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袄军起义的背景
红袄军起义被当今网友宣传为汉人反抗女真人一大事件，甚至让今人以为金朝时期汉人和女真人的矛盾贯穿始终，其实真实情况有所不同。早期反抗女真人的汉人，或是因女真人的大肆屠杀，或是因其对大宋仍存有向心，或是因“剃发”“左衽”一事，对女真政权进行反抗。但后来金朝境内的汉人已成金朝子民，反抗女真统治的汉人则是因其暴政居多，民族色彩反而淡化。据《南宋时期抗金的义军》一书，以前的义军可能带有一些民族感情色彩和对宋朝的认同，后期义军以金朝暴政、利益取舍居多，因为困于饥荒和金朝暴政，或是贪图宋朝厚赏，才被迫归顺南宋。本人也看过北方汉人逐渐认同女真统治的记载（如对于剃发一事，一开始金朝境内民众多有誓死不从者，后来金朝对政策有所放宽，但汉人后来也逐渐自我认同“剃发易服”。南宋使者在汴京看到雉发髡顶的南人们“蓬辫如鬼”，而南人们却“反以为便”，自得其利，因为这样的发式“可支数月或几年”。而北方胡风盛行，也不知有宋之存在）。正如刘浦江先生所言：“女真人和汉人之间，基于屠杀所产生的民族矛盾会慢慢淡化，而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由于关系到切身利益，则成为金代中后期民族矛盾的重要转折点。”
那么什么是“女真人与汉人的土地争端”呢？其实主要是“括田”一事。金朝的支柱被视为猛安谋克户（女真人），即女真的武力支柱。这些女真人是需要耕种的土地作为其经济基础，因而大量土地集中于女真人之手。金世宗时期就大行“括田”，根据韩茂莉的估计，金世宗大定二十三年时，金代猛安谋克户在中原拥有的垦田多达5533.5万亩，而在河北、山东地区，猛安谋克拥有垦田共3164.8万亩，占该地区的垦田的近三分之一，剩下的垦田才归汉民所有。金章宗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对金朝边界威胁日益加深，金军在屡次出师北伐失败后，认为“比岁征伐，军多败衄”的原因是“屯田地寡，无以养赡，至有不免饥寒者，故无斗志。”也就是认为猛安谋克户的“田”太少了，没办法养家糊口，军无斗志，于是提出：“愿括民田之冒税者分给之，则战士气自倍矣”。因此兴起括田运动。此次括田于1200年开始，“凡得地三十馀万顷”（即3000万亩）。金章宗时期再次将三分之一的土地拨给女真人，以至于占了当地土地的三分之二，使得民族关系更加紧张。据《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是时河南、陕西、徐海以南，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菜满野，则物力少，赋税轻，此古所谓宽乡也；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恳，则物力多，赋税重，此古所谓狭乡也。”河南、陕西、徐州海州以南，人地矛盾并不算太多，而当时“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一带“人稠地窄，寸土悉恳”，人地矛盾更为尖锐，因此更容易爆发起义。又据《金史》记载：“金自章宗季年，宋韩侂冑构难，招诱邻境亡命以挠中原，事竟无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摇，岁遇饥馑，盗贼蠭起，相为长雄，又自屠灭，害及无辜，十余年麋沸未息。”即金朝境内的民众反抗也和宋人的招揽引诱有关。“括田”将土地更多集中在女真人之手，又当地本身人地矛盾严重，加之宋人招揽，起义之事并不奇怪。
