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是民国时期一位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士，他将暗杀作为抗日和反蒋的主要手段，当时他行刺过日本大将白川义则、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可谓是民国第一杀手。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杀手，最后却是陷入到了一场阴谋当中，以至于被谋杀身亡。
王亚樵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原籍安徽合肥，是一位聪颖过人的青年。从幼年时期起，他就展现出出色的智慧，并对不公正和邪恶深感厌恶。
随着年岁的增长，王亚樵对清廷的腐败和无能感到愈发不满，同时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现象深感震惊和愤怒。
在面对国家危机和疾弊的情况下，王亚樵怀着对民族大义的激情，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了中国反清救国的坚定支持者。他为了这一崇高的目标不辞辛劳，奔走于各地，积极组织并参与抵抗清廷统治的行动。
王亚樵的行为不仅是个人对不公与腐败的反抗，更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他在同盟会内部发挥着积极作用，致力于凝聚团结的力量，希望能够唤起更多的同胞共同参与反清救国的事业。
王亚樵
除了对抗清廷的斗争，王亚樵还努力寻求与西方列强对话的机会，希望通过外交手段维护中国的独立和尊严。他对国家前途的关切以及对正义事业的执着奋斗，使他成为当时反清救国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之一。
民国四年（1915年），王亚樵投身护国讨袁的斗争，跟随孙中山并多次上书建议成立暗杀组织，以对抗反动军阀。他怀抱着“暗杀”革命理念，希望通过消灭个别军阀来解决革命问题。然而，孙中山先生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解决革命应依靠武装力量，而不是仅仅杀死一两个人。
在20世纪20年代初，由于王亚樵的“暗杀”理念未能被孙中山接受，他选择再次离开上海。他展现出仗义的个性，在安徽籍上海工人中赢得了高度威望，随后创立了“安徽劳工上海同乡会”，并担任该组织的领导。
王亚樵以帮助会收徒的方式扩大势力，很快就聚集了数百名支持者。这群人手持斧头，成百上千的斧头瞬间使上海滩陷入混乱，斧头帮由此声名大振。他们的崭露头角表现出了对当时社会动荡局势的一种回应，同时也反映了王亚樵对于革命手段的坚定信仰。
在拥有了独立组织和强大势力后，王亚樵终于得以全力实施他的“暗杀”理念，开启了他刀口舔血的“暗杀大王”生涯。
王亚樵
他的生涯如同一场武装驰骋，举枪马不停蹄，毫不留情地对付封建余孽、反动党政要人、日本侵略者，甚至是流氓恶霸，众多不知名的汉奸和特务也在他的刀下成为下酒小菜。无论是国家总统还是达官贵人，亦或是底层的爪牙爬虫，只要王亚樵认为该死的，没有一个人是他不敢杀的。他以“民国第一杀手”的称号，成为许多人谈之色变的传奇存在。
民国十六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一时刻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分水岭。
在这场政变中，王亚樵亲眼目睹了无数革命志士在政变中惨遭杀害，而孙中山先生一直倡导的国共合作等三大政策也在政变的风波中一扫殆尽。这使得王亚樵的心中充满了悲愤之情，深感国家的前途岌岌可危。
在悲愤之下，王亚樵毫不犹豫地将暗杀的矛头对准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他视之为对革命理念的背叛者，决心采取极端手段以维护他心中的正义。
行刺蒋介石和宋子文成为了王亚樵毕生暗杀事业的高潮，他将自己投身于这场危险而决绝的行动中，为了捍卫民族大义而付出一切。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夏天，月光透过竹林洒在太乙村的小径上，微风吹拂着树叶，一切宁静而祥和。王亚樵的刺客团队，包括陈成在内，悄然潜入这片竹林，暗中观察着正在甬道上漫步的蒋介石。陈成突然抽出手枪，子弹呼啸而去，但因距离较远，未能命中目标。蒋介石惊魂未定，幸运地逃过了这场致命的袭击，而整个竹林仿佛回到了宁静的夜晚。
