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旭

前言：如果说，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的话，那么，以聂元梓为首的7个人于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后来被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使“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起爆点。这张大字报，是当时中国政局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着中国的政局。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诞生的呢？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到北京师范大学，支持学生反对工作组

出于“反修防修”的愿望，毛泽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形成了通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批评、监督领导干部，来克服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阴暗面”的思路。为了找到实现这一思路的途径，毛泽东除了在60年代初期通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探索外，在1964年和1965年曾以小组、调查组的形式，由中央派一些人到基层特别是文化教育部门去进行调查研究。在中央领导层工作，又惯于察言观色、搞政治投机的康生，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他提议并积极支持他的老婆曹轶欧到素享中国政治运动策源地之誉的北京大学任“中央理论调查组”负责人。

康生的打算是：一方面，由他老婆收集、了解北大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动向，以便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做到“有根有据”；另一方面，当运动起来时，也可借此抢个“头功”，使自己及自己的老婆都能捞到政治上的好处。此外，1966年5月，正是毛泽东批判彭真搞的“汇报提纲”之时。康生向毛泽东提出的派他老婆去北京大学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毛泽东同意了康生的意见。

曹轶欧到北大后，化名“冯大姐”，连叫冯什么，都不告诉别人，只有当时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知道她的“庐山真面目”。但曹轶欧干什么事，却是背着陆平的。曹轶欧到北大，除了要了解北大校党委的工作情况，教师、学生中的思想动向外，还要在北大的教师和学生中寻找能够贯彻他们意图又敢于打头阵的“炮手”。

做前一件事，对曹轶欧并不难。她到北大后，经常列席北大校党委会，平时，她又不断找一些教师、学生开座谈会。她把从校党委会上了解到的情况，开座谈会时教师、学生的发言情况，稍加整理再加上自己的分析，一份份材料也就出来了。这些材料，通过康生，都能摆到毛泽东的案头。做后一件事，却使曹轶欧颇费周折。

当时，北大的教师和学生中，确有一些对校方有意见的人，但是，这些人，有的只是抱着个人恩怨提意见；有的只注意具体的小事，上升不到政治的高度；有的胆量小，有意见只敢背后提，没有“闯”劲。同时，这些人中，真正有点“革命资历”的人并不多。而曹轶欧所需要的人，须具备两个条件：有一定理论水平，能站在政治的高度，提出意见；有一定的“革命资历”。曹轶欧找来找去，终于找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受北大党委器重的中层领导干部聂元梓。

聂元梓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即参加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她在外地工作，是资历又老年纪又轻的干部。她当时工作努力，有一定的理论、政策水平，算是表现好的干部。20世纪50年代末，北京大学组织部门形成一种共识：在北大这种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需要调来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又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来担任中层甚至高层领导职务。

北大在包括外地干部在内的干部中选人时，就挑中了聂元梓，并整理好材料上报北大校党委。北大校党委书记陆平原来就对聂元梓有一点了解，知道她早在30年代就读过初中，后又在太原市进入共产党领导的“牺盟会”办的军校学习。参加实际工作后，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国之后，她都坚持自修理论，提高文化。同时，她属于“三八”式，有一定“革命阅历”和资历，这正好符合北大组织部门选调干部的方针。当时的干部调动、提拔，并不像现在这样须经人推荐，而是完全由组织选拔、调动。因此，陆平对聂元梓虽然了解，但并未亲自推荐。聂元梓是通过正常的组织考核、调动手续，于60年代初调到北大来的。聂元梓到北大后，很受重视。北大组织部门先让她在经济系担任系领导职务，后来，由于聂元梓工作得力，校党委又让她到哲学系担任党总支书记兼系副主任。

北大的经济系和哲学系，都是大系，而当时在北大的系里面，党总支书记是颇具实际权力的领导干部。聂元梓先后担任了经济和哲学两个系的领导职务，可见当时北大党委对她的重视程度是很高的。

特别是在哲学系，她既是党总支书记，又兼任系领导职务，是系里的实际掌权人。而她的干部级别，则由13级升为12级，这在北大系领导干部中已经算是较高的了。

但是，曹轶欧也看上了聂元梓，知道聂元梓的背景，同时，她更知道，聂元梓的“政治敏感性”强，对搞“文化大革命”是拥护的，因此聂元梓对北大党委消极对待“文化大革命”是不满意的。她能从政治高度来看待北大的问题，又有一股子敢闯敢说的劲头。这正是曹轶欧所要选择的人。于是，曹轶欧就经常找聂元梓谈话，一方面了解情况，另一方面支持、鼓励她攻击北大党委，还经常向她透露中央的内部消息。

