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长贵

江青

“高炬”是1966年5月8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文章的作者，是一个笔名，其意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不过这只是一种说法，其实，也可理解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火炬”，高举“文化大革命”的“火炬”——究竟是什么意思？这只有选择和决定用这个笔名的作者本人知道了。然而，这个笔名究竟是谁的？同谁有关？多年来，在党史界、文艺界，绝大多数人说是江青的笔名、化名，或者说和江青有关。兹举几例。

《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二版）第268页上记述：

《解放军报》8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秘密组织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上记述：

5月8日，《解放军报》以显著地位发表江青写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上记述：

5月9日（按：应为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略）。

《中国1966年——风乍起》（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332、335页，除了讲到“高炬”（江青化名），还指出“高炬”的名字并非5月8日第一次出现，它写道：

4月25日，《解放军报》刊登高炬《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株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这是受到江青控制的写作人员组成的高炬——高举斗争火炬——的第一次亮相。

《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5页上写道：

5月8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由她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略）。

类似的说法还可以举出不少。看来，“高炬”是江青的化名（或笔名），或同江青有关，这是“铁板上钉钉”，毫无疑问的了。然而，事实究竟怎样？应该说，现在辨证清楚这个问题也不难，因为当事人或知情人很多都在，若再过几十年，那就难了。

“高炬”（及其文章）和江青毫无关系，也不必执意这样说。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说法，就是1966年4月10日，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来的，亦即江青提出来的。然而，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及其署名“高炬”，又确确实实同江青无关。这是真正的知情人讲过的。

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说：“5月8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高炬），《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何明），何明是关锋的笔名……高炬的文章是《解放军报》编辑部写的，临时用了这个笔名，乃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意思。有的书上说这是‘江青的笔名’，或说这篇文章是‘江青主持写的’，都不正确，当时江青还在上海，7月20日才回到北京。”穆欣说法符合实际。只是有两点不够确切，一是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而5月8日尚未经中央公布正式成立，因此“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统一部署、审定”云云，似值得进一步斟酌，是否应为“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二是所谓“临时用了”高炬这个笔名也不确切，如前所说，4月25日《解放军报》就发表过署名“高炬”的大批判文章。我问过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他1966年5月初住进钓鱼台，应该说，他非常清楚“高炬”文章的写作和发表过程，他也说“高炬跟江青没有任何关系”。

总起来说，对1966年5月8日《解放军报》发表的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再不要“以讹传讹”了，还它一个简单明白的本来面目吧！

再说江青和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具有标志性的会议，它通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林彪发表了大讲“政变”的“五一八”讲话，等等。

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在外地，没出席会议。这次会议江青是不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文化大革命”简史》、《江青传》、《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等书，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负责人76人，包括“文化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成员江青、张春桥、关锋、戚本禹等8人。看来，江青参加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毫无疑问的了。然而事实并非这样。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说：“江青当时还在上海，7月20日才回到北京。”

那么，为什么这些有权威，或没有什么权威的书，都说江青参加了这次会议呢？是不是会议名单列有江青的名字，而她实际上没有参加？当时江青身边的好几个工作人员（护士、厨师、服务员等）都可以提供证明。这件事我没有条件查阅会议档案，不知会议名单上是否真的列有江青的名字。但是，江青确实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我觉得，对这件事情，也不要再“以讹传讹”了。

江青1966年7月20日回到北京，就和陈伯达、康生等人，接连不断地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校煽动“文化大革命”之风。

8月初参加进一步全面发动和更进一步深入“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8次接见红卫兵，江青都参加了，从有关材料看，12月份，江青不是接见这个造反派，就是接见那个造反派，加上我1967年1月9日到1968年1月9日任她秘书的亲身经历，可以认定：从1966年7月20日到1968年1月，江青没有离开过北京。其后，即1968年1月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仅就1967年来说，整整一年，江青没离开北京一天，这是江青随毛泽东1949年3月进北京后，很少见的，可能是绝无仅有的。

江青每年的行止怎样？据在她身边工作十几年的同志讲，江青每年都在外地住半年，甚至七八个月。每年过了国庆节（有时国庆节前）就到广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5月、6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从北戴河回来，过了国庆节，又去南方，像候鸟一样，几乎年年如此。

