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布林

1944年，毛泽东、朱德与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 （中）

什么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中，总有一些经久不变的标志和特质。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走进党的峥嵘岁月的历史深处，找寻共产党人那些经久不变的标志和特质，让历史告诉我们什么是共产党员。

在四川仪陇朱德故居纪念馆，一封经历了纷飞战火、纸质已经发黄破损但字迹依然清晰的书信，无声地叙说着共产党人清廉与忠诚的往事。

这是1937年11月29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写给同乡戴与龄的一封求助信。信中朱德请求他筹200元钱救济老家挨饿的母亲。

朱德，1886年12月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的佃农家庭，大约两岁时过继给大伯朱世连抚养。因此，朱德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母钟氏，一个是养母刘氏。她们对朱德都非常好，也深深影响了朱德，尤其是生母钟氏。

1944年春，在得知生母去世后，朱德动情地写下了《回忆我的母亲》一文。文中写道：“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母亲是个好劳动。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不亮就起床。”“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

朱德写道：“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1909年朱德离开家乡后，就再没有回过一次家。1919年，朱德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父母都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很快还是回了老家。父亲在回家途中逝世了，母亲一直在仪陇老家生活。

1937年11月，朱德的外甥许明扬等来到山西。此时的朱德离开家乡将近30年，十分惦念家里的两位老母亲，急切询问起家里状况，得知家里人这些年来因自己参加革命而受株连和迫害，眼下老家正遭旱灾，家里老母亲生活异常艰难，常常饿饭。

朱德心情非常沉重。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他，穷得连接济老母亲吃饭的钱都没有。过去他在旧军队任职时，一年能拿到2000块银圆。思前想后，朱德没有向组织提要求、寻求助，而是向同乡、发小戴与龄写了一封求助信。信中写道：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惟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二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信中提到的朱理书是朱德的侄子。朱德的好友戴与龄生于1888年，小朱德2岁。他们从小感情真挚，一同参加过科举，还一起参加过护国战争。在朱德万里寻党、赴德国和苏联学习期间，戴与龄多次接济，帮助他解决生活上的困难。1926年朱德回国后，他还追随朱德参加了南昌起义。戴与龄接到朱德的求助信后，深深为威震全国的八路军总司令竟然如此两袖清风而感动，当即把200元钱送到朱德的家里。

朱德的这封信，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的清廉与无私、情怀与境界。在亲情和人民革命事业之间，朱德毅然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选择，舍小家为大家。在朱德看来，“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才是对母亲深恩的最好报答。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专门提到了朱德的这封信，感叹道：“战功赫赫的八路军总司令清贫如此、清廉如此，让人肃然起敬！”号召全党学习朱德“心系人民、艰苦朴素的公仆情怀”。

湖南汝城县沙洲瑶族村村广场上的 《半条被子》雕像

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情地讲述了长征途中的一个故事：“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934年11月7日，红3军团主力占领湖南省汝城县文明圩（今文明瑶族乡），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纵队及各军团部队陆续抵达并分别在秀水、韩田、沙洲、新东、文市等地宿营并作短暂休整。

在沙洲村，红军纪律严明，战士们和衣睡在屋檐下、空地里，在野外架锅做饭。南方的冬天异常寒冷，村民徐解秀见此情景，便让3名女红军睡到自己家里。徐解秀那时刚生完孩子正在坐月子。家里一贫如洗，屋子里只有一张铺着稻草的木架床，床上只有一些烂棉絮和一件破蓑衣，连一条完整的被子都没有。女红军在急行军中只留下了一条被子，徐解秀母子就同3名女红军挤在一张床上合盖一条被子。徐解秀的丈夫则睡在门口的草堆上，守护着他们。

几天后，3名女红军要离开沙洲村继续前进。临行前，她们决定把这唯一的被子留给徐解秀一家御寒，但徐解秀不忍心，说什么也不肯要，推来推去。一名女红军找来一把剪刀，把这条被子剪成了两半，留下半条给徐解秀。那名女红军告诉徐解秀：“红军同其他部队不一样，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等革命成功后，一定要送你一条完整的被子。”

红军走后，敌人把全村人都赶到祠堂里，逼大家说出谁给红军做过事。大家都不说，敌人就挨家挨户搜查，女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被搜走了。敌人还强拉踢打徐解秀，让她在祠堂跪了半天。徐解秀后来说：“虽然那时为了红军留下的半条被子吃了点儿苦，不过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984年，重走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在沙洲村采访了年过八旬的徐解秀老人。徐解秀把3名女红军的故事告诉了罗开富，并把他领到当年3名女红军住过的房间里。房间有十六七平方米，只有一个小窗户，比较阴暗。用木板做的床铺四周，竖着4根竹竿，横着2根竹竿，是挂蚊帐用的。木质的床铺和竹竿都因年代久远而发亮了。徐解秀老人深情地回忆说：“天底下哪有这样好的军队？她们要跋山、要过水，风里来雪里去，我哪能要她们的被子？可她们不依。她们走后，我就没有再搬动过床铺。我心里总在想，她们会回来看我的。我心里很想再见到她们。”