由于看法相同，也由于曹轶欧对聂做工作，不久，聂元梓就成了曹轶欧在北大找到的第一个“炮手”。聂元梓顾不上北大党委对她的赏识、重用之恩了，她要用行动表示自己愿意跟着曹轶欧干大事了，她要向北大党委发起攻击了。于是，她经常与曹轶欧在一起密谋、策划一些事情，也经常一起找学生谈话，目的是寻找北大党委的“问题”。

无论是曹轶欧还是聂元梓，都是有一定政治头脑的女人。她们都知道，仅仅掌握了学生们的思想情况，了解了校党委工作中的“问题”，还不能立即“放炮”去攻击北大校党委，因为这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如何行动，她们还要看全国政局的发展，看中央的动向。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由于毛泽东在外地，暂不回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要解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各地要出“孙悟空”，要“大闹天宫”的意见；介绍《中共中央通知》（即后来由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情况；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

按照上述内容，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做的事，还属于处理中央内部事务的范围，并没有在全国发动全面政治运动的打算。会议通过的可以公开的决定、文件，按正常组织渠道下达，而一些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则要严格保密，暂不外传。但奇怪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很快就传到了聂元梓的耳朵里。

这个核心机密主要是《五一六通知》中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这句非常尖锐的话，指的是中央内比彭真更高级的领导干部。而《五一六通知》中号召要“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清洗这些人”，只是这场政治运动的第一步。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

那么，中央机密为什么会在会议没有结束时就传到聂元梓的耳朵里呢？对此，当时与此有关的人都讳莫如深。但从历史给我们留下的蛛丝马迹来分析，可以断定：泄漏中央机密的，是康生。1967年初，一些群众误以为曹轶欧是中央过去派驻北大工作组的人，起来要揪曹轶欧，康生不得不出面保曹轶欧的“驾”。他在1967年1月22日接见群众代表时，情急之下，不自觉地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爱人等5人，不是北大工作组，他们是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发动左派写文章，根本与工作组无关。

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康生这些话道出了真相。曹轶欧怎样才能“促进”聂元梓冒极大政治风险而写出那张攻击矛头直指向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如果不是曹轶欧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核心机密这个“底”透给聂元梓，她是不敢写出这样的大字报的。这样分析后，历史真相就清楚了。

聂元梓得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机密消息后，心中有了底。她自然要进行政治分析。她看到：毛泽东要通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一批领导干部的决心已下，而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主张又占了上风，“文化大革命”已经不可避免要在全国范围内搞起来，而首当其冲的是“小五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笔者注）。北大正处在“小五界”当中。那么，在北大搞“文化大革命”，就要把北大的领导干部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从北大的校长、党委书记手中夺权。

于是，在曹轶欧的策动下，聂元梓开始活动起来，她先后找了许多人谈话，争取他们同她合作，一起向校党委发起进攻，但是，她找到的许多人都婉言地拒绝了她。拒绝的人，有的是不同意她的看法，有的是不愿意冒政治风险，有的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聂元梓并不灰心，她仍然日夜活动，继续串联。经过几天的串联，终于有6个人同意跟他一起向北大校党委发起进攻。

这6个人加上聂元梓，共7个人连续几天在一起秘密开会，在攻击北大党委的问题上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这就是：尽量与中央目前的精神相符合，站在政治的高度，提出北大校党委的“修正主义”问题，争取造成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在攻击北大校党委的形式上，一致同意采取大字报的形式。最后，聂元梓向其他6人表示，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后，她可以设法报向中央，让毛主席知道。

7个人议定，由聂元梓先起草一个大字报的草稿，然后一起讨论、修改。7个人议定大字报应写的主要内容后，聂元梓回到宿舍，连夜写出了大字报的草稿。第二天，7个人聚到一起讨论。他们七嘴八舌议了半天，对一些提法和文字进行了反复修改，最后用毛笔抄成大字报，于5月25日下午2点，贴在北大大膳厅的东墙上，当天就引来数百人观看。

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标题一下子就点了三个领导干部的名字，自然引起轰动。宋硕，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副部长；陆平，当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珮云，当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点这三个人的名表明，其政治意图不限于给北京大学校党委提意见，而着重点是指向北京市委的工作，这样，大字报所涉及的范围就大了。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北大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民主，压制群众，搞修正主义。这一行为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支持。大字报号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平心而论，这张大字报虽无实质性内容，但是却很有特点。其特点就是：首先，它表明了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它所指责的，是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镇压“文化大革命”；其次，它提的政治调门高，在当时，是站在了“全国政治”的角度来发议论的；最后，它配合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但还没有发表的《五一六通知》的精神，矛头所指的是“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正因为这张大字报有这些特点，它一贴出，便引起了一向在政治方面比较敏感的北大师生的注意。一时间，北大校内议论纷纷，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褒贬参半者有之。然而，被这张大字报攻击的北大校党委却不为所动，工作照常进行，阵角没有乱。

