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酒的故事
父亲喝酒应该是8岁时在少林寺就开始了。“文革”抄家时抄走的那12本带图的武功拳书，后又被造反派当“四旧”烧掉的珍贵文物，在第一册第一页就用繁体字写着：先喝下四两酒后，再开始练气功……
酒也成了父亲生命中的一部分，平常工作、交往也都能用上。
父亲劝酒的方式别具一格。那些跟随他很多年的老部下专程来看望他，在宴席上，他先端起酒杯，不管人家喝不喝自己先一口干掉。如果你解释说“不会喝”，他会说“你怕老婆”；你要是解释说“身体不好，医生不让喝”，他又会说“你怕死”。
怕老婆本不光彩，怕死更不光荣，于是，你不喝也得喝。你硬着头皮喝了，坏事了，你明明会喝，弄虚作假，罚酒三杯。连喝带罚，你不醉也会晕晕乎乎的。有的人醉了，饭也不能吃，只好被扶到客厅休息醒酒。下次在酒桌上再见到你，他不仅不劝你喝酒，还帮你解围，谁也不会硬叫你喝酒了。
“文革”中，在解决“三结合”的问题时，那些造反派组织背后都有“高参”。父亲担心幕后的馊主意产生负面影响，增加工作难度，于是就采取“封闭式”对策，即让参加谈判的人吃住都在军区招待所。他亲自陪着，时常晚上谈到深夜，有时也轻松一下，陪他们看场电影。吃饭他也陪，午餐、晚餐都有酒喝。父亲自己频频举杯，还发动军管会领导和工作人员劝酒，经常把他们灌醉。有的人没法招架，跑到厕所抠喉咙眼，把酒吐出来，等回桌后还会被接着灌。
看到这种情况后，李文卿向父亲建议不要喝酒，说：“一来浪费，还伤身体，二来传出去影响不好。”
可是父亲却不以为然，说：“酒席酒席，无酒不成席，没听说过饭席饭席的。再说，你把他们灌醉了，他们可以讲真话，这叫酒后吐真言，你不懂。”
《霓虹灯下的哨兵》这出戏，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搬上了舞台。前线话剧团从南京演到北京，久演不衰。我大姐许立也有幸参加了《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演出，在北京见到了毛主席，还和毛主席一起照了相呢。
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国家领导人都观看了演出，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周总理居然在一个月内连看了三遍，他和邓颖超还把剧组主创人员请到家中做了一次客。
我的大姐许立
这部戏的作者沈西蒙是南京军区的文化部长，我上小学时就曾见他来过家里两三次，有一次是父亲要带他去上海，让他在“南京路上好八连”体验生活。我也记得他夫人余小梅，在戏里扮演“林媛媛”的角色。“文革”开始他就被卷进“文革”浪潮中，被打、戴高帽、批斗……后被关押起来。
父亲在上海祝贺《霓虹灯下的哨兵》演出成功，右二人为此剧作者沈西蒙及其夫人余小梅
他的夫人在那段时间也因病去世。后来沈西蒙和沈亚威都被“三团二队”的造反派给关起来了，天天批斗挨打，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
父亲重返南京任革委会主任时，知道了他们二人的情况，马上让有关部门着手办理，把他们“解放”了，另行安排工作。
那天父亲在家里宴请沈西蒙部长，我听见厨师王师傅在向李文卿抱怨：“首长要我做‘鱼香面’，说沈部长爱吃，这要六合龙池鲫鱼做材料最好了，中午才通知，到哪里去弄呢？”
王师傅原来为陈老总工作过几年，陈毅元帅离开南京后，他一直跟着父亲。他做的鱼香面与众不同，下面是面，上面是一条鱼，干烧与红烧结合。李文卿让他再想想办法，然后对我讲：“沈西蒙过去来的次数不多，又事隔这么多年，你爸爸还能记得他爱吃的菜，也真够细心的了。”
那天沈西蒙部长和父亲二人在楼上用餐，沈部长还没从被整的阴影下解脱出来，心里挺难过的。父亲当时也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安慰他，两人喝了几杯闷酒，几乎没谈什么。
过了三四天，父亲再次宴请沈西蒙部长，父亲开始就讲：“动乱开始，我到大别山去了，也怪我考虑不周到，你受苦了。”
这时沈部长眼泪直涌，可能是那块小毛巾都不够擦眼泪吧，父亲叫服务员赶紧拿一条大点儿的热毛巾上来给他擦脸。那顿饭两个人喝了一瓶茅台。
“文革”前，周总理有时拉上谷牧叔叔一起和父亲喝酒，三个人每人一瓶茅台，喝完为止。周总理为了劝父亲节饮养生，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蒙哥马利对丘吉尔说，我不抽烟不喝酒，已经活到88岁了；丘吉尔说，我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已经91岁了。
我与谷牧叔叔
周总理问父亲：“你拥护哪一个？”父亲回答：“我拥护丘吉尔。”周总理和谷牧叔叔都哈哈大笑起来。
其实，丘吉尔比蒙哥马利大13岁，丘吉尔1965年去世时91岁，蒙哥马利1976年去世时88岁，两个人不可能在一起讲“我88岁”“我91岁”，这是周总理讲的笑话。
