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776年英国教师、哲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发表，使资本主义的文明体系奠定在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市场调节的力量取代了官僚机构做出经济决定的历史。市场经济的法则，代替了贵族骑士们的剑术而被社会广泛青睐。这样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实质上又把企业家阶层和企业家精神牢固地树立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合法性基础之上。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欧洲选择的并不是摧毁作为社会道德力量的宗教，也没有打倒骑士道，而是有力地弘扬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子，巧妙地实现了骑士道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正如马克斯·韦伯说的，“宗教改革并不意味着解除教会对日常生活的控制，相反确实是用一种新型的控制取代先前的控制。”
从那以后，在欧洲越是把企业家精神作为主流文化的国度，经济就越是发达，国家就越是强大。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英、法、德逐步走上了历史的潮头。欧洲一些原先在海上贸易占据垄断权的国家被“日不落帝国”(英国)击垮，
被打败，被誉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只能捧着鲜花和风车。
在制度和文化层面上率先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认可的英国、法国逐步取得了经济优势，政府一反过去打压商人的做法而纷纷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用强有力的财政政策鼓励和强化商人阶层的发展壮大。
英国王室和内阁也积极支持海外扩张，发动圈地运动，为企业供给充足的资本、原材料和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力;法国政府也大力发展海外贸易，设立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与殖民地国发生贸易关系;德国虽然较为落后，但“铁血宰相”俾斯麦迅速使德国统一了市场、统一了度量衡，并且奋起直追;美国则是由一批来自欧洲大陆的新教徒在开疆拓土中发展起来的，一开始就是企业家投资的乐土和天堂，从1890年流入美国的高达35 亿美元外资的事实中就可以看到它的人气。
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把政府和企业家绑在了同一辆精神文化的战车上，无一例外地接纳并弘扬了企业家精神，并把它锻造成为主流文化。
现在看来，主流社会对企业家阶层和企业家精神的认可，欧洲和西方比中国早了至少300年，社会精神的转型一种由骑士、贵族精神向企业家精神的转型也比中国早了3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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