艺人有自己专属的表演服饰，以男袍服和“诨裹”为主，不知这位日后母仪天下的奇女子，是否也曾着此衣装一展才艺。貌美且擅长艺术的川妹子刘氏很快被襄王赵恒（真宗在不同时期用过赵德昌、赵元休、赵元侃、赵恒等名，为行文方便统一为赵恒）看中，入府侍奉。前夫龚美摇身一变成了义兄，并改名刘美。

起初，刘氏与赵恒的情路并不顺利，由于出身低微，被太宗皇帝赶出赵恒府邸，赵恒只得将刘娥藏在心腹张耆家中，瞒天过海之计维持了十几年，幸而赵恒未曾变心，最终在登基后，将刘娥接入宫中。入宫后，刘娥一路高升，被封为德妃，服装等级的规格迅速提升。据《宋史·舆服志》记载，妃子也可以戴礼冠，只是其中不用龙凤而用翚，翚是有五彩羽毛的野鸡。身上着褕翟，形制与皇后袆衣类似，只是细节有所区别。盛宠不衰的刘娥，距离皇后之位仅一步之遥。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表现穿着朱衣临朝听政的刘娥

景德四年（1007），皇后郭氏已去世，真宗打算立刘娥为后，不承想遭到朝臣的一众反对。原因之一，在于刘娥出身低微，且很有可能二婚之事早被知晓；其二，则因其无子。封后之路眼看就要走到山穷水绝处。不过，今天我们看到的刘娥坐像，已经把胜利的结果摆在世人眼前。画像中，她端坐椅上，头戴花钗冠，冠后安有六条博鬓，博鬓垂着珍珠帘子，华贵而美观，冠上盘旋着十余条龙，宛若“神仙开会”一般罗列众多仙人，彰显着女主人独一无二的身份。她身着深青色袆衣，衣上有翟纹图案，内衬素纱中单黼领，腰束青色大带，衣边袖口以红罗装饰。脚上穿镶金边的青舄（高等级的鞋子），是地地道道的皇后服制。在宋代，即便妃嫔也享有冠与礼服，却与皇后天差地别。那么，刘娥究竟经历了哪番波折，才穿上这套封建社会女人的最高等级服饰呢？

对于当时的刘娥而言，出身已成定局，能解决的，只有皇子的问题。恰逢她身边的宫女李氏偶然得到皇帝临幸，很快生下男胎。于是，皇帝对外宣称，皇子乃刘娥所生，“母以子贵”的刘娥，问鼎皇后之位可谓名正言顺。此事也是“狸猫换太子”故事的来源。在正史中，对李氏这位母亲的所思所想不见记载，她的儿子后来做了太子，成了皇帝，旁人伴随着这泼天之功一路扶摇而上，而她始终守口如瓶，沉默寡言。她只是在一个被认为“恰当”的时刻，充当了最“恰当”的生育工具，使众人迎来期许已久并皆大欢喜的结果。明道元年（1032）二月，李氏因病晋封宸妃，没几日病逝，享年46岁，终其一生，未与其子相认。

刘娥穿上袆衣只是一个起点。史书说她“性警悟，晓书史”。天生聪颖警悟尚属上苍赐予，但“晓书史”三字则透露出一个贫寒之女不甘于躺在美貌与宠爱之上吃老本，而是通过后天持之以恒的努力与上进，不断增长学识的雄心。从“善播鼗”到“晓书史”，短短几字，隐去多少不足为外人道的勤勉过往。由此，刘娥得以“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宫闱事有问，辄傅引故实以对”。对朝中之事，夫妻俩多有商讨，不仅加深二人感情，更为刘娥参政做足准备。

乾兴元年（1022），真宗驾崩，年幼的赵祯即位，皇太后刘娥垂帘决事。为方便她参政，朝臣还特地从古代后服中恢复了一款“朱衣”。朱衣用“绯罗”制成，腰部加蔽膝，腰系革带、大带、佩绶，脚上穿袜，外着红色带金饰的鞋子。因朱衣为办公“制服”，为方便起见，也可去掉革带、蔽膝等，不过，这种服饰仅刘娥一位宋代皇太后使用过，她离世后，朱衣便无人再穿。

