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宗教文化酿成了现代企业家精神，日本的大和文化也铸就了现代企业家精神。那么为什么中华文化却迟迟未能推动社会精神转型，弘扬起中华民族的企业家精神呢？原本足以弘扬和光大中华民族企业家精神的传统文化，恰恰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不乏构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丰富因子。恰恰从我们祖先那里，就大力倡导合理谋利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孔子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追求正当的财富并没有什么不好，而是很正常的事，即使是干执鞭守门的下等差使，也应该去干。孔子的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年代社会还非常在乎尊卑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非常难能可贵。可见合理谋利，在当时就是正常的社会伦理道德。在孔子看来，并不是取得富贵不好，而是要有合理谋利“生财有道”的精神。
在《论语·里仁》中，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在孔子眼里，希望得到富足与尊贵，这是人之常情，而厌弃贫困和卑贱也是人之常情。在非常提倡人性本善的孔子来说，这样一种观点，无疑是认为追求财富和摆脱贫困是善良的人性，无可非议。问题在于要用正当的方法得到财富，要用正当的方法摆脱贫困。同样的合理谋利精神在西方和日本产生了现代企业家精神，而在中国却失之交臂，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也许有人会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同样是孔子说的。这不明摆着重义轻利是孔子思想吗?其实，现代很多学者经过研究，已经明确指出这种看法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孔子讲的本义是:君子，管理者，应该明白，通晓义，在价值取向上先义后利;小人，被管理者，他们是重利的。因此，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孔子是专指管理者的。”实际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恰恰是儒家合理谋利精神的深刻写照。在《论语·子路》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回冉有给孔子驾车到卫国去，孔子在车上观光时有感而发说:“卫国人口真多啊!”这时冉有就问孔子说:“卫国人口已经够多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马上回答说:“富之。”可见，在儒家正统思想里，发展生产力，让老百姓富裕起来，这样一种合理谋利精神从来就是一种主流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