所谓“括田”所得真为“民田之冒税者”吗？其实不然，大多是侵占汉人百姓田地。金宣宗时期，刘元规曾说：“向者河北、山东已为此举，民之茔墓井灶悉为有军有，怨嗟争讼至今（宣宗朝）未绝，若复行之，则将大失众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无享利之实。”可见其真实情况。而且“括”来的“田”分配也极为不公，高汝砺说：“如山东拨地时，腴田沃壤尽入势家，瘠恶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则有损，至于互相憎疾，今犹未已，前事不远，足为明戒。”也就是括来的好的土地大多给了猛安谋克户的富家，也就是有权有势之人，而坏的土地才给了猛安谋克户的贫户，最终“无益于军”，又损坏了汉人民众的利益，引起来民族矛盾。至在括田结束后，女真人还强取民田，正如张行简所言：“比者括官田给军，既一定矣，有告欲别给者，辄从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实取之民以与之，夺彼与此，徒启争端。”也即是这场“括田”运动结束后，还有人指汉人民田为“官田”，对其进行掠夺。
积累的仇恨最终转为挥向女真人的利刃。据《平章政事寿国张文贞公神道碑》：“其后武夫悍卒，倚国威以为重，山东、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数世者，亦以冒占夺之。兵日益骄，民日益困，养成痈疽，计日而溃。贞祐之乱，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盼之顷，皆狼狈于镝锋之下，虽赤子不能免。”即有“依国威以为重”的权势“武夫悍卒”，将民众几辈子的耕田夺走，因此被汉人农民视为仇人，到后来红袄军作乱之际，就纷纷杀害这些“武夫悍卒”。甚《临淄县令完颜公神道碑》记载当时临淄县令完颜怀德因为仁义而被临淄之民庇护，也记载当时汉民起义军对强占田地的女真人非常痛恨，至于“必杀之”，“寻踪捕影，不遗馀力。不三二日，屠戮净尽，无复噍类。至于发掘坟墓，荡弃骸骨，在所悉然。”像完颜怀德这种尚属少数，更多的女真人倒在了兵戈之下，但从中可见主要是关于土地的矛盾而非所谓的“民族仇恨”。
同时期，蒙古入侵使得金朝陷入混乱，金宣宗南迁之后，河北一地更是沦为战乱之地，史称：“金贞佑主南渡，而元军北还。是时河朔为墟，荡然无统，强焉弱凌，众焉寡暴，孰得而控制之？故其遗民自相吞噬殆尽……”，而在这种时候，就会有豪杰出来“聚其乡邻，保其险阻，示以纪律，使其不相犯，以相守望”，后来金朝在河北就分封九公，而蒙古军也大肆招揽这些豪杰。此外，金朝南渡之后，对民众的压迫愈发激烈，也造成越来越多人反抗金朝统治，混乱是雄才发挥之际，山东的红袄军就是这种时候崛起的。
红袄军起义之初的情况
红袄军的情况。红袄军分为多支，但是影响最大的主要是两支，一支为杨安儿领导的“杨系红袄军”，一支为李全领导的“李系红袄军”。其中杨系红袄军从公元1211年红袄军起义反金，到公元1215年杨、李系红袄军合并，后来李系红袄军在历史上的活跃时间更长。
杨系红袄军的主要领导人是杨安儿，主要活跃于红袄军起兵之初。杨国安本来是山东益都县人，“自少无赖，以鬻鞍材为业，市人呼为‘杨鞍儿’，遂自名杨安儿。”金章宗末年，金朝面对南宋开禧北伐发动反击“泰和伐宋”，因而“山东无赖往往相聚剽掠”，杨安儿就在其中，后来投降金朝，逐步升至刺史、防御使。1211年时，当时蒙古入侵，杨安儿戍边不去，再次起兵，“与张汝楫聚党攻劫州县，杀略官吏，山东大扰。”1214年，金朝和蒙古议和，蒙军兵退，金朝着手解决内乱问题，任命仆散安贞为“山东路统军安抚等使”前往镇压。与李安儿同时，仍有一支红袄军，即山东泰安之刘二祖，《宋史》对这两股起义军描述说：“初，大元兵破中都，金主窜汴，赋敛益横，遗民保岩阻思乱。于是刘二祖起泰安，掠淄、沂。二祖死，霍仪继之。彭义斌、石圭、夏全、时青、裴渊、葛平、杨德广、王显忠等附之。杨安儿起，掠莒、密，展徽、王敏为谋主，母舅刘全为帅，汲君立、王琳、阎通、董友、张正忠、孙武正等附之，馀寇蜂起。”也就是说，当时金宣宗南迁后，收税日多，导致民众纷纷作乱。而杨安儿和刘二祖同时起兵，刘二祖从泰山起兵，剽掠临淄、沂州，杨安儿剽掠莒县、密县等地，双方都聚集一大批人，且还有不少小股起义军，但两股主要起义军先后被金军镇压，最终失败。