刘娥当政期间，恩威遍于天下。在日常生活中，刘娥也十分简朴，“（太后）常服絁繻练裙，侍者见仁宗左右簪珥珍丽，欲效之。太后戒曰：‘彼皇帝嫔御饰也，汝安得学。’”“絁繻”为较为粗制的彩帛，“练裙”为白裙，太后的装束如此素净，身边正值妙龄的年轻侍女却坐不住了，她们看到仁宗皇帝身边宫人衣着华丽，周身珠翠，也想效仿，刘娥劝诫道：“她们是皇帝身边妃嫔所用衣物，你们怎么能学？”对宫人的严格约束，也断送了可怜巴巴少女们的爱美之心。

读到此处，各位或许会有熟悉之感，同样是父亲有所成就却英年早逝，导致童年不幸；同样发展多年“地下情”，二嫁为后；同样在丈夫患病后得到权力倾斜；同样垂帘辅政，大权在握……刘娥似乎拿了“那个女人”的人生剧本，不仅我们如是观之，刘娥自己也难免有此想法。她曾试探地问大臣：“武则天这人怎么样？”大臣答曰：“唐之罪人。”朝臣的立场再明显不过，刘娥只得作罢。不仅如此，当有阿谀奉承之人企图投其所好时，刘娥也以最鲜明的态度表达自己的决心。

殿中丞方仲弓向太后上书，请求依照武后的做法，立刘氏宗庙，程琳为太后献上《武后临朝图》。太后把方仲弓的上书抛在地上说：“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因此，刘娥被后世称颂“有吕武之才，无吕武之恶”。刘娥并非全然没有野心，独揽大权多年的她早已明白，一旦个人私心微动，伴随着的是无数人头滚滚落地，朝野之内血流成河。吕后、武则天的上位之路踏着无数骸骨，刘娥大概不愿、不必也不能走到这一步。

可是，刘娥回望一生，多少有些遗憾，明明一步之遥，却远隔天涯。或许，总有一种方式，可以变相地满足一下心愿，哪怕只有一天，或一个时辰。于是，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刘娥纵容了自己一次。开篇提到的那场穿衣争议，是刘娥最后的倔强，而在经过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战后，她也得偿所愿。明道二年（1033）二月，太后前往太庙朝拜，先是“乘九龙绣花冠”，第二天，她换上独属帝王的“衮衣”，只不过这套衣服经过了一番“改良”，删减了些元素，以减弱朝臣对此事的反对。朝臣们与太后，终于各退一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演完盛大的典礼。同年，刘娥走完自己的人生。其谥号突破皇后二字谥号的规制，采用帝王四字谥号——“章献明肃”，三世祖先都得以追封，父亲更是被追为魏王。

尽管《宋史》载刘娥与仁宗这对母子的关系“无毫发间隙”，然而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刘太后性格强势，多有违背仁宗意愿的事，先是将赵祯看中的王姓女子嫁给前夫兼义兄刘美之子，后是把赵祯心仪的张氏立为才人，硬塞进郭氏为皇后，却不得仁宗喜爱。不过，她的一个善举，却保障了身后刘氏一族的平稳安全。

刘娥去世后，燕王赵元俨（太宗第八子）告知仁宗生母另有其人，并说李宸妃死于非命，仁宗十分哀痛，尊李氏为皇太后，并哭着打开她的棺椁，这对生前无法相认的母子，终于在阴阳永隔后重逢。仁宗见李氏“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李氏身着皇太后的服装厚葬，可知刘娥并未苛待于她。仁宗感慨，人言不可轻信，于是对刘娥娘家人更加优渥。“有冕之后”刘娥在待人接物方面，虽不乏心计手段，但善心未泯，行事也趋于温和，免去刘氏一族的灭门之祸，成全她一生的幸福平安。

回到最初的话题，太后刘氏一心想穿的冕服，在宋代宫廷服制体系里，属于怎样的地位？先来看《宋史·舆服志》记载：

“天子之服，一曰大裘冕，二曰衮冕，三曰通天冠、绛纱袍，四曰履袍，五曰衫袍，六曰窄袍，天子祀享、朝会、亲耕及亲事、燕居之服也；七曰御阅服，天子之戎服也。”