罗开富十分感动，写下了报道《当年赠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发表在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头版。报道引起了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参加过长征的领导同志的重视。她们给徐解秀赠送一条新被子，并请与她们一起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谢飞联系《经济日报》记者。在邓颖超的关心下，她还多方寻找过这3名红军女战士，遗憾的是英雄已无觅处。谢飞在接受采访时感慨地说：“悠悠五十载，沧海变桑田。可对那些在革命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我们没有忘记。请罗开富同志捎句话：我们也想念大爷、大娘、大哥、大嫂们！”

“半条被子”的故事，体现的是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鱼水深情。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半条被子”的故事。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参观“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再次强调：“‘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

这个故事，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述。

长征途中，一支红军队伍在冰天雪地里艰难地前进。呼啸的狂风与纷飞的大雪，似乎要吞掉这支缺衣少食的钢铁队伍。

一位指挥员把他的马让给了重伤员，率领战士们向前挺进，在冰雪中为后续部队开辟一条道路。

途中，出现了令人悲痛而震撼的一幕：一个红军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神情自然镇定，浑身落满了雪，一动也不动，好像一尊雕像，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

有战士告诉指挥员：这个红军战士已经牺牲了，是被冻死的。

指挥员悲愤交加：“叫军需处长来，为什么不发给他棉衣？”

有人小声地报告：“他就是军需处长。”指挥员怔怔地伫立了足有一分钟，眼中闪烁的泪珠伴着无声的雪花滴落，然后缓缓地举起了右手，向那位军需处长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大雪很快覆盖了军需处长的身体，他变成了一座晶莹的丰碑。队伍继续前进，迈出沉重而坚定的脚步，那声音似乎在告诉人们：如果胜利不属于这样的队伍，还会属于谁呢？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研讨班上深情地讲起这感人的故事。他说：“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这是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觉悟看似无形，关键时就会显现出强大力量。我们党就是靠着千千万万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先进分子无私奉献，才赢得了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斗争。”

李狄三

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生在冀南抗日根据地。主人公是共产党员、冀南地区专员公署金库主任王荣卿。

王荣卿，河北曲周县后寨村人，原名王怀堂，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初担任三专署金库主任。1943年，华北大旱，庄稼几乎绝收，加之日伪军频繁“扫荡”、抢粮，冀南地区出现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在乡亲们和亲朋好友看来，王荣卿是金库主任，掌管着许多银圆、冀南票，既有权又有钱，拿点钱出来接济一下大家应该很方便，于是便纷纷来到专员公署驻地曹庄找王荣卿要钱或借钱，以买粮食救急。

王荣卿理解大家的困难，但深知组织上的纪律，特别是作为金库主任，花每一笔钱都有明文规定，没有上级组织的通知，公家的钱一分一毫也不能随便动。于是，他只能对乡亲们说：“我掌管的那些钱都是公家的，不能动呀，请大家谅解我。”乡亲们和亲朋好友扫兴而归。

几天后，王荣卿的长兄王怀玉前往曹庄村，含着眼泪对王荣卿说：“咱家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咱娘已经饿得躺在床上不能动了。我知道你有纪律，也很难，都听乡亲们说了，但看在咱娘的情分上，你多少拿些钱给我，我进城籴点粮食。”

王荣卿面有难色地低下头，眼泪簌簌地往下掉。

王怀玉劝说：“兄弟，你是金库主任，管那么多钱，就不能想办法拿出一点来吗？”

王荣卿说：“哥哥，我管的钱是抗战军费，不能动呀！”

王怀玉有点激动了，说：“就算借一点还不行吗？以后我们还不行吗？你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娘饿死吧？”

王荣卿说：“专署组织的运粮队去鲁西北运粮，等回来了我分了粮食，就尽快往家里送。”

“可眼下怎么办呢？娘怕等不到那一天。”王怀玉哽咽了。

王荣卿来到伙房，向炊事员预支了两个菜饼子。这两个菜饼子是王荣卿一天的伙食定量。他把菜饼子交给哥哥，说：“你先拿着，回家给娘送去，等我再省出吃的和分了粮食，就给家里送去。”

哥哥王怀玉接过菜饼子，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6天后，家里捎去口信说，娘去世了，让王荣卿回家奔丧。

