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克立等人回到新7军军部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时间已经标注1948年10月19日了。史说对参谋长龙国钧说，按照解放军的要求，让各团分头动员，和解放军交接吧。另外，让家眷们提前躲到地下室里去，蒋先生是个睚眦必报的人，他的飞机不扔几颗炸弹，是不可能的。
众人叹息一声，就分头行动去了，随着彭克立一同到了新7军军部的一名解放军干部，向史说敬了一个礼，说道：“史副军长，我们解参谋长有两件事，和你商量。”
史说一愣，问了声：“什么事，还得非要让我作主啊？”
新7军炮兵指挥官王及人笑了，说道：“辽西战事紧，解放军首长想让我们的两个炮兵连立即转变为解放军编制，开赴辽西前线，我已经答应过他们，和你与军长商量的。”
史说点了点头，说道：“好吧，就这样定吧。你们炮兵部队，要按照解放军首长的要求，配合改编部队。”
那名解放军干部笑了笑，又从布袋里掏出一封信来，递给了史说，说道：“这是我们周副主席写给郑洞国将军的亲笔电函，希望你们派人送给郑洞国将军，争取他在最后关头，站到人民的一边来。”
史说看了看，那信并没有封口，是一份电报稿，写着“希望不负黄埔初衷，如一转念，即当以起义相待”等语。史说随即喊来一个参谋，让他给郑洞国送去。（或许当时第1兵团部正戒备森严，这个参谋并没有完成任务，多年之后，郑洞国才知道此事，唏嘘不已。）
姚凤翔回到团部，召开了基层官兵会议，让他们向解放军交出枪械、阵地，到指定地点集合，然后挥泪和他多年的部下们告别，往军部赶来。
几架飞机在长春城外盘旋，在城东扔下几颗炮弹后，呼啸而去了。吴祥伯叹了口气，说道：“或许，下一个轰炸的目标，就是我们了，老蒋，把人逼上了绝路，再给几颗炸弹，够大方的了，够大方的了。”
新7军军部，家眷们已经拥挤在地下室内，听着长春城内的爆炸声，瞪大着惊恐的眼睛，有人小声问着，战争，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是啊，新7军的战争，结束了，新7军这个番号寿终正寝了。有关新7军将领的人生归宿，同样令人唏嘘：
1、军长李鸿，1949年6月，李鸿回到湖南老家。1950年5月，李鸿前往台湾。不久，因受孙立人案牵连入狱，受到严刑逼供，此案一直拖延，直到1966年才以“弃守长春”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有期徒刑25年。1975年，李鸿被释放（和最后一批特赦人员大致一个时间段）。1988年8月15日，李鸿在台湾病故。
2、副军长史说，新中国成立后，史说任东北军区司令部研究员，东北军政学校战术教员。1955年任哈尔滨第一中学及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教员。1960年调上海，任比东中学、向明中学教员。1980年任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兼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参事室主任，上海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及顾问，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9月逝世。
3、参谋长龙国钧，投诚后先后任沈阳化工学校、长沙轻工业技术学校及广州轻工业（化工）学校教员。1974年5月30日在广州逝世。
4、新38师师长陈鸣人，1949年5月25日，被解放军释放后返乡。后应老长官孙立人之邀，于1950年4月赴台，陈鸣人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部营务处少将处长。5月，陈鸣人和先后赴台的新7军旧部李鸿、彭克立、曾长云等被蒋介石抓了起来，先在军法局看守所关了8个月，又转入保密局看守所，受尽酷刑。直到1971年7月，才最终以“阴谋颠覆、策反孙立人”的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后改为有期徒刑25年。1975年被释放，1984年2月去世。
5、新38师副师长彭克立，投诚之后，经学习不愿意参加工作，于1949年5月被遣返乡，1950年4月舍妻离子到了台湾，任陆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第206师副师长。同年6月以“颠覆政府、策反孙立人”等罪名被捕入狱，1971年以“不战而放弃长春”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后改判为有期徒刑25年，1975年获释，于台北敬老所艰难度过13年。1988年4月带着老友、曾任新38师113团团长、两年前去世的曾长云的骨灰，回到大陆。1989年，彭克立受聘任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2003年，彭克立于长沙病逝，享年93岁。
6、暂编第56师师长张炳言，被遣返后到香港谋生，1950年赴美。
7、暂编第61师师长邓士富，投诚后，经学习，愿意回乡务农。回到家乡的邓士富，也很快当上了银场村村长。不过，在1952年的镇反运动中，却以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直到1983年5月，才恢复邓仕富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8、暂编第61师副师长宁伟，于1992年病逝。
9、暂编第61师第2团团长姚凤翔，没有查到相关资料，有一个资料显示，其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南地下军第4军暂5师参谋长。这支部队后被解放军收编，姚凤翔最终命运如何，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