而金军镇压红袄军一事，在《金史·仆散安贞传》记载详实。仆散安贞被任命为山东路统军安抚等使，先是益都城东击败了杨安儿，杨安儿跑到了莱阳，得到了莱州徐汝贤的支持，登州刺史耿格也投降于杨安儿，于是杨安儿势力大振，“遂僭号，置官属，改元天顺”，进而攻城略地，“陷宁海，攻潍州”，“伪元帅方郭三据密州，略沂、海。李全略临朐，扼穆陵关，欲取益都。”而仆散安贞面对起义势头的不断发展，仍继续进军，将杨安儿、刘二祖各个势力先后击破，杨安儿“坠水死”（时为1214年7月），刘二祖被斩首（时为1215年3月），山东一时平定，仆散安贞也被调往徐州。金廷下诏称：“山东东、西路贼党犹啸聚作过者，诏书到日，并与免罪，各令复业。在处官司尽心招抚，优加存恤，无令失所。”试图安抚山东当地民众，以此来稳固大金在山东的统治，然而事与愿违。《金史》称：“自杨安儿、刘二祖败后，河北残破，干戈相寻。其党往往复相团结，所在寇掠，皆衣红纳袄以相识别，号‘红袄贼’。官军虽讨之，不能除也。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即使杨安儿、刘二祖都死了，山东民众反抗金朝的斗争不会停止。而这些起义军之所以叫“红袄贼”或者“红袄军”，就是因为“衣红纳袄”。此后红袄军仍不断活跃，见于各类记载之中，如1215年九月，“红袄贼周元儿陷深、祁州，束鹿、安平、无极等县，真定帅府以计破之，斩元儿及杀其党五百余人”，1216年正月，“丙寅，红袄贼犯泰安、德、博等州，山东西路行元帅府败之”，四月时“红袄贼掠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而“郝定僭号署官，已陷滕、兖、单诸州，莱芜、新泰等十余县”（据《金史·侯挚传》称：“时红袄贼数万人入临沂、费县之境，官军败之，生擒伪宣徽使李寿甫。讯之，则云其众皆杨安儿、刘二祖散亡之馀，今复聚及六万，贼首郝定者兖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称大汉皇帝，已攻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馀县，又破邳州硇子堌，得船数百艘，近遣人北构南连皆成约，行将跨河为乱。”可见当时郝定这支红袄军是杨安儿、刘二祖的继承者，并且建立了政权，规模庞大势力并不亚于杨安儿、刘二祖之时。）为此金廷又派当初平定杨安儿、刘二祖的仆散安贞前往讨伐郝定，五月间，“连战皆克，杀九万人，降者三万余，郝定仅以身免。获伪金银牌、器械甚众，来归且万人，皆安慰复业”。同年七月间，郝定被金将完颜阿邻活抓，押往京师，最终“伏诛”。
红袄军的后续发展
《金史》已言：“（红袄贼）大概皆李全、国用安、时青之徒焉。”此三人就是红袄军后期活动的主要人物，接下来就将介绍此三人。《金史·国用安传》记载说：“国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儿，淄州人。红袄贼杨安儿、李全馀党也。”所言“李全”，即为红袄军后期活跃人物。李全“潍州北海农家子，同产兄弟三人”，母亲和一个哥哥被蒙古军杀害，李全“与仲兄福聚众数千，刘庆福、国安用、郑衍德、田四、于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当杨安儿被杀后，李全于公元1215年在磨旗山与杨妙真（杨安儿之妹）结婚，与杨系红袄军合并，继续与金军作战，后来南下投宋，被任命为京东路兵马总管、忠义军都统制等，与金朝作战多次立下战功，后官至节度使。而国用安为李全“余党”，则曾经一度投降蒙古军，“为都元帅、行山东路尚书省事。”
