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那些年(1949-1978)

1949《人民日报》刊发的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四九年新年献词》

毛泽东的“新年献词”

北平和平解放前，傅作义与谈判代表团

北平的宁静解放：从硝烟到和平的史诗转变

在解放战争的烽火岁月中，北平的和平解放宛如一部史诗般的故事。1949年1月15日，天津的国民党守军在解放军的英勇攻击下灰飞烟灭，而北平的国民党守军则陷入了绝境。16日，邓宝珊作为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肩负着傅作义总司令的期望，与解放军代表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进行了历史性的会面。经过多日的商谈，双方于21日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从22日起，北平的傅作义所部25万守军按照协议，陆续撤出市区，接受解放军的改编。仅仅一周后，31日，解放军和平入城，标志着平津战役的正式结束。这一刻，中国共产党不仅掌控了华北的主要城市，更赢得了民心和广大地区。

北平的和平解放不仅仅是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更是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民生的坚定承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傅作义的会面与协议，成为了历史性的一刻。它不仅为北平市民带来了和平与安宁，更为新中国的诞生铺平了道路。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特使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

1950年1月，当时的越共领袖胡志明长途跋涉18天，秘密进入中国，后来到了北京，向中国领导人求援。

1950年7月，陈赓（左三）在越南同胡志明主席（左二）等亲切交谈

志愿军战士

10月19日，第一支中国军队通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拉开了抗美援朝的序幕。

1951年5月24日，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

阿沛·阿旺晋美向毛泽东主席献礼

公审刘青山、张子善，时人称他们为惊动中南海的两只“老虎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贪污

在贪腐的深渊中，刘青山和张子善肆无忌惮地挥霍公款，过着极度奢侈和腐化的生活。刘青山的堕落尤为严重，甚至达到了吸食毒品的程度。他们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公职人员的职责和道德底线。

1950年下半年，刘青山挪用公款，从香港购进了两辆豪华小汽车。其中一辆供自己私用，另一辆则送给了关系密切的人。这种利用公款满足个人私欲的行为，完全无视公共利益，是对国家财产的极度浪费。

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刘青山和张子善的贪污挥霍金额达到了惊人的3.78亿多元。其中，刘青山个人贪污了1.83亿多元，而张子善则贪污了1.94亿多元。这些金额都是按照当时的法币计算的，其数额之大，令人咋舌。

他们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对于这种腐败行为，必须予以严厉打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1952年，“三反”“五反” 抓“老虎”

1952年2月1日，北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公审大会，旨在公审并严厉打击一批重大贪污犯罪分子，即人们常说的大“老虎”。在这次公审大会上，一名中国畜产公司的处长成为了众矢之的，他因贪污23万元，按照当时的法币汇率，这笔款项高达23亿，震惊了全场。

此外，另一名来自公安部的行政处科长也因贪污6万元，即当时的法币6亿元，而受到审判。这两名高级官员因贪污数额巨大，被依法判处死刑。

当时社会上存在着对贪污分子大小的评价标准，其中贪污超过1万元（当时的1亿元）的被称为大“老虎”，贪污在5000到1万元之间的被称为中“老虎”，而贪污在5000和1000之间的则被称为小“老虎”。这两名被公审的官员无疑是大“老虎”的代表。

这次公审大会展示了新中国对于打击贪污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同时也警示了全体公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反对贪污腐败，共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和谐稳定。

1952年7月1日，成渝铁路通车

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上甘岭战役

志愿军战士欢呼胜利

上甘岭战役，美方称为三角山战役，是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上甘岭及其附近地区展开的一场著名战役。在持续43天的战斗中，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志愿军共击退“联合国军”900多次冲锋。最终志愿军守住了阵地，取得了胜利。上甘岭战役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高水平，志愿军在此次战役中打出了国威军威。

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在1953年，中国进行了一项重大改革：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这一政策持续了长达32年，直至1985年才被粮棉合同订购制度所取代。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

土地改革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他们在土地上辛勤耕耘，努力提高粮食产量。到了1952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惊人的3278亿斤，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