这里一共列出宋代皇帝的七种服饰，除第七种“御阅服”属于顶盔掼甲的戎服体系，穿着机会很少，前六种皆在大宋宫廷服饰范畴。其中又分礼服和常服，履袍、衫袍属于天子常服，窄袍是更日常的便服。前三种则是较正式的礼服。而这三种服饰里，大裘冕和衮冕又是历代以来最为庄重的冕服体系。冕服的历史究竟有多久远已无从考证，它在先秦文献里就已多次被提及，相传黄帝时代就已存在，到周代时天子一共有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六种冕，也称“天子六冕”。但随着周亡秦兴，冕服之制没有得到延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下令废黜冕旒，此后200年时间里，帝王皆无此制，直到东汉明帝时期才又复兴冕服之制。

从东汉到唐代，冕服总体变化不大，其形制和纹样寓意在本刊《汉服之始：汉晋服饰的考古与复原》 《盛世霓裳：隋唐服饰的考古与复原》已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唐代时，皇帝对于冕服制度做了简化，等级较低的鷩冕、毳冕、絺冕、玄冕被弃用，只保留大裘冕和衮冕。到唐玄宗时期，连大裘冕也被“打入冷宫”，衮冕成为冕服系统里唯一的存在。到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一向标榜崇尚古礼的他又将大裘冕恢复，虽然看起来是复兴了冕服制度，但在宋代，冕服出现的频率比前代大大降低，基本只在皇帝祭祀时作为祭服使用。

那么，为何刘太后晚年想穿天子之服祭祀，只穿上了衮冕，而没有要求穿宋代宫廷礼服体系里等级最高的大裘冕呢？虽然史书没有明文记载，但看大裘冕的发展史不难理解——这种冕服虽有“老大”之名，却历来最不受皇帝待见。

按照《周礼》记载，大裘冕本是天子六等冕制里第一等的冕服，只有在最隆重的祭天等礼仪场合，天子才能穿。但唐宋以来，大裘冕却有一个致命硬伤——颜值不够。唐开元十一年（723）发生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那年冬天，唐玄宗李隆基要在南郊举行祭天仪式，按理说应该穿着大裘冕举行仪式。然而此前武则天在位期间，已有弃大裘冕而改服衮冕的先例，李隆基也想效仿，在与大臣经过一番争执后，他毫不犹豫地在两者之间选择了衮冕。

大裘冕为什么这么不受待见？看到当时留下的图像或许就明白了。宋初，博士聂崇义将自己考证古代多种版本《三礼图》后撰写绘制成的《新定三礼图》进献给朝廷，其中就有天子六冕的图像。通过古书中的绘图，很容易发现排行老大的大裘冕看上去朴实无华，冠冕上也没有冕旒，服上无章冕上无旒，美观程度自然远不及“二弟”衮冕。这是大裘冕“以素为贵”性质决定的。

只是大裘冕这种质朴风格显然与五代以来崇尚奢华烦琐的审美风尚不同，即使是标榜崇古的赵匡胤也不能免俗，于是他机智地想到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从唐代《开元礼》找到依据，增加一个“脱衮服裘”的流程，这样一来，整个仪式里皇帝都能穿上华丽的衮冕，只有在祭天时才将衮冕脱下来，穿上大裘冕举行仪式。此做法受到宋朝历代帝王效仿，宋神宗在元丰四年（1081）祭天的整个过程中，全程穿着衮冕完成，仅在登上祭坛时为标榜“天道至质”，才换上大裘冕一小会儿。到后来，皇帝就连穿一小会儿也不愿意，于是礼学家陈祥道提出一个更方便的方案——“内质外文”，即把大裘冕穿在里面象征“内质”，华丽的十二章衮服穿在外面，象征“外文”。这样一来，大裘冕连展示于人前的那片刻时间也失去了，和弃用已无太大区别。

既然别的宋朝皇帝都不愿意穿质朴的大裘冕，刘娥自然也不会选择它，所以天子礼服系统里，只剩下两个选项。

先看看在《宋史·舆服志》里排行第三的通天冠服，全套由通天冠、云龙纹深红色纱袍、白纱中单（衬衣）、方心曲领、深红色纱裙、金玉带、蔽膝（挂在前边的斧形饰片）、佩绶、白袜黑鞋等组成。宋代宫廷画院绘制的《宋宣祖坐像》就是身穿整套通天冠服的形象。