唯独1967年，江青死死地呆在北京，哪里也没去。对此，周围的人都看到了，其中原因，很费思索。但是，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江青秘书整整一年，没和她乘过什么专机，坐过什么专列，也没见到过她在外地的豪华住处。江青在1967年，除了到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等处开会，会见什么人，其住处就是钓鱼台11楼和中南海丰泽园“两点一线”。

大概是1967年6月份，江青身体不大好，我们工作人员都劝她，工作不要太紧张，要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休息。当我有一次这样劝她时，她跟我说：“主席也叫我到外地去休息一段时间，还说，不要以为离开你地球就不转了。你看，这么多事，我怎么走啊！”说实在话，当时我真想江青到外地去一段，这样我也可以跟着乘乘飞机，到什么地方去看看；而我虽然参加工作五六年了，还没怎么离开过北京，更没有资格和条件乘飞机了。可是，江青在1967年就是一步也不离开北京。

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讲，在1967年，江青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许多。在过去，她常要工作人员陪她打扑克。她打扑克只能赢不能输，如果遇着强的对家，如不让着点，江青就可能输，但让又不能露出破绽，露出破绽她也发脾气。汪东兴、张玉凤、徐涛、吴旭君等任顾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说：“江青打扑克的兴趣甚浓，但缺乏应有的牌场风度，动不动就摔扑克，发脾气，弄得与她打牌的人很不愉快。毛泽东就此规劝过江青，无奈收效不大。”这可能是事实。在“文革”前（以及“文革”中），江青爱养猴子、养狗，说猴子“最富有人情味”，狗“很忠实于主人”等等，往往在广东买，带到北京来玩，玩腻了，就送给动物园。这些事，在1967年，我都没见过。林青山在《江青和她的机要秘书》中记述：不知是刮的什么风，这天下午，江青又眉开眼笑叫小阎：“你跟我到健身房里，帮我做点事。”

这个健身房足有七八十平方米大，明亮宽敞，设备豪华。……

钓鱼台有没有这样的健身房我不知道。江青在1967年1月以前和1968年1月以后，即我去给她当秘书以前和被她赶走以后，她是否到这样的健身房活动过，我不知道，我也没调查了解过。但说1967年江青带着我到这样的健身房活动过（包括说她和其他人活动过），纯粹是瞎编。

江青在1967年“工作”和开会之外，还有些什么业余活动或娱乐活动呢？据我看到和亲身经历的，就是看戏、看电影。当时在人民大会堂的小礼堂（个别时候也在天桥工人俱乐部），不断地演出“样板戏”，江青经常去看，也可能是她叫演的，或为她演的。不论在钓鱼台住，还是在中南海丰泽园住，晚上只要不开会，她都要看电影，据说这是她的“工作需要”。所以，警卫员和护士有个任务，就是挑电影。

每天午饭时，要写几个电影片名送给江青，由她选定一部，再告诉有关部门送片子和放映。在钓鱼台，是在17楼放映厅看，有时请陈伯达来，有时请康生来，有时请戚本禹来，有时把他们（或更多几个人）一起请来。如果没有这些人来，就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她看。1967年所看的片子，主要是中国片子，还有香港的，外国片子并不多。就内容来讲，实话实说，没有什么黄色的。

顺便说一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单位——从基层单位到高级单位的舞会，都作为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被取消了，或者说，面对着红卫兵造反派的行动也无法举行了，唯独在中南海为毛泽东举行的舞会照常进行，有时还是化装舞会（化装者多为军队文工团的女青年），还有著名京剧演员如谭元寿、马长礼等的清唱，等等。其名义是让毛泽东休息休息。这些活动江青常参加，总理有时也参加。我不会跳舞，只能坐在那里看。

1967年，江青反复说她是“政治化了的人”，从她实际的行止和表现看，也确确实实像个“政治化了的人”。江青是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抢头功，以便职务和地位进一步攀升，这也可以说是她的政治野心——须知当时她连中央委员也不是。

总之，1967年是江青竭力往上爬的一年。从后来的情况看，江青这个目的是达到了。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制造出来后，康生、陈伯达等人，把揪出王力、关锋、戚本禹，都说成江青的“功劳”。1969年4月在“九大”上江青不仅挤进了中央委员会，而且挤进了政治局，从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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