然而，尽管大丰收，全国的粮食供应形势却并未得到缓解，反而变得更加紧张。从1952年到1953年，国家的粮食缺口达到了近40亿斤。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政府决定采取统购统销政策，对粮食生产和供应进行计划管理。

这一政策的实施，对于稳定全国的粮食供应、保障人民的基本口粮需求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对农民的生产和经营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统购统销政策下，农民需要按照国家计划进行生产和交售粮食，而不能自由买卖。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自主权和市场交易。

上海大康药房王康年被逮捕

在“五反”中因出售伪劣医药用品坑害志愿军指战员的上海大康药房王康年被逮捕

在“五反”运动中，上海大康药房的负责人王康年因出售伪劣医药用品，严重坑害了志愿军指战员，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愤慨。王康年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商业道德和法律法规，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被依法逮捕。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决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三大亨”。

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

黄金荣（1868年—1953年6月20日），祖籍浙江余姚，出生于江苏苏州，上海青帮组织成员，1927年组织中华共进会，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少将参议、行政院参议，1949年上海解放之际，黄金荣未出逃，一直留在上海，1953年：在钧培里黄公馆谢幕人生。

杜月笙（1888年8月22日-1951年8月16日），原名杜月生，后因章太炎建议而改名镛，号月笙，江苏省川沙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人，中国近代上海青帮头目。

张啸林（1877年一1940年8月14日），原名张小林，出生浙江慈溪县城（今江北区慈城镇），曾就读私塾5年。早年游手好闲，打架斗殴，与流氓为伍，为杭州地痞之一。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冬，因斗殴误伤人命，逃亡到上海旧法租界（今黄浦区），在法租界内结识了季云卿等人。上海三大亨之一。

1953年12月25日，香港九龙石硤尾发生大火

1953年12月25日夜晚九点半，香港九龙的石硖尾村（原名白田村）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火。这场火灾始自白田上村的八家坡，迅速蔓延至整个白田上村、中约和下村，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同时，火势还进一步波及了周围的窝仔村、石硖尾村和大埔道村。直到次日凌晨两点，这场燃烧了将近六个小时的大火才被完全控制住。

这场大火烧毁了超过一万间的木屋和石屋，受灾的居民数量高达七万多人，受灾面积达到了一点五平方英里。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给许多家庭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痛苦和损失。

火灾的原因是由于一名居民在点燃水灯时不慎点燃了棉胎，引发了火警。火势迅速蔓延，短短十分钟内，火势已经扩大到了中约地区。当时，不巧的是，天空中刮起了猛烈的东北风，火势顺着风势从白田上村的半山腰向下蔓延，形成了一片火海。

在火场中，可以听到劈啪作响的声音，浓烟滚滚升向天空，火光映红了整个天空。这场大火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和不安，许多人失去了家园和财产。

东山岛战役是国共内战的最后一场地面战斗，也是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上的最后一次作战

东山岛，作为福建的第二大岛，与福建仅隔着一条500米宽的八尺门海峡。这个地理位置使它成为了国共内战的热点战场。1953年7月，东山岛爆发了国共内战的最后一场地面战役。在这场战役中，国民党军首次采用了空降部队这一战术，显示出其在军事策略上的新尝试。

这场战役的双方最高指挥官是叶飞和胡琏，两位将军在之前的金门战役中就有过交锋。东山战役与金门战役颇为相似，都是登陆与反登陆的激烈对抗。金门战役中，叶飞未能取胜，而东山战役则由胡琏败北。

1953年7月15日的夜晚，东山岛战役正式打响。午夜时分，国民党军13000余人从金门基地出发，通过海路向东山岛挺进。与此同时，另一路伞兵中队的2000余名士兵乘坐22架运输机从台湾新竹机场起飞，飞往他们的空降地点。

1954年11月14日，在浙江以东海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鱼雷艇第31大队与国民党海军的一场激战打响。为了有效打击国民党军的袭扰活动，同时为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等岛屿创造有利条件，华东军区海军决定派遣鱼雷艇6艘前往高岛附近海域设伏，寻求合适的战机对国民党海军舰艇展开攻击。

