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建军

1950年7月，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

新中国成立初期，率部进军大西南的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职。随着西南地区的解放，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成为当务之急。这期间，鉴于当时西南地区面临的严峻形势，特别是敌特蓄意破坏、窃取国家机密等情况，邓小平高度警觉和重视，并采取一系列保密措施，包括开展保密教育、加强保密管理、严抓保密检查等，以确保国家机密安全。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西南地区尚未解放，随着国民党集团的败退，这一地区的敌情异常复杂严峻。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面对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始终不甘心失败，妄想以西南地区作为其“反共复兴”的基地，不但在此聚集起数十万军队，而且扩编了众多地方保安组织。与此同时，还有计划地训练了一大批特务潜伏于西南各地。据有关统计，当时，在云南昆明，即有国民党保密局、中统、国防部第二厅等所属各特务组织26个，特务2137名，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亲自布置“应变计划”，安排特务潜伏。在贵州贵阳，有国民党特务分子1400多人，他们伺机破坏。在四川成都，国民党特务机关曾经举办过5 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特务骨干3000 多名，用于潜伏和“游击”。此外，随着解放战争步伐加快，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中原区、华中区、西安绥靖署二处等特务机关大批特务纷纷窜至成都，且在四川各地“安插了职业特务近8万名”。

这些特务在解放初期活动频繁，或组织反动武装，与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反动会道门等勾结起来，制造暴乱；或潜伏在各大城市，伺机抢劫、暗杀、盗窃物资等，猖狂破坏。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们“纠集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分子及帮会流氓等，采取分散隐蔽、小股活动的方式”，向新生的人民政权发动进攻。其间，他们“分散隐蔽到城镇进行破坏活动，纵火、投毒、窃取机密”，种种恶行，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特务的破坏活动，尤其是窃取国家机密等现象，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和重视。1950年1月4日，他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这次进军西南，我们消灭了敌人60万，但其中俘虏并不多，大都是起义的。这好不好呢？好……但同志们要明白，最大、最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在西南，特务一方面用‘起义’旗帜作掩护，一方面又做了长期的计划准备潜伏下来。特务分散隐藏在很多角落里，甚至会钻到我们阵营里从事破坏活动，我们的干部必须警惕。”

1950年6月3日，邓小平为西南公安部《西南公安通讯》题词时也特别写道：“加强隐蔽斗争，肃清匪特，是今后长期而艰巨的任务……”7月14日，他在为西南军区司令部机要处编印的《机要工作》创刊号题词时，进一步强调指出：“今天的环境比过去更为复杂，保护我们的机密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重要。革命的胜利，很容易产生麻痹和疏忽，这就会给敌人以可乘之机，故应引起一切负责同志和机要干部的警惕。”

1950年10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加强保守党与国家的机密的决定》。这一文件，深入分析革命胜利后党和国家保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加强自身保密建设，尤其对会议保密、文件保密、机要涉密人员管理等方面作出规定，同时提出要清理潜伏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特务。

为贯彻中央决定，10月18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十次集体办公会议上，专门就“重视保守国家机密”作了重要讲话。

邓小平在会上强调要增强敌情观念，开篇即指出：“根据最近的材料，我们政府所确定的每个措施，很容易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搞到手。有很多措施，其中包括中央和地方的，我们还没有拿出来，敌人已经预先布置，煽动的口号已经出来了。比如物价问题，我们刚布置，煽动口号一下子就出来了。”他还指出：“无论各党派、政府各部门、群众团体，都有它一定的秘密性……有些事情我们认为无关紧要，但被敌人知道后就有用。如我们的财经数字、工业建设计划等，被敌人知道了，就可以估计我们的力量，了解我们的重点，从而进行破坏。”因此大家必须提高警惕性。

邓小平强调要加强保密教育，尤其针对泄密问题讲道：“严格说起来，泄密不管自觉不自觉，都等于叛国行为。因为我们没有保密习惯，要进行教育。过去在解放区，洋人、帝国主义的间谍很不容易进来，结果有的同志保密习惯很差，所以现在要进行教育。”在如何开展保密教育这个问题上，他着重指出：“过去中央颁布一个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政府各部门、各党派、军民等都要进行教育，各部门首长对于这个问题尤应经常关注。”他特别强调通过保密教育来提高各级对保密工作的认识。

邓小平还十分重视涉密人员管理工作。他在讲话中指出：“周总理特别说，各部门要经常提醒工作人员注意，比如每一个消息应该有一个范围，这样消息走漏以后，就要去找这个范围的人……所以我们应该研究出一套办法，包括人事问题，各部门对于工作人员要经常审查，哪些人是有保证的，哪些人是值得注意的。”可见，他对涉密人员管理要求也很严格，包括经常性保密审查和甄别。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主张领导机关要带头做好保密工作，要求“机关保密工作先从军政委员会开始”，并明确由孙志远（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和高兴亚、熊子俊（两人当时均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研究一个具体办法，在各部门实施。

按照邓小平的讲话要求，云南、贵州、川东、西康等省区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领导下，立即行动起来。他们深挖和查处了一批潜伏在我党政机关的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审理和公布了一批特务分子混进党政机关“窃取机要、偷盖公章和偷窃首长印章、制作假文件而造成巨大损失”的案件。

经过保密工作检查整治，西南局发现和解决很多问题隐患，并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整改办法。1950年11月3日，邓小平等在给毛泽东、中央军委并各军区等的报告中，毫不避讳地写道：“通过检查发现，西南全区在保守国家机密的工作上，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发生有重大的泄漏国家机密事件。其原因主要是各级领导干部与各级工作人员中太平观念和疏忽麻痹思想的严重存在。再者，对内部的严格审查不够，匪特乘隙潜入，进行偷窃破坏。更严重的是某些干部轻视机密，对泄密现象熟视无睹，认为无密可保。”报告还提出迅速纠正严重泄密现象的具体措施，包括：“1.继续进行深入的保密检查，对泄密情节重大者给予必要的处分；2.整顿和健全各级保密委员会的组织；3.加强机密文电的管理，制定严格的保密制度；4.普遍进行防谍保密教育，克服疏忽麻痹思想。”

对于这份报告，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给予充分肯定，并于11月16日发出《中央转发西南局关于保密工作报告的通知》，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和军区党委认真参考西南局的做法，抓好保密工作。

为巩固和深化保密工作整治成果，邓小平针对突出问题和隐患，坚持问题导向，坚决乘胜追击。1951年1月25日，他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部署“一九五一年的工作任务”时强调，要“继续镇压反革命，保守国家机密”。

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他们在公开破坏活动失败以后，必然而且已经在加强隐蔽的活动，必然采取更多的花样进行阴谋破坏。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治安工作，加强检察及法院工作，与特务间谍分子作坚强的斗争。在工矿、仓库及一切经济部门，必须认真防范反革命的破坏，因为这是当前特务匪徒进行破坏的主要方面之一。”他同时强调：“必须坚决贯彻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纠正宽大无边的错误做法。一切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都应认真进行保守国家机密与军事秘密的教育，建立保密制度，抓紧检查，丝毫不容疏忽大意。”

中共中央西南局进一步总结保密工作经验教训，于1951年2月1日颁布《西南区保密工作条例》，明确规定“地委、专署、军分区（师）以上各机关必须成立保密委员会”，履行保密工作职责，并对文件管理、人员管理等作出具体规定。

经过努力，西南局保密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道路，进而有效防范了党政机关重大失泄密案件的发生。如此，西南地区自解放后，在邓小平等领导下，经过一个时期的综合整治，保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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