1232年时，大金处于风雨飘零之中，还有两年就灭亡了。而此时金朝内部秩序荡然无存，普遍出现“下克上”之现象，《金史》称：“金季之乱，军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将，即群起而偾之。无复忌惮。”其中金朝徐州的元帅徒单益都为手下所逐，而国用安乘机入主徐州，又金军宿州的主帅纥石烈阿虎也被手下所杀，邳州也发生变乱，后来两州都归于国用安之手。蒙军大将阿术鲁听说国用安占据徐、宿、邳三州，大怒说：“此三州我当攻取，安用何人，辄受降。”于是计划夺走国用安的军权，被国用安察觉反制，“与杨妙真绝，会山东诸将及徐、宿、邳主帅，刑马结盟，誓归金朝。”之后和金廷取得联系，“复金朝衣冠”，加官“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帅、京东山东等路行尚书省事”，又特封“兖王”，赐号“英烈戡难保节忠臣”，赐姓完颜，并且附宗室籍。国用安经过内心的纠结，最终还是下决心投靠金廷。然而其集团内部很有问题，当时国用安在邳州，但徐州、宿州主帅并不同心，他“欲取山东，累征徐、宿兵，止以勤王为辞，二帅不应”，最终决心将这两个地方牢牢控制。当时徐州的主帅是王德全，国用安派人前往袭击，结果没有成功，派遣的人反而被留，之后金哀宗在蔡州被围困，派使者求援，国用安派刘安国前往，并且要求王德全一起前往，然而两人猜疑，始终不能合作。于是刘安国半路被国用安叫回，结果刘安国也没有听从，坚持赴援，结果反而被国用安杀害。国用安没有选择继续入援，反而开始围攻徐州，“逾三月不能下，退归涟水”。国用安在大金危难之际，不思勤王，反而扩张势力，可见其真心，果然不久后，因为军中没有粮食，又向南宋乞求粮食，得到答应后，“即改从宋衣冠，而私与朝使相亲。”但不久后仍然没有粮食，“军民多亡去”，于是严刑禁亡者，血流满道。”之后蒙古军兵临涟水，国用安又投降了蒙古军，之后蒙古军前往蔡州作战，国用安又用计回到涟水，投靠了南宋，成了“浙东总管、忠州团练使，隶淮阃。”1234年，蒙古军围困沛县，国用安前往救援，结果败逃到徐州，蒙古军进攻徐州，国用安兵败投水自杀，最终尸体被仇家吃干净了。
另外一个人，名为时青。据《金史·时青传》：“初与叔父全俱为红袄贼，及杨安儿、刘二祖败，承赦来降，隶军中。”也就是时全、时青叔侄都是红袄军的一员，在杨安儿、刘二祖败亡后，投降了金军，在军中从事。1217年时，时青为“济州义军万户”，而时全为“行枢密院经历官”，1218年，时全经过东平，时青来见，对时全说自己要投靠南宋政权，时全将这件事保密了。之后时青带着人马投靠南宋政权，“宋人置之淮南，屯龟山，有众数万。”
然而时青为人并不完全忠于南宋政权，1220年时，金朝元帅纥石烈牙吾塔招抚时青，时青表示：“如朝廷赦青之罪，乞假邳州以屯老幼。当袭取盱眙，尽定淮南，以赎往昔之过。”但是金朝并不肯把邳州交给时青，“青既不得邳州，复为宋守。”之后在1221年偷袭夺下泗县西城，此消息被时全所隐瞒。1222年二月，金廷“遣元帅左监军讹可行元帅府事，节制三路军马伐宋，同签枢密院事时全行院事，副之。”金宣宗指出：“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贻丧败。其资粮可取，规取失宜不能得之，罪在讹可，既已得之，不能运致以为我用，罪在全。”也就是金军同时还带着搜刮粮食的目的，《金史·食货志》则言：“讹可、时全之出，初志得粮，后乃尺寸无补，三军偾亡，我师（指元军）压境，兵财俱困，无以御之。”