深夜，月黑风高，高岛雷达站突然捕捉到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卫舰进入伏击区域的信号。接到情报后，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艇4艘迅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在岸上指挥所的精准引导下，鱼雷艇编队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

凌晨1时28分，攻击命令下达。鱼雷艇炮火齐射，准确命中“太平”号。仅仅过了5分钟，“太平”号护卫舰被两枚鱼雷直接命中，舰体严重受损。在连续的猛烈攻击下，“太平”号逐渐失去抵抗能力，最终于凌晨7时42分在高岛东南18海里处沉没。

人民解放军海军鱼雷艇部队展现出了出色的战术素养和高效的协同作战能力。他们行动隐蔽、迅速，鱼雷发射准确无误，一举击沉国民党海军一艘护卫舰，创造了海军鱼雷艇部队首次成功的战例。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发展意义？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得到了印方的赞同，并写入了1954年4月29日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我国为发展同亚洲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而提出来的。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这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不仅被用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被用于处理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基本的是和平共处，它不仅要求建立一种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而且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国家间和国际上各种争端的方法。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以平等协商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争端，实现互惠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对新中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它是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开展活动，突破美国的孤立和遏制政策，扩大对外交往、参与国际事务的有力武器。

1955年正式发行的三元券人民币

三元券人民币

三元人民币指的是第二套人民币中唯一一张面额为三元的人民币纸币。这张纸币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整体颜色为淡绿色，长16厘米，宽7.2厘米，比流通的1元人民币稍微大一些。纸币的正面两端各有繁体三元字样，下面标着“1953年”，正上方为“中国人民银行”六字，中间是永新县龙源口大捷桥图景，石桥周围的花边为深绿色，中间的底纹为黄色。纸币的背面图案是花纹和国徽，中间有汉、维、蒙、藏四种文字的“中国人民银行三元”字样。

三元人民币是由苏联代为印制的，采用的印刷技术当时属于先进，透光时可以看到五角星混合水印图案。这种纸币在1955年3月开始发行后很快就停止了流通，因此在收藏市场上十分稀有。

胡风案：“新中国文坛的第一冤案”

胡风

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人，于1902年留学日本，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左翼文艺批评家。自1949年起，他担任了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并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参与国家事务。胡风与“七月诗派”的青年成员在新中国成立后，怀着对国家的深厚情感，创作了大量歌颂新中国的作品，然而这些作品却频繁受到批判。

在抗日战争时期，胡风作为一位重要的文艺评论家和理论家，他领导并组织了“七月诗派”，同时他的理论著作《关于现实主义》在当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了全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并亲自创办了大型文学刊物《人民文学》，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然而，自1953年起，胡风的文艺观念被逐渐视为中国文艺界中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人，因此他受到了连续的批判和斗争。不幸的是，在1968年他遭到了迫害，最终离世。“胡风案”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文坛的第一冤案”，这一事件也成为了中国文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55年，我国同时实施了军衔制和行政级别工资制，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

行政级别从一级到二十四级，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

在初次拟定的行政级别工资方案中，中共高层官员的收入相对较高。

一级对应的是军委主席，月薪为600元，当时毛泽东担任此职位；

二级是副主席，月薪550元，包括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

三级是元帅，月薪500元，涵盖了陈云、邓小平以及共和国的元帅们；

四级是大将，月薪450元，如粟裕、徐海东、陈赓等大将；

五级则是上将，月薪400元，适用于大军区、省、部级正职。

这一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职务与薪酬的对应关系，并为当时的社会经济提供了稳定的支撑。

钱学森为中国的“两弹一星”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钱学森

1956年10月8日，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节点，中国最早的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担任院长。这位杰出的科学家，杭州人，生于1911年，年轻时便展现出非凡的才华。23岁大学毕业，28岁便获得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而后在38岁时成为加州理工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同时在麻省理工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的学术成就和声望使他在空气动力学领域名列世界前列。