在一些人看来，金库主任想捞点钱是很容易的。因为敌人经常“扫荡”，金库里的钱得随时转移，也有被敌人抢走的时候。如果从金库里拿一些银圆出来据为己有，汇报说“扫荡”中被敌人抢走了，一般是不会追究责任的。但王荣卿没有这样做，即使母亲就要饿死了，他也没有动金库里的一分钱。

在亲情和纪律面前，王荣卿用实际行动作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选择。

抗战胜利后，王荣卿担任曲周县民主政府县长、县委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农业部、商业部工作。1972年6月去世。

“什么叫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向党要副担子挑在肩上的人。什么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呢？那就是笑着离开人间，把笑看成临死前最后一项任务。”这是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进藏先遣连党代表李狄三在1951年牺牲前说的话。

1950年，中国大陆最后一个未解放的地区就是西藏了。中央军委作出“多路向心，解放西藏”战略部署，新疆军区奉命派部队从南疆进入藏北。为此，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组建了进藏先遣连，独立骑兵师1团保卫股股长李狄三担任先遣连党支部书记、总指挥。1950年8月1日，李狄三率领先遣连138名指战员，向西藏阿里挺进。

阿里位于西藏西部，大部分地区海拔在4600米到5100米之间，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地区的一半。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王震曾派人侦察过由南疆通往西藏的道路，得到的结论是：“进军阿里，艰难不亚于长征。”

先遣连出发第9天，翻越海拔近6000米的界山达坂，进入西藏。他们是最先进入西藏的解放军部队。

在向阿里挺进的途中，由于严重缺氧，很多人出现高原反应。由于大雪封山，后方物资接济不上，先遣连的粮食供应断绝。尽管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王震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接通运输线”，但均未成功。

1950年10月，先遣连到达藏北高原腹地扎麻芒堡（今改则县先遣乡）。由于进入冬季，先遣连奉命就地转入过冬备战，坚持到春季会师。扎麻芒堡海拔4500多米，冬季最低气温零下40多摄氏度，冰雪覆盖的时间长达半年。早已断粮的先遣连严格遵守不拿藏民一针一线的纪律，只能靠打猎为食。因长期严重缺氧、营养不良，很多人身体肿胀、溃烂，不断有战士牺牲。有一天，先遣连共举行了11次葬礼。先遣连在扎麻芒堡的270天，有63名官兵牺牲。

李狄三患上了严重的浮肿病，仍每天坚持工作。为了不影响大家的情绪，他做通了同住一屋的陈干事的工作，约定不许“泄密”。几天后，他病情加重，站立行走都很困难。战士们发现后，连党支部召开会议，作出了“限制他工作、强制他休息”的决定。

为了既服从党支部决定，又不影响工作，李狄三让通信员抱来一堆羊毛，用手捻了一根长长的毛绳，与各班相连。每天，他都扶着这根毛绳，笑容满面地去各班看望大家，给他们上党课，讲这次西进翻越高山进军西藏的意义，鼓舞大家战胜一切困难，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咬紧牙关向胜利进军。

1951年5月，后续部队踏上先遣连开辟的道路，开始向藏北推进。这时候，李狄三的病情更加恶化，已经几天粒米未沾、滴水不进。尽管这样，每次开党支部会，他都要坚持在床前开，因为他始终放不下先遣连一大摊子工作。连长曹海林提出要给他注射青霉素。青霉素是先遣连出发时王震特批的，全连共5支，非常珍贵。李狄三说：“不用，还是留着吧，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会用得着的。”政治干事陈信之坚持要给李狄三注射青霉素。他想到一个办法，建议开党支部会，举手表决。李狄三说：“请同志们不要这样逼我，大家的心意我领了，我都成这个样子了，还用什么药？我的病我自己心里清楚，就别浪费药了，临死了就别再让我背着个不执行党的决议的名声了。我恳求同志们把手放下吧。”他最终坚持没有使用青霉素。

1951年5月28日，后续部队到达扎麻芒堡，与先遣连胜利会师。李狄三把笔记本交给带队领导后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年仅38岁。

后来，在李狄三日记的最后，大家看到了他的遗言：“曹海林、彭青云同志：我可能很快就不行了，有几件事需请同志帮助处理。1．两本日记是我进藏后积累的全部资料，万望交给党组织。2．几本书和笛子留给陈干事。3．皮大衣留给五瓜同志，他的大衣打猎时丢了。茶缸一只留给郝文清，几件衣服留给炊事班的同志，他们的衣服烂得很厉害。4．金星钢笔一支，是南泥湾开荒王震旅长发给的奖品，如果有可能请组织上转交给我的儿子五斗。还有一条狐狸尾巴是日加木本送的，请转给我的母亲。”

在生死面前，李狄三把死亡留给自己，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精神风骨和意志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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