因此当时金军还师之际“多刈熟麦，以归助军储”，宋人讥讽金军“暴卒鸱张，率作如林之旅；饥氓乌合，驱帅得罪之人。”在四月时，金军进军途中捕获生口，得知时全的侄子时青要来和金军作战，但这件事又被时全隐瞒。五月时，金军北还，距离淮河还有二十里，金军即将北还，时全却称密诏说：“诸军且留收淮南麦”，于是下令“令人获麦三石以给军”，完颜讹可劝说道：“今淮水浅狭，可以速济。若值暴涨，宋乘其后，将不得完归矣”，结果时全拒绝不听，结果等到大暴雨，淮水水位上涨，金军准备搭桥北返，却遭受宋军袭击，全军覆没，完颜讹可和时全侥幸逃脱。据《金史》：“时全果大败于淮上，一军全没”、“桥坏，全以轻舟先济，士卒皆覆没。”《宋史》提到：“金将时全、合连、孛术鲁答哥率细军及众军三道渡淮……（张）惠率诸军出战，自辰至酉，金人大败，答哥溺死，陷失太半，细军丧者几二千”。时全最终被金廷处死。而时青此时仍在南宋那边，后来因彭义斌已死，于是投靠了当时的一大势力李全（也是红袄军余部，后叙）。1127年时，李全投靠了蒙古军，时青配合南宋政府击杀了李全留在楚州的余部，李全得知后南归，时青又想要投靠李全，于当年十月被李全杀害，其部众也被李全吞并。
而彭义斌则是红袄军的另一位领导人，当时也是依附于南宋政权。1225年四月时，彭义斌迫使山东实力派严实投降，占领了东平，控制了诸多京东州县，1225年，河北实力派武仙以真定投降大金，河北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据《金史》：“二年九月，武仙以真定来归，朝廷方经理河北，宋将彭义斌乘之，遂由山东取邢、洺、磁等州。华上奏曰：‘北兵有事河西，故我得少宽。今彭义斌招降河朔郡县，駸駸及于真定，宜及此大举，以除后患。’”可见当时彭义斌对金朝威胁之大，并且在山东迅速扩张。然而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当时彭义斌虽然逼迫严实投降，但仍然让其统领自己的部众。《元史》称严实“欲藉实取河朔，而后图之，请以兄事实。时麾下衆尚数千，义斌听其自领……”。1225年7月时，彭义斌攻下了真定，经过了西山时，和蒙古军孛里海相望，彭义斌分给严实一些兵，表面上是帮助严实，实际上是监督。结果严实直接跑去和蒙古军孛里海会和，然后和彭义斌交战，经此一变，宋军大败，彭义斌被擒。蒙古军劝彭义斌投降，彭义斌说：“我大宋臣，且河北、山东皆宋民，义岂为他臣属耶！”结果英勇就义。
李系红袄军之事迹
李全是李系红袄军之代表人物，他的势力也是红袄军中活跃最久的一支。上文已言，李全和杨妙真联姻，从而继承了杨系红袄军的势力，并且继续与金军作战，之后曾接受金人招降，后又发觉大金国势日下，决心南附南宋。1219年，金宣宗下诏招抚李全，李全回信说：“宁作江淮之鬼，不为金国之臣。”并且把父母兄嫂的骨灰葬在淮南，发誓绝不“北向”，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表态。南宋任命其为京东副总管。同年，金军南伐时，李全还在金军退路上进行阻击。之后李全察觉金朝元帅张林有意归宋，于是“薄兵青州城下，陈说国家威德”，并且以自己的行为感动张林，最终张林“以青、莒、密、登、莱、潍、淄、滨、棣、宁海、济南十二州来归”，李全上表称：“举诸七十城之全齐，归我三百年之旧主。”到了这年秋季，李全被加官进爵，并且屯驻楚州。而李全野心日益膨胀，先吞并涟水忠义军，逼反了张林，又攻占青州，扩大了地盘。1225年，李全策动所部造反，并且逼死了宋淮东安抚制置使许国。1226年九月，蒙古将领孛鲁率军进入山东，招降李全，李全不从，于是被围困在青州，“全大小百战，终不利，婴城自守。大元筑长围，夜布狗砦，粮援路绝。”经过一年的争战后，“食牛马及人且尽，将自食其军。初军民数十万，至是馀数千矣。”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又动起来投降蒙军的心思。1227年五月，李全投降蒙军，被封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后李全在楚州的余部发生变乱，被南宋朝廷所尽杀。李全闻知后，举兵南归，并且杀了时青，又一路强占盐城、泰州，围攻扬州，至1231年时，李全兵败而死，余部再败，“于是全所据州悉平。杨氏窜归山东，又数年而后毙。”