在44岁这年，钱学森决定回到祖国。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工业现状，他首先选择了前往哈尔滨进行考察。陈赓将军特地从北京赶来与他会面，两人之间的对话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激情。当陈赓问及中国人是否能够研制导弹时，钱学森毫不犹豫地回答：“外国人能搞，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他的坚定信念和豪情壮志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1955年的冬天，钱学森在叶剑英和陈赓的陪同下与周恩来总理会面。周恩来总理对钱学森寄予厚望，并指示他为中国航空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具体的建议。钱学森不负重托，仅在两个月后的1956年2月17日，便提交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这份意见书内容详尽，从领导、科研、设计到生产等各个环节都为中国航空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钱学森的智慧与才华为中国导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贡献不仅在于科学研究，更在于他坚定的信念和对国家的忠诚。在他的引领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为培养中国导弹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为我国导弹事业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

说普通话，写简体字

1956年1月1日，中国报纸的版面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主要报纸从直排改为横排，这是一次创新性的改革。当时，许多知名人士如郭沫若、胡愈之等都撰文支持这一变革，强调文字横排的科学性。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字改革。简化汉字被分期推广，并成立了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以全面推广普通话。

《汉字简化方案》在1955年1月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提出，随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讨论。经过专家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和修订，该方案在1955年10月获得通过。从1956年开始，除了特殊情况，繁体字在中国大陆被逐步淘汰，全面实行了简化字。

然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许多对汉字简化和拼音化方案持异议的知识分子受到了批判。从此，对汉字简化的质疑声音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

1956年2月6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该指示强调，普通话已成为汉语统一的基础，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五十多年来，推广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取得了显著成果。据最新统计资料显示，全国已有53%的人能够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而习惯写简化字的人口已占95.25%。在国际上，也有三千多万人在学习简体中文，两千五百多所大学、中学开设了中文课程。普通话、规范汉字和中文拼音在国际汉语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大多数报刊和电脑也都在使用标准化汉字。

目前仍有86%的人在使用方言进行交流，这表明普通话的推广仍处在初级阶段。

1956年8月1日八一风灾

在1956年8月1日深夜，一个巨大的台风猛烈袭击了浙江东部。被称为“温黛”的5612号台风在浙江舟山的象山县南庄登陆，其破坏力之大，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描绘出那种恐怖的景象。

浙江沿海的400多处海塘被彻底摧毁，象山港无数的渔船被海浪无情地打沉。舟山市区的大树被连根拔起，街道变得一片狼藉。那些在海边抗台的人们，被狂风吹得在空中翻飞，然后重重的摔到地面或掉进大海。

由于在台风“温黛”来临之前，没有及时组织民众向高处撤离，灾后人们在一片房屋的瓦砾废墟中、在残存的海塘边以及田间野地，发现了三千多具尸体。其中，有241户人家遭受了灭顶之灾，全家遇难。更令人心碎的是，人们还发现了许多紧紧抱成一团的尸体，全家几口人至死也没有分开。

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更多。有幸存者指出，原本有一千八百多人的下山村，仅有八十余人幸免于难。这就是老人们所说的“八一风灾”，一个永远刻在人们心中的痛苦记忆。

根据《象山县县志》记载，8月4日，国务院在抗台救灾的紧急指示中指出：此次台风风力巨大，影响范围广泛，受灾范围达1000公里，涉及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地区。其中，浙江和安徽受灾最为严重。浙江是此次灾害中人员伤亡最多的省份，共有4925人死亡。而在浙江，象山县的死亡人数占全省的69%，成为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

在象山县，全县共有3402人死亡，其中包括50名国家干部（其中12名为共产党员）、3名解放军指战员。有241户人家遭受灭顶之灾，无一生还。此外，还有5614人受伤，其中1436人伤势严重。灾害还导致191条海塘堤坝被毁，总长度达到6388米；77395间房屋被毁；102艘木帆船被冲毁，376艘渔船受损；116611亩粮田被海水淹没。

此次台风灾害给浙江和象山县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政府和民众共同努力，展开抗台救灾工作，尽力减轻灾害的影响。这段历史成为了象山县乃至整个浙江省人民心中的一段沉痛记忆，也提醒着人们时刻关注和防范自然灾害的发生。