宋子文
民国二十年（1931年）7月23日的上海北火车站，王亚樵和他的刺客们埋伏在人潮中，焦急地等待着宋子文的到来。
在火车站的混乱中，他们发现了一个戴着巴拿马帽的人影，于是认定他是宋子文。手中的枪支瞄准目标，紧张的情绪弥漫在空气中。
然而，这个戴着巴拿马帽的人并非宋子文，而是他的秘书唐腴庐。误认之下，枪声响彻火车站，唐腴庐倒地身亡。混乱中，真正的目标宋子文侥幸逃脱。
王亚樵所引发的一系列惊天暗杀大案如巨浪般接连不断，激起了海内外的巨大波澜，让国民党的要员们都感到如坐针毡。
国民党军统大特务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书中风趣地评论说，世人虽然害怕魔鬼，但魔鬼却害怕王亚樵；一提到这个名字，就让蒋介石假牙发酸。
戴春风
王亚樵是戴笠早年最头痛的劲敌，戴笠一旦听说这个人又露面，第一个反应就是检查门窗是否关好。
戴笠知道，王亚樵纵横上海滩，秘密据地极多，要想布网成功，必须掌握关于这些秘密据点的情报。上海滩对于戴笠而言，不是陌生地盘，通过动用一切江湖力量以及悬赏十万，外加严刑逼供，戴笠坐镇上海滩，很快掌握了这些情报。
戴笠下令，对王亚樵可能藏身的秘密据点，务必做到“死看死守”，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实施合围抓捕。
戴笠这一招有着老江湖的功力，一时间，王亚樵的处境变得很被动，很危险。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的农历小年，王亚樵为了跟念子心切的老母见上一面，通过信使与弟弟约定了一个见面地点——赵主教路的刘志路公馆。
那一天，风雪很大，王亚樵的太太王亚瑛担任公馆内的警戒任务。按照约定，弟弟带母亲前来，先敲门三下，而后两下，最后再敲三下。但他们等来的敲门声却是四五下“梆、梆、梆”的敲门声。
王亚瑛意识到特务又围上来了，连忙跑向卧室，向丈夫报警。就在这个时候，王亚樵上演了上海滩“猫鼠斗法”的第一个经典时刻——只见他猫腰上了屋后的阳台，随即消失在了大雪纷飞的黑夜。
王亚樵
逃出重围，对王亚樵而言不是什么难事。刀尖上行走，他有许多独家秘诀。每到一处据点，王亚樵首先必做的一件事就是查看周围的各个进出路口，心中设计好逃脱预案。他的腰间常年系着一根“软杆子”，这东西是用精丝线编成的细绳子，一头栓着一个小铁三爪，遭遇险情，无论是顺着绳子溜下去，还是遇到高墙翻出去，都不留痕迹。
王亚樵的得意弟子，戴笠始终追捕不得的华克之，后来曾经讲过，他从王亚樵那里学到的一招，用了许多年。
那是一个报警机关：用一根棉线系在门框上，一头系着一个塞着小石头的白纸包，从窗缝牵出去。如果有人私自开门，棉线自断，白纸包连着断线自然掉落，进屋的人却浑然不知。他从远处，通过路灯，就可以看见白纸包是否还在，以决定走留。
“小年”当夜，王亚樵逃出包围圈后，接下来的动作也是江湖经验。他直奔一家大宾馆，在宾馆门前上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去了另外一个秘密据点。
之所以要去大宾馆，一来人多眼杂，容易隐身；二来出租车往来不断，极容易走掉。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3月4日（农历二月初九）的夜里，王亚樵辗转来到赫德路赫德里，隐居在三楼七号。
次日清晨，王亚瑛出门买早点，发现几个男子围着一个神情慌张的干巴小伙，比比画画，神态十分可疑。
王亚樵
意识到情况不对，王亚瑛赶忙转身，装着无事的样子，慢慢往回走。等拐了个弯，估摸着已走出特务的视线，王亚瑛拔腿就往家跑。回到家里，王亚瑛焦急地对丈夫说，特务把里弄口围住了，赶紧想办法走。
于是乎，王亚樵又上演了上海滩“猫鼠斗法”的另一个经典时刻——王亚樵有一传奇处，善于换装易容。这一次，情急势危之下，他信手拈来，穿上王亚瑛的棉袄，扎上头巾，挎着篮子，伪装成买菜的妇人，大摇大摆地从特务面前走掉了。
这次涉险逃脱，王亚樵认为有内鬼。根据王亚瑛的描述，郑抱真经过仔细排查，最终确定内部叛徒就是同乡柏藏乡。对待叛徒，王亚樵眼里揉不进沙子，直接下令执行组织纪律，派人将其乱斧砍死。
为了让王亚樵投鼠忌器，戴笠随后以异常卑鄙的手段拘捕了王亚樵的亲弟弟王述樵以及在社会面上活动的王亚樵亲信洪耀斗。