有一次父亲在家里请周总理吃“野味”，席间敬酒时，周总理对李文卿说：“年轻人，长征时我也像你这个年纪，打遵义后，我一次喝了三大碗茅台酒才感到稍有一点醉意。现在老了，不能多喝了。”父亲讲过，在红军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周总理酒量比他还好。
有关部门都知道父亲的酒量和劝酒的本领，如果客人不善饮酒，就把白开水和茅台酒掺在一起倒在茅台酒瓶里，以水代酒。
我国驻柬埔寨大使康茅召回忆西哈努克亲王到南京访问的情景，有一段这样的描述。十几巡酒过去后，亲王被父亲的豪爽深深打动，不由地吐出真情。
他满怀歉意地站起来，对父亲说：“将军阁下，真对不起！我不知道谁给我倒的都是水。”
父亲当即回答：“亲王不知不为过，我们接着喝。”
父亲的劝酒词接连涌出来：为中柬友谊干杯！为亲王健康干杯！宾主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父亲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参观南京中山陵
酒也经常被父亲当“药”用。1972年6月，当时父亲正在北京开会，拉肚子的老毛病又犯了。他不肯看病吃药，周总理知道了，在一张便条上批了几句话：“世友同志，请你休息两天，好好将身体检查一下，以便散会后好去浙江。”
并亲往京西宾馆当面劝说。周总理说：“你需要检查一下身体，看看是什么问题，好好休息两天。”
父亲说：“总理放心，不用休息，不要检查，我用‘土方子’治好了。”
周总理问他用的什么土方子，父亲讲：“就是饿上两顿饭，让肠胃休息一下，再空腹喝两杯茅台酒。”
周总理和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记得我在四五岁时感冒了，父亲也会让我喝下去一杯酒，说：“喝了盖上被子睡觉，出出汗就好了。”每次母亲见到后都非常反感他这种治病方法。
父亲的老战友陈再道将军曾经讲过：“他打仗的指挥风格是外粗内精。与他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外粗内精、粗中有细的人。”
“肃反”时逮捕了不少人，弄得人心惶惶，父亲自己不发牢骚，也不允许他管辖下的部队指战员发牢骚。
有一次，在河边，他听到自己团里的几个营连干部在发牢骚，父亲快步走上前去，立即加以制止：“你们瞎嘀咕什么？嚼嘴皮子能打倒反动派？净胡扯。”他这样做，何尝不是对自己、对部队的一种特殊的保护。
陈再道将军说：“当时有人说，许世友酒量特别大，醉酒恐怕是装出来的。装也好，不装也好，在当时人们往往看到了他的醉酒，而常常忽视了他的清醒。在当时‘肃反’的特定气氛下，他要的也许正是这种效果。”
原九纵参谋处长叶超曾讲过，许司令除了在酒桌上不分大小、随意说说笑笑，平常很少主动与人交往，难得找人聊聊天。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他就这样，那时他才30岁左右，胶东老乡就背地给他起了个绰号“许老头”，一叫叫开了，叫了几十年。
在“四人帮”整周总理的那段时间里，父亲很少去北京参加会议，一般都以身体不好为借口推掉，经常自己喝很多的酒……父亲那时喝酒简直就是一种自我解脱、自我麻醉的方式，因为喝多了，情绪和心情会好一些。
厨师老王师傅跟我讲：“首长最近情绪不好，每天都喝好多酒，都有些迷迷糊糊的了，首长怎么这个样子啦？”
周总理听说了，很担心父亲这样喝酒会影响他的健康和情绪，专门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房间里找我谈了一次话。当时有李德生主任参加。
周总理说：“我交给你一个任务，回去好好劝劝你爸爸不要喝太多的酒，要注意节饮养生。他这个人戒酒是不可能的，但要少喝一点。你爸爸不光不戒酒，还宣扬酒治百病呢……”谈完后，周总理还写了一封信，封在信封里，让我转交父亲。
贵州茅台酒厂总经理袁仁国（右）祭拜父亲
我回到南京把周总理的关心转告给父亲，信也交给他，父亲看完信后非常感动，说：“总理自己的处境也很难啊，他还这么关心别人。他这个人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啊。”
父亲喝了一辈子酒，但一辈子喝酒都公私分明。他因公待客的酒由管理员保管，放在地下室的右角边，都是用纸箱装好的。自己喝的就自己保管，有的用纸箱装好放在楼上小储藏室里，有的放在办公桌下面，也有的放在柜子里……两者绝不掺和。
父亲早年抽烟，一天要抽两三包，后来大家动员他戒烟，他满口答应，条件是要戒一起戒。杨勇将军说，如果父亲能戒烟他就戒饭。结果父亲真的把烟戒掉了，而和他一起约定戒烟的将军们，最长的坚持了两个多月，又都抽上了。但戒酒无论谁劝他都没有用，他说不戒就不戒。
父亲去世后，他的墓前堆满了茅台酒的瓶子，成千上万的瓶子堆成了一堵长长的墙，那是人们知道他爱喝茅台酒，带去祭拜他的。
茅台酒瓶堆成的墙，也成了父亲墓前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