崇文门正面，这座古建筑在1957年被拆

崇文门是京师九门之一，元代称文明门。它位于今崇文门内大街南口处，东距正阳门约3公里。其城楼面阔5间，约39.1米宽，通进深24.3米；楼台连台高35.2米，重楼重檐，歇山式城楼，屋顶是灰色筒壮绿琉璃瓦檐边。

崇文门经历元、明、清三朝古都，是南城三个门最东的一个。历史上以其瓮城左首镇海寺内镇海铁龟著名。此外崇文门税关之苛也使外埠客商望门生畏。“崇文铁龟”名遍响京都。走酒车，城外是酒道，当年的美酒佳酿大多是从河北涿州等地运来，进北京自然要走南路。运酒的车先进了外城的左安门，再到崇文门上税。

崇文门正面

1957年，北京的城墙面临着大规模的拆除。城内不时传来毁墙的炮声，让人感到一种不安和无奈。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走进这座城市，他目睹了地安门、广安门等城门被拆除的惨状。广渠门已经只剩下了一个城台和门洞，而崇文门和西直门也岌岌可危。他心痛地看着北京的城门一座座被毁，泪水不禁滑落。

梁思成的心里充满了痛苦和无助。这些城门不仅仅是砖石堆砌的建筑，更是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每一座城门的消失，都意味着一段历史的消亡，一个文化的记忆被抹去。

他深知这些城门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但他仍然不希望看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被毁于一旦。他用自己的笔和声音，呼吁人们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但他的呼声似乎被淹没在了时代的洪流中。

尽管如此，梁思成并没有放弃。他继续为保护北京的历史和文化而奋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珍贵的建筑遗产，更是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敬畏和尊重。

1958年，扩建后的人民大会堂

1958年，扩建后的人民大会堂

1958年，人民大会堂扩建。作为重要的国家符号，这座气势宏伟的建筑坐西朝东，南北长336米，东西宽206米，高46.5米，总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比天安门城楼最高点还高出10米有余，体现出新中国人民至高无上的地位。

金门机场被炮击场面

1958年，大陆开始炮击金门。

王进喜：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大庆油田帮中国甩掉了“贫油帽子”

1959年的中国，全年的石油产品销售量达到了504.9万吨，然而自产量却不足一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庆油田的发现犹如一道曙光照耀着中国。大庆油田老职工朱鼎科在走廊里高声喊叫：“松基三井喷油了！”这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楼道，各个科室的人都纷纷跑出来，他们激动地鼓掌、跳跃、欢呼。这一刻，他们知道，他们为中国国庆十周年献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1960年，在党中央的号召下，4万多名转业官兵、石油工人、知识分子勇敢地投身于这场石油大会战。他们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汇聚在这片茫茫荒原上，与天斗、与地斗，不畏艰难困苦。然而，会战初期，困难重重。大庆油田历史陈列馆馆长孙桂兰深知：“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国家缺油才是最大的难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进喜带领着大家发出了豪言壮语：“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凭着“宁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的坚定信念，仅用了3年时间，大庆油田原油年生产能力就达到了500万吨，占据了全国石油产量的半壁江山。中国石油大庆油田公司总经理朱国文骄傲地表示：“大庆油田的成功开发，不仅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更为国家能源的自给自足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在大庆这座城市里，有两笔宝贵的财富得以传承至今。一笔是那股不屈不挠、敢于拼搏的精神力量；另一笔则是那座矗立在荒原上的丰碑——大庆油田。它们见证了中国石油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辉煌历程。如今的大庆油田不仅是中国石油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

登山队队员在北坡

中国人首次登上珠峰

1960年，中国人首次登上珠峰。

1960年5月25日，一个载入史册的伟大时刻终于来临。中国人，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勇气，首次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世界之巅。

珠穆朗玛峰，这座巍峨壮丽的高峰，自1953年新西兰和英国的两名登山者首次登顶成功以来，一直是探险家们梦寐以求的目标。而在1956年，瑞士登山队也成功挑战了这座高峰。

1960年3月25日，中国登山队员们从珠峰脚下的绒布寺前的广场出发，他们选择的是极具挑战性的北坡路线，向着珠峰挺进。然而，在攀登过程中，他们遭遇了罕见的飓风，给前进的道路带来了巨大的困难。预定的登顶日期已到，但队员们尚未到达峰顶。

