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没有太多背景的情况下，能够从底层官吏或者是一介布衣，做到内阁首辅的人，势必都是才华横溢之辈，而张璁和杨士奇，就是这样的奇人，两人的科举考试成绩都不太好，张璁经历了八次会试，才取得了进士名分，而且排名也不高。而杨士奇更别说了，连乡试都没过，靠着自学成才，积攒了名声才得以入仕。其实按照两人的科举成绩，都没有资格进入翰林院，按照正常的途径发展，连内阁都没机会进，但是两人都抓住了机遇，做到了内阁首辅的位置，并在各自的位置上，做出了一番成就。
杨士奇
说起对明朝的贡献，其实两人差距并不大，只是所处的时代不同，所以很难进行横向比较，杨士奇身处明朝从初创到盛世期，帮助明宣宗朱瞻基将大明王朝推向了盛世。而张璁处于明朝中期，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张璁推行经济改革，缓和社会矛盾，抑制土地兼并，解决流民问题，削弱宦官干政，在一定程度上为大明王朝续命三五十年。而且两人的政治生涯末期都不算完美，杨士奇眼见宦官王振做大而无能为力；张璁政治生涯末期，政治对手林立，身心疲惫，只能黯然下台。
按理说，张璁和杨士奇，都是明朝贤相，都为王朝的兴盛和延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历史上，两人的评价却是天壤之别，呈现出杨士奇被高捧，张璁被重踩的情形。不过近年来，由于明史被社会讨论力度提升，张璁的名誉也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恢复，但是相较杨士奇，还是相去甚远。
张璁
在历史的长河中，人物的评价往往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波动，其中杨士奇与张璁两位明朝内阁首辅的命运便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杨士奇，作为明初的奇才，被历史高高捧起，成为“仁宣之治”的重要缔造者；而张璁，尽管在嘉靖朝力推改革，却似乎被历史重重摔下，其功过至今仍为后人争议。本文旨在探讨这一历史现象背后的原因，通过对比两人的生平事迹、政治作为及后世评价，揭示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与多维性。
杨士奇，生于明太祖洪武九年（1366年），吉安府泰和县人。自幼丧父，家境贫寒，却勤学不辍。他以授徒为生，直至建文帝时方被荐入翰林院，从此踏上仕途。杨士奇为官勤勉，举止恭谨，擅长应对，善于识人，建言朝政常一语中的。在明成祖、仁宗、宣宗三朝，他均担任要职，尤其是任内阁首辅二十一年间，与杨荣、杨溥同心辅政，时称“三杨”，对“仁宣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明宣宗和杨士奇
这一时期，国家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明代国力达到了鼎盛。杨士奇勤政爱民，主张停止对外用兵，与民休息，其政治理念深得民心。同时，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学者，编著有多部典籍，对明代文学的发展也有深远影响。因此，《明史》评价他：“明称贤相，必首三杨。”杨士奇以其卓越的政绩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历史的尊重与赞誉。
相比之下，张璁的仕途则显得更为坎坷而富有争议。张璁，生于弘治十八年（1475年），浙江温州府永嘉县人。他自幼好学，历经八次会试，终于在正德十六年（1521年）取得进士资格。世宗即位初议大礼时，张璁力折廷臣，迎合帝意，从而受到重用。
大礼议事件
张璁为官清廉自守，勇于革新，是明中期改革的开启者。面对嘉靖朝的社会矛盾激化，他力主改革，坚决清理庄田，缓和了社会矛盾；同时，他还改革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用人上推行科举、举人、岁贡三途并进法，提高了官员素质；在礼制改革方面，他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世人评价张璁功业居嘉靖朝之首，近年学界称其为“明代改革第一臣”，万历初年名震青史的张居正改革，就是在张璁改革的基础上所展开的。
然而，张璁的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遭到了强烈的反对与阻挠。此外，他个人的一些行为也引发了争议，如对待政敌的残酷手段、晚年生活奢靡等，更重要的是张璁靠着取悦嘉靖帝的方式获取了晋位之路，在讲究风骨的明代文人群体之间饱受非议，很多明代文人，尤其是负责修史的翰林院学士们，对这位后学末进却走到了内阁首辅的张大学士充满了鄙夷。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后世对他的评价，使得张璁在历史上的地位远不及杨士奇。