从坐像上能清楚看到，通天冠是一种冠体形状向后卷，有点类似戏曲里诸葛亮帽子的冠。皇帝所戴的通天冠上有24梁，对应衮冕的前后各12旒。挂在脖子上的方心曲领很有特点，它是上圆下方、套在项上的锁形装饰，既能防止衣领雍起，起压贴的作用，同时又蕴含天圆地方之意。这套礼服，是皇帝在“正冬大会、五月朔受朝”等重大场合穿着，每个配件都有相应的渊源讲究。但刘娥肯定不会选择它，因为，祭祀宗庙的场合就应该穿冕服，着通天冠服于礼不合。虽然没有被刘娥穿上，但这套礼服却因她而改了名。早在天圣二年（1024），宋仁宗为避刘太后父亲刘通的讳，就将通天冠更名为“承天冠”。

《女孝经图卷》 （局部），宋，绢本设色，现藏故宫博物院

接下来剩下的礼服，就是刘娥最中意的衮冕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自唐代以来，帝王冕服几乎可以和衮冕画等号。作为古时天子六冕之一，衮冕也是自先秦就存在的古老服饰，只是因缺乏图像资料，只有文献介绍其形制。大致能确定的是，自东汉明帝恢复冕服之制以来，衮冕的形制基本定格，后来历代细节虽略有不同，但大体样式不变。与其他五种冕服相比，这套天子大礼服最明显的特征有二，其一是头上的冕旒，古时冕旒的数量有区分级别的作用，天子为十二旒，王公为九旒，依次递减。不过宋徽宗时期，大臣宇文粹中上疏对奇数冕旒提意见，他认为九旒冕是古时诸侯用的，而宋代王公不能算诸侯，此后宋代除皇太子仍保留九旒冕外，其他王公和部分在祭礼上需要担任献官的臣子所戴冕旒数都限定为不高于九旒的偶数。

电视剧《清平乐》剧照，图为身穿通天冠服的宋仁宗（王凯饰）

天子衮冕的第二个明显特征是衮服之上的十二章纹。十二章相传在舜帝时代就正式形成，自东汉恢复冕服之制以来，这十二个纹样在不同时期略有变动，至北宋建立后，太祖赵匡胤于建隆元年（960）对章纹排布进行制定，冕服为“玄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从聂崇义的《新定三礼图》里的衮服上不难发现，至宋初时，衮服十二章里，袖口上的两条升龙不仅比其他纹样大，也最为醒目。这应该与自汉代以来“龙为君像”思想逐渐形成有关，尽管宋代皇帝还没有将龙完全垄断，但从北宋末年开始，升龙就已被明文规定为只有皇帝服饰才能使用的纹样。

刘娥对衮冕之服必然是很熟悉的，因为她的夫君赵恒穿过多次。尤其在签订澶渊之盟后，赵恒竟将此视作重大功绩，迫不及待前往泰山举行隆重的封禅仪式，这过程中，他必然也要穿上最庄重的冕服。但真宗此举沦为后世笑柄，导致元、明、清三代帝王都不再举行封禅。所以，宋真宗也成为历史上最后一位穿着冕服登上泰山的皇帝。到刘娥晚年，大权在握的她虽不会妄想搞什么封禅大典，但还是想在拜谒宗庙时能穿上衮冕。可此事自大宋开国以来史无前例，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所以，最后刘娥究竟对天子冕服做了哪些改动，才最终达成这一心愿？《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礼官议皇太后宜准皇帝衮服减二章，衣去宗彞，裳去藻，不佩剑，龙花十六株，前后垂珠翠各十二旒，以衮衣为名。诏名其冠曰“仪天”。

天子衮服上有十二章纹，太后穿减去象征供奉、孝养之意的“宗彝”和象征洁净之意的“藻”，同时不配剑，对冕旒做了些许调整，命名为“仪天冠”。《宋史》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大同小异，最大的区别在冠冕的旒数，《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为“十二旒”，但《宋史》记载则是“服衮衣，十章，减宗彝、藻，去剑，冠仪天，前后垂珠翠十旒”。无论是哪种，终究与天子衮服有些差异，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本文改编自《国家人文历史》2024年2月下，原标题为《从“浑裹”到衮冕，一个女人的帝后礼服体验卡》。

（本文系“国家人文历史”独家稿件，作者周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