当他们攀登到8600米的高度时，登顶珠峰只剩下最后一段艰难的路程。然而，此时已有多名队员因严寒而严重冻伤，无法继续前行。得知这一情况的贺龙元帅立即发出了电报，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重新组织攀登，哪怕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继续努力。

在5月17日，许竞和王富洲组成了“顶峰突击队”，他们再次向珠峰顶峰发起冲击。然而，途中又有6名队员因严寒而冻伤。最终，只剩下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人勇敢地继续向顶峰前进。

经过无数次的努力和艰苦奋斗，他们终于在5月25日凌晨4时20分成功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顶峰。这一刻，他们不仅为中国登山事业书写了辉煌的一页，也创造了世界纪录——第一次有人从北坡成功登顶珠峰。

这次成功的登顶是对中国登山队员们不屈不挠、勇往直前的精神的最好证明。他们以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和坚定决心。从此以后，中国登山事业在国际上崭露头角，为世界登山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明宫：1961年，长安城遗址被发掘出来，引起轰动

大明宫

大明宫：1961年，长安城遗址被发掘出来，引起轰动

1961年，中国政府宣布大明宫为“长安城遗址”，并将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决定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轰动，因为大明宫是唐朝时期的重要政治中心，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宫殿之一。

大明宫的发掘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过多年的发掘和研究，人们逐渐揭示出了大明宫的建筑布局和历史变迁。大明宫不仅是一座宫殿，更是一座城市，其内部有许多建筑和设施，如太液池、九龙殿、凌烟阁等，都是唐朝著名的旅游景点。大明宫是唐朝的政治中心和国家象征，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宏大、规划最完善、建筑最豪华的宫殿群之一。大明宫遗址位于今西安市太华南路，建于唐太宗贞观八年，毁于唐末战乱。

1961年，有关部门开始发掘长安城遗址，也就是大明宫遗址。这次发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轰动，因为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也是对唐朝文化和历史的深入研究和了解。

通过发掘，人们得以一窥唐朝时期大明宫的建筑风格、布局和文化内涵，了解了唐朝的政治、文化和艺术发展情况。同时，也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和艺术品，为研究唐朝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如今，大明宫遗址已经成为了西安的一个重要文化景点，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前来参观。通过对大明宫遗址的发掘和保护，人们得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唐朝文化和历史，同时也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参考。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它见证了大陆对香港的关爱

东深供水工程

东江—深圳供水工程（简称“东深供水工程”），是北起东莞桥头镇，南至深圳水库，途经东莞、深圳两地的东深供水工程。其主线绵延68公里，将东江水输送至此，担负着香港、深圳以及工程沿线东莞8个镇三地2400多万居民生活、生产用水重任，是党中央为解决香港同胞饮水困难而兴建的跨流域大型调水工程，可谓供港生命水线。东深供水工程用50多年的坚守，见证了香港的繁荣稳定与深莞地区的加速发展。

1963年，“跃进”触礁沉没

跃进号

1963年4月30日，跃进号展开首航，1963年5月1日中午首航日本，因触礁沉没在苏岩礁。由大连造船厂建造，使用当时最新的技术装备。它全长169.9米，载货量1.34万吨，排水量为2.21万吨，能在封冻的区域破冰航行。

第一届百花奖，中国电影事业迅猛发展

第一届百花奖

第一届百花奖授奖仪式于：1962年5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政协礼堂隆重举行。百花奖这一由广大观众投票选出的电影奖项，旨在嘉奖那些表现卓越的电影作品和演员。在庄严而热烈的氛围中，最佳故事片、最佳男女演员、最佳男女配角等奖项的得主被揭晓，并接受了荣誉的颁发。

百花奖的设立，对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国首个群众性的电影奖项，百花奖不仅让观众有机会亲自参与电影的评价过程，还进一步提升了他们对电影的关注度和喜爱度。与此同时，百花奖的评选结果也成为了电影市场的重要指南，对电影的制作方向和发行策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62年，电影《红色娘子军》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的第一届“百花奖”授奖大会及庆祝晚会上，荣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谢晋）、最佳女演员（祝希娟）、最佳男配角（陈强）四项大奖。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厚的一笔，成为了一部经典之作。