李璮（一说其子，一说养子）在李全死后，袭领益都（青州）行省，成为汉人世侯的一大势力之一，史称：“专制其地”。后来蒙古人多次征其兵，“辄诡辞不至。”1258年，蒙哥南伐南宋，征兵于李璮，李璮称：“益都南北要冲，兵不可撤。”蒙哥同意其请求，然命令其发兵进攻南宋，“取涟海数州。”于是，李璮“发兵攻拔涟水相连四城，大张克捷之功。”等到忽必烈即位，李璮被加为江淮大都督，权势更进一步。李璮上奏请求“缮城堑”，得到忽必烈认可，并且“蒙古、汉军之在边者，咸听节制。”此时的李璮手中有一支五万人的精兵，朝中又有岳父王文统担任中书平章政事，还娶了塔察儿国王之妹为妻，以及一个儿子担任平州总管，又和其他汉人世侯相互联络，已成割据之势，史称其“专制山东者三十馀年，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其谋亦深矣。”1262年初，趁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打得不可开交，内地兵力空虚之际，李璮公然起兵投宋叛蒙，然而不久后即兵败被杀。李璮起兵，虽是个人野心所致，也是当时汉人世侯的处境所致反应——不被信任，又让其子弟作为人质，父子兄弟之间非经允许不能相见等。在李璮起兵后，济南公张荣之子邳州路行军万户张邦直追随发动叛乱，此外，安肃公张柔之子张弘略与李璮有书信往来，然而响应其起兵这并无多少，又“民闻璮反，皆入保城郭，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可见民众也并不支持这场起兵，加之阿里不哥放弃了和林西征，使得忽必烈压力骤减，得以集中兵力平定李璮之乱，最终李璮兵败被杀。此战之后，汉人世侯的权力纷纷削弱，最终废“诸侯世守”。如1262年十二月，忽必烈下诏：“各路总管兼万户者，止理民事，军政勿预。”“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1263年“朝廷惩青齐之乱，居大藩者，子弟不得亲政，于是罢官家居。”“至是，言者或谓李璮之变，由诸侯权太重……于是史氏子侄，即日解兵符者十七人。”“天下初定，诸将并解兵柄，惟董氏不许”，1264年“始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李系红袄军最终的结局反而推动了大元中央集权官僚制度的形成。
结语
红袄军之起义，不同于民族色彩浓厚的金初起义，红袄军之起义更多原因是因为人地矛盾，是金朝的暴政所致，此时的义军对南宋政权之认同感已经淡薄，虽有慷慨激言，但也只是政治表态，实际上对南宋政府多为利用之感情。而红袄军发展历程长久，其初有杨安儿、刘二祖之人，但是迅速被扑灭，其余党如国用安、彭义斌、时青、李全之人仍然活跃于历史舞台，乃至李全之子李璮仍在元初历史上留在浓墨重彩的一笔，而他们在蒙金宋三方不断徘徊，如国用安先后投降蒙古又投降大金后来还要投降南宋，如时青先投降金朝后投靠南宋政权之后还和金廷保持了联系最后又投靠了已经成为蒙古军爪牙的李全，而李全先投靠金后投靠南宋又投降蒙古，其子李璮又反叛蒙古，可见其实为唯利是图。正如学者所言：“他们往往依违于蒙、金之间，拥金还是降蒙，完全是根据利害得失来决定，并无道义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