在这种情况下，曹轶欧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送给康生。康生反复看了几遍，又考虑了两天，觉得有利用价值，便决定把它密报给毛泽东。于是，在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的第5天，它的手抄稿和康生的密信一起，通过中央机要部门转到了杭州，摆在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看了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稿后，经过思考，做出了反映。他于6月1日做出如下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康生、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迅速落实，在6月1日当晚，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新华社稿的名义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并且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评论员文章给北大党委定了性，称这个党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这个“黑帮”的“黑组织”。《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了这张大字报。

毛泽东把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在全国公开，自有他的考虑。毛泽东晚年特别警惕的是中国出修正主义或出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1959年他在批判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时，就认为资产阶级会在共产党内找到他们的代表人物，由此提出了党内斗争反映社会上阶级斗争的概念。

后来，他估计，我国基层政权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中了，他试图通过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解决问题。但是，结果不能令他满意。怎么办才好？毛泽东经过长期思考，形成了通过实行自下而上的大民主的办法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克服我们的阴暗面的思路。这个自下而上，有两层含义：一是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监督领导干部，批判领导干部的错误；二是在上级不对时，由下级攻上级，“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

他批准在全国公开发表聂元梓等7人写的大字报，正是出于这一考虑而做出的决定。他的这一考虑， 也正好反映在1966年8月经他亲笔修改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稿中。这个公报稿写道：“八届十一中全会号召全国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师生、科学技术人员，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这段话中，“克服从反革命修正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诸方面来的阻力，克服困难，克服缺点，克服错误，克服党内和社会上的阴暗面”这些话，是毛泽东亲笔加写的。同时，毛泽东还有另一个考虑，这就是在斗争中培养接班人。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毛泽东也考虑到，这样做会在全国引起一定程度的动乱，甚至会出现“天下大乱”的情况，但是，他认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永远也不改变颜色，乱也值得，甚至认为乱得好。

1966年3月30日，他在上海同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就把这种乱形容为“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这个造反，是对的，是好的。他以哲学家的头脑分析到，乱与治是相辅相成的，要在乱与治的统一中，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1966年7月8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明确阐述了他的这一思路。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他希望，通过这次“认真的演习”，真正能够解决问题。

在毛泽东意料之中的是，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很快就在全国引起了动乱。先是在全国各高校出现了打倒校党委和批斗教师的风潮；接着，在全国各行业都发生了不少打倒党委、批斗领导干部的行为。

其中，可以称为典型的事情有三件：

一是1966年6月6日在西安交通大学发生的“六六事件”。6月6日那天，西安交通大学一些学生有组织地到工作组的办公地点，提出要赶走工作组，并且贴出了大字报，他们还提出：省委有黑帮。接着，数十名学生分别到西北局、中共陕西省委、新华社分社、陕西日报社，提出省委工作组和省委内有黑线等问题。西安交通大学部分学生的这种行为，遭到了中共西北局的坚决抵制。工作组对这批学生展开了反斗争，在反斗争中出现了过火行为，带头闹事的学生李世英被戴上高帽子“游校”，李世英自杀未遂，由此引起了更大的矛盾。

二是1966年6月在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匡亚明“压制革命”事件。匡亚明是南京大学校党委书记兼校长。他对一些带头造校党委反的学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处理。但是，造反学生却得到了“中央文革”的支持。根据“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共江苏省委做出了撤销匡亚明一切职务的决定。不久，匡亚明即被打倒。6月12日，在“中央文革”的操纵下，南京大学举行万人大会，批斗匡亚明。

三是1966年6月18日在北京大学发生的揪斗干部、群众的事件。这一天，北京大学一些人趁工作组正在开会时，揪斗干部、群众达40多人。揪斗中，还给这些人抹黑脸、戴高帽、罚跪，对稍有反抗者进行殴打，甚至对一些女同志进行侮辱。工作组发现后，赶赴现场。工作组长张承先发表讲话指出，动手打人是坏人有意捣乱，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这种乱打乱斗的行为，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由于工作组及时做工作，北大的乱打乱斗现象得到了制止。

北大工作组的工作，得到了刘少奇的支持。他于6月20日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表示了对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刘少奇还亲笔写下了如下批示：“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现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但是，北大工作组的工作，却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反对，他们把北大工作组制止动乱的工作称为“六一八反革命事件”，并且向毛泽东做了歪曲事实的汇报。

面对全国性的动乱，毛泽东一直站在支持下级干部和学生造反的立场上。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6月12日南京大学万人批斗匡亚明，毛泽东也是支持的。对北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的工作，毛泽东很不满意。他更不满意于刘少奇批发文件支持工作组，因此他否定了刘少奇批发的文件。8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下发文件宣布：“中央1966年6月20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

正是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引发了全国性的动乱，同时，在中央内部，是“乱”还是“稳”的意见分歧，也产生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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