第一届百花奖最佳音乐奖得主是《洪湖赤卫队》。《洪湖赤卫队》是一部歌剧，其中的音乐由张敬安和欧阳谦叔等人创作。该剧在1959年首演，并因其音乐和剧情而广受好评。特别是剧中的著名唱段《洪湖水、浪打浪》等，成为了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之作。1961年，《洪湖赤卫队》获得了第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音乐奖。

电影《红旗谱》里的著名演员崔嵬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影》

崔嵬（1912年10月4日—1979年2月7日），原名崔景文，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中国内地导演、编剧、演员。

1959年，他执导了个人首部电影《青春之歌》。1960年，与陈怀皑联合执导戏曲电影《杨门女将》，该片获得第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戏曲片奖。1962年，凭借剧情电影《红旗谱》获得第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1963年，他执导了抗日电影《小兵张嘎》，该片获得第2届中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

1968年，崔嵬被关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后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及秦城监狱。1972年，经过审查，他获得了“解放”。1974年，他执导了京剧艺术电影《平原作战》。1978年，他执导了剧情电影《风雨里程》。

中国掀起第二次建交浪潮

周恩来访问亚非国家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西部地区成功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之后。

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发出了强烈的呼声，他强调中国不仅需要更多的飞机和大炮，更需要拥有原子弹。他深知，在当今世界，没有核武器就意味着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欺负。

在核武器研究的初期，中国曾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并尽快掌握核武器技术。然而，1959年6月，苏联突然撤走了所有的核武器专家，这使中国意识到，要想真正掌握核技术，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对这一挑战，中国坚定地开始了自主研发的道路，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965年取消军衔制度，1988年恢复军衔制度

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取消军衔制，这一决定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着其特定的原因和考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的军事需求和现代化建设需要，中国军队决定恢复军衔制。

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重新开始实施军衔制，这一制度与50年代的军衔制有所不同。与早期的军衔制相比，现行的军衔制度更为简明，等级和级别有所减少，从而形成了一种更为精简、高效的军衔体制。这种新的军衔体制更加强调军官的实际能力和职责，而非单纯的等级和地位。

1988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这一条例的通过标志着军衔制度的正式恢复和实施。与此同时，士兵军衔制度也得到了立法和规范。

1967年，中国成功爆炸首颗氢弹

1967年，中国成功爆炸首颗氢弹

1967年6月17日上午8点20分，由徐克江机组驾驶的轰六甲型战机在新疆罗布泊上空投下一个降落伞。伴随着一声巨响，中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沉寂的戈壁大漠上空，宛若两颗太阳同时闪耀着万丈光芒。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某研究所原副所长陈幼玲：哎呀，一闪光，我们大家都不管眼睛了，把眼镜弄下来就看嘛，看见两个。一个是原先的太阳，一个是我们的火球。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这次试验是中国继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在核武器发展方面的又一次飞跃。

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说，中国在那个时候开始研发氢弹，形势非常紧迫。于敏：氢弹是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它比原子弹性能要优越得多，所以世界上几个核大国，核武库里主要的是氢弹。在50年代，我们没有核武器的时候，美国的几个总统都曾经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为了打破他们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威慑，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氢弹。

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

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在旧中国，长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南北交通完全依靠船只和渡口，极不方便。随着1955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壮丽景象，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然而，在长江下游的宽阔江面和水流湍急的条件下，建设大桥的难度极大。尽管早在1927年美国桥梁专家华特尔曾断言此处“水深流急，不宜建桥”，但中国人并没有放弃。

1959年，在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南京长江大桥的定测工作开始了。在苏联专家的撤走和桥梁钢材供应中断的严峻挑战下，中国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跨越这道天堑。铁道部大桥工程局挺身而出，成为当时的建桥主力军。他们凭借顽强的毅力和精湛的技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最终成功建成了南京长江大桥。1968年12月29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降临。南京长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它的全长达到了6700米，是武汉长江大桥的4倍。这座壮丽的大桥，如同一道璀璨的彩虹，横跨在南京下关和浦口镇之间的长江之上，将津浦和沪宁两条铁路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南京长江大桥不仅仅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更是当时中国最大、技术最复杂的公铁两用桥。它凝聚了中国桥梁工程师们的智慧和汗水，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伟大精神。

