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 3 月，年仅 26 岁的韩国女星张紫妍在家中自尽，她留下的数千页文件，揭露了在经纪公司胁迫下，向 31 位韩国要员提供上百次性服务的黑暗内幕，甚至在父母忌日都无法幸免。然而，该事件调查结果却不了了之。2020 年 2 月，韩国 N 号房事件爆发，众多女孩被胁迫做出极端屈辱行为，参与者众多，其中不乏未成年人，主犯赵主彬被指控 15 项罪名判刑 40 年。同样是性犯罪，判刑结果却天差地别，韩国色情业究竟是如何发展成社会毒瘤的呢？
韩国在历史上长期作为藩属国，这种经历使其文化中滋生出一种压抑的自卑。在难以与中华文化切割又不愿承认历史的情况下，韩国出现了诸多 “文化偷窃” 行为，如将汉服、端午节、孔子等都据为己有。
甲午战争后，大清放弃对朝鲜半岛的宗主权，朝鲜半岛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为同化朝鲜半岛，推行皇民化教育，征召兵员和慰安妇。侵华日军中的朝鲜伪军，虽未被日军信任获得武器，却用洗衣棒残害中国人，“高丽棒子” 的称呼由此而来。日本为提高军队士气设立慰安所，起初欺骗招募朝鲜半岛慰安妇，后直接强行征召。在日本占领时期，朝鲜半岛约有十多万女性被迫成为慰安妇，亚洲受迫害女性高达 60 多万，超 2/3 受害人死于战争结束前，幸存者也大多染病、不孕，生活悲惨。
二战后，韩国在李承晚时期，高层保留大量亲日势力。建国初期，韩国经济穷困潦倒，人均 GDP 不到朝鲜的 1/3。此时，韩国看到日本通过举国卖淫实现经济腾飞，便鼓励国内慰安妇重操旧业，众多妓院在美军基地开设，如著名的梨泰院。随着美军入驻人数增多，韩国高层将妓女称为 “第五类供给”。
朴正熙时期，朝鲜战争打垮了韩国经济，美国削减经济援助。朴正熙决定国家经营妓院与日本展开卖淫竞赛，输送劳工，改革色情业，将军营镇打造成特别旅游区，给予色情行业诸多优惠，还开设小姐培训班。这导致美军中性病盛行，同时产生混血遗孤问题，这些孩子在韩国遭受歧视。韩国政府宣传为美军提供色情服务的女性是 “爱国者”，使民众对妓女的看法从鄙夷转为尊敬，色情业成为热门职业，80 年代前，面向美军的色情业为韩国贡献了 25% 的 GDP。
汉城奥运会后，韩国经济发展，民众压抑的心理催生报复性消费，色情业出口转内销，服务韩国男性。韩国色情业发展出多种交易模式，据韩国政府统计色情从业人员约 50 万，女权协会预估实际超百万，即每 25 个韩国女性中就有一人以卖淫为生。韩国在色情人均消费上位居世界第一，2011 年年人均嫖资达 527 美元，是日本的四倍多。即便文在寅整顿，色情业仍占全国 GDP 的 4%，与农业相当。
90 年代中后期，韩国本土妓女难以满足市场，大量外国女性通过人口贩卖流入。背后是韩国财阀和邪教作祟，邪教用教义洗脑信徒，将其变卖为妓女和高层玩物。女团明星也常沦为财阀玩物，如李胜利事件，背后便是财阀搞权色交易。
文在寅执政期间，也试图对色情业和财阀进行整治，但结果却雷声大雨点小。韩国社会 “刑不上财阀” 已经成为了一种潜规则，难以打破。在对比张紫妍案和 N 号房事件时，同样是性剥削案件，判决结果却天差地别。文在寅在 N 号房事件的处理上，虽然看似大快人心，但实际上他心里也清楚，他无法撼动韩国社会的根基。他在采访中无奈地表示：“我们已经无法单独依靠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了，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文化和态度。”
韩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厌女文化盛行。女性的月薪大概只有男性的三分之二，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韩国女性的自杀率常年稳居第一，老人的贫困率也位居榜首。色情文化已经渗透到了韩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学生到明星，从年轻人到老人，都深受其害。在韩国，七八十岁的老人为了生计，不得不站街六七个小时，他们虽然感到羞愧，但为了活下去，却别无选择。一位 78 岁的老人无奈地说：“没有人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成为妓女的，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此外，韩国的色情片产业也不容忽视，其中 60% 为三级片，还美其名曰 “文创”，实则是在给自己立牌坊。在软色情方面，韩国也颇有一套，以女团以及各种秀下限的舞蹈 MV 为代表，这些软色情内容瞄准的首个收割目标就是隔壁的中国。
回顾韩国色情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社会毒瘤已经深深扎根于韩国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如果韩国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延长现有的总统任期，对财阀进行彻底清算，那么韩国的未来很可能依旧是总统排队进监狱、女明星排队自尽、民众生活在不良社会风气下的局面。N 号房事件不会是第一例，也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例，韩国或许还将继续创造出更多令人不齿的 “人类奇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