王述樵也是一条硬汉，扛过军统的诸多酷刑后，他不屑地对戴笠说，你的算盘打错了。王亚樵历来神出鬼没，即使是最亲近的人，形势严峻以后，他也不得不小心提防，前门进，后门出，连他的司机都不掌握他的行踪。莫说我不知道，就是我知道，又怎能出卖自家兄长！你这条恶犬，真是瞎了眼珠。
戴春风、王亚樵、胡宗南
戴笠正踟蹰煎熬时，蒋介石突然拍来电报，让他与胡宗南一起上一趟庐山。
昔日青春，江湖传言，王亚樵、戴笠、胡宗南曾拜过把兄弟。蒋介石这时候让戴胡结伴上庐山，显然具有深意。
果然，此时的蒋介石有了新的想法。他对戴笠面授机宜，穷寇勿追，想办法与王亚樵谈判，以兄弟之情感化他，让他回心转意，为党国所用。
戴笠心领神会后，下山代蒋向王亚樵开出了“招安和解”条件：凡是因王亚樵关系而被判刑或者关押的人员，一律无罪释放，并保证他们今后的生命安全；提供100万元遣散费，让王亚樵自行解散暗杀组织；为了证明诚意，王亚樵须向西南派打一枪，随便拿谁开刀都行。
王亚樵纵横民国江湖，内心是憎恶宋江的。听到这样的条件，王亚樵先是冷笑，而后怒斥，“草头蒋”再怎么大富大贵，大权在握，也改变不了他那出尔反尔、投机取巧的流氓本性。我即使沦落到一文不名、穷困潦倒，也是个重情讲义、言行一致的豪杰。豪杰与流氓，有什么好谈的！
这一番怒斥之言落地尚未砸出响声，蒋介石授意戴笠刺杀中国民盟的杨杏佛，再一次擦亮了王亚樵的双眼，让其彻底看清了蒋介石的凶狠面目。
杨铨
王亚樵说，“草头蒋”不愧为一代奸雄，阳奉阴违。杨先生不过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他都不能容忍。我手下有数百精兵强将，他岂能轻易放过我？宋江招安，最后一壶御酒，全军覆没，这样的恶事，我王九绝不能干。
戴笠获悉王亚樵的态度后，知道此人再无拉拢的必要与可能，于是采取“铁壁合龙”的战术，企图在上海困死这个劲敌。
识时务者为俊杰。
意识到上海再不宜久留，王亚樵随即又上演了“猫鼠斗法”的经典时刻——8月15日，“英格兰王子”号邮轮正在上客，王亚樵化装成英国贵妇人的仆人，肩扛行李箱，骗过检票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去向香港的邮轮。
行前，王亚樵特意给戴笠留下一封亲笔战书，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和‘草头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共戴天。让他放马过来，使出全部法宝，咱俩刀对刀，枪对枪，决一雌雄！愿诸君代为转达。”
王亚樵说到做到，到了香港，王亚樵针对蒋介石，利剑出鞘，干了一件大事。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日，王亚樵刺杀小组，以南京晨光通讯社为掩护，派出刺客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混进国民党中央四届六中全会现场，在集体合影环节，若不是蒋介石多疑，临时缺席，挨孙凤鸣枪子的恐怕就不是汪精卫，而是他本人了。
蒋瑞元
王亚樵在多次暗杀行动后，成为国民党的重点追捕对象，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多次要求戴笠要将王亚樵杀死。被迫逃离上海到香港。王亚樵麾下众多核心成员不幸被捕，其中就有王亚樵异常信任，十分关键的人物余立奎。
在香港，王亚樵与“西南派”领袖李济深取得联系，计划再次刺杀蒋介石。但后来因为内部人出卖，王亚樵被迫离开香港。余立奎被抓，让王亚樵深感意外。离开香港后，他还坚持给余家按月寄去生活费，不少人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做，会暴露目标，引火烧身。但王亚樵却坚持认为，情义比什么都重要。戴笠正是通过这条线索，锁定了王亚樵避走梧州的踪迹。
王亚樵在广西梧州的李济深家中暂居。戴笠通过王亚樵的前部下余立奎的小妾余婉君找到了他的藏身地点。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9月，王亚樵在余婉君的住所被埋伏的特务用石灰迷眼并枪刺致死，结束了他的生涯。特务们随后也杀害了余婉君。
就这样，一代暗杀大王陨落了。有人评价王亚樵之死——死于女人之手，终究是遗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