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通车，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南北交通状况，加强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更彰显了中国在桥梁建设领域的实力和成就。这座大桥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世界桥梁史上的瑰宝。它见证了中国从贫穷落后到繁荣昌盛的伟大历程，也象征着中国人民不畏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

1973年袁隆平成功选育了南优2号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用高产的杂交水稻品种。

袁隆平生于1930年9月7日，成长于北平（今北京市），是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人。他一生献身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作为无党派人士，他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农业科学家，还是中国杂交水稻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者。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更是无党派人士的杰出代表，获得了“共和国勋章”的殊荣。

在袁隆平的科研生涯中，他发明了“三系法”籼型杂交水稻，并成功研究出“两系法”杂交水稻。他创建了超级杂交稻技术体系，为提高水稻产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了实现种三产四的目标，他提出并实施了“种三产四丰产工程”，利用超级杂交稻的技术成果，使水稻产量大幅提高。

袁隆平的科研成果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世界农业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科学家，为全球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成就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还体现在他孜孜不倦的精神上。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在为杂交水稻事业奋斗不息。

2020年11月28日，袁隆平被当选为2020中国经济新闻人物，这是对他一生贡献的高度认可。他的故事不仅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科研工作者，更让人们深刻认识到科学的力量和伟大。

袁隆平的一生充满了奋斗与奉献，他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书写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篇章。他的杰出成就将永载史册，他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为科学事业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努力奋斗。

“小球推动大球”：乒乓外交打开中美外交之门

1971年3月末至4月初，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盛大举行。然而，这届锦标赛的真正亮点并非比赛本身，而是在4月10日至17日期间，美国乒乓球队应邀访华的事件。这一举动不仅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更在国际关系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月14日，周总理亲切接见了美国乒乓球队。他深情地表示，美国乒乓球队的此次访问将促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并深信这一行动定会得到两国人民的衷心赞成和支持。

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互访迅速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国际媒体纷纷将此次互访誉为“乒乓外交”，并认为它开启了中美之间长达22年之久的交往大门。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不仅展现了中美两国在体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更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乒乓外交”的影响力逐渐扩大，为国际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它向世界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号：不同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友好交往和互相理解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这一理念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1970年4月24日，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

中国首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

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一项重要航天任务。早在1958年，中国就提出了预研计划，并于1965年正式开始了这一卫星的研制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

这颗卫星重达173千克，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送入太空。它的运行轨道是一个近地点441千米、远地点2368千米、倾角68.44度的椭圆形。这一精心设计的轨道确保了卫星能够稳定运行，并进行有效的测控。

在太空中，东方红一号卫星不仅完成了轨道测控任务，还成功地播送了《东方红》乐曲。这首乐曲是中国的一首经典歌曲，通过卫星传送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象征着中国的科技力量和民族自豪感。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设计寿命为20天，但实际上它在太空中工作了28天。虽然它的寿命比预期的要长，但最终在5月14日停止发射信号。尽管如此，东方红一号卫星仍然在空间轨道上运行，成为了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尽管中国在航天领域的发展比苏联晚了13年，当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但中国并没有因此而止步。相反，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升空，为中国航天事业翻开了新的篇章。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中国正式加入了“太空俱乐部”，成为世界上少数具备独立发射卫星能力的国家之一。

钱学森这位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深知载人航天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毅然向中央提出了中国应该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建议，并亲笔撰写了发展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展现了中国对于载人航天技术的渴望与追求，更彰显了中国航天人的勇气与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主席对这份报告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亲自批示“同意”。这一决策无疑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随后的岁月里，中国航天人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突破，最终实现了载人航天的壮丽目标。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升空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而载人航天技术的突破更是中国航天史上的辉煌篇章。正是这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不懈努力与拼搏，才铸就了中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