为何历史对杨士奇与张璁的评价存在如此显著的差异？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两人的政治作为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杨士奇所处的“仁宣之治”是明朝的鼎盛时期，国家安定、经济繁荣，这为他的政治作为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张璁则身处明朝中衰之际，社会矛盾激化，改革阻力重重，这无疑增加了他施政的难度。而且自古以来，改革就是最得罪人的工作，而且是得罪那些掌握大权的勋贵。
张璁解决流民问题
毕竟要想国家强盛，就必须解放老百姓的生产力，让更多的老百姓有田可种，可以纳税，增加财政收入。但是田地被勋贵兼并，想要实现这一政治理想，就必须要从勋贵手中割肉。历史上的改革者，就没有几位得到了善终，譬如商鞅，帮助秦国变法成功，最终还不是落得死于非命的下场。再有就是北宋王安石，推行改革，却受到了上下抵制，勋贵们团结，虚与委蛇，铁板一块，结果改革不但没成功，王安石还被贬出京，晚景凄凉。
其次，两人的性格与执政风格迥异。杨士奇为人谦逊谨慎，善于识人用人，其政治理念深得民心，因为为人谦和，所以杨士奇颇得同僚尊重。再加上其所处的时代正是明朝的上升期，一般这一时期的官吏都很好出政绩，古来名相，除了少数力挽狂澜之辈，大都出自于这一时期，所以历史风评一般都相对较好。
而张璁靠着帮助嘉靖打败了文官领袖杨廷和而上位，从一开始就站到了大部分文官的对立面，所以张璁执政期间，确实不能招揽大批传统文官为其所用，再加上反对他的声浪风卷云涌，所以手段比较激进，有时甚至刚愎自用，对待政敌手段残酷，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形象。
杨士奇
还有，明朝初年社会风气和明朝中期不一样，明朝初年，因为社会刚刚归于一统，学术氛围和科举事业都没有大兴，很多官员都是靠着举荐而入仕，那时候更多的是唯才是举，看中的是个人能力，所以像杨士奇这样布衣入仕的官员并不少见，文官群体也对这类官吏没有偏见，而且那个时候的内阁虽然权力大，但是官职却相对较小，并没有中后期那么显眼。
但是到了明朝中期，随着科举制度和内阁制度的成熟，所有的晋升之路都很明确，比如想要进内阁，基本就得是翰林院出身，而想要进翰林院，那科举考试记得是全国前几名，这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就无限拔高了做题家的地位，而真正有实干才能之人，却得不到施展的机会。张璁这样，靠着其他途径进内阁的官员势必就会遭至天下文官的鄙视，这就是内卷的后果，并不是有才华的人就能得到发展的机会。
再者，后世评价的主观性与时代性也不容忽视。历史是由人书写的，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同一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存在差异。杨士奇作为“仁宣之治”的重要缔造者，其历史地位早已被确立；而张璁则因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而饱受争议，其历史评价也随之波动。
张璁画像
最后，两人的个人品德与私生活也对后世评价产生了影响。杨士奇一生勤勉廉洁，为人所称颂；而张璁虽然为官清廉，在任期间严肃风纪，整顿官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但手段过于强硬，对待政敌手段残酷等而饱受诟病。这些因素无疑加剧了后世对他评价的负面倾向。
除此之外，张璁从政的一生，都在被人忌恨，人缘实在太差，其活着的时候，“小人”、“奸邪”、“佞幸”是对他的专称；“专擅”、“乖僻”、“狠愎自用”是他的标签。但是其不过就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法理，帮嘉靖帝找回了认自己亲爹的权力，只是因为没有站队文官群体，就被广为排挤，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多差，也可以想象明朝文官群体有多固执。
综上所述，历史对杨士奇与张璁的评价差异源于多方面的因素。杨士奇以其卓越的政绩和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历史的尊重与赞誉；而张璁则因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者、个人品德与私生活等方面的争议而饱受后世非议。然而，无论如何评价这两位历史人物，我们都应客观看待他们的功过是非，从中汲取历史智慧与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过去，也启迪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