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康熙死后国库剩2716万两，雍正死后还剩3453万，乾隆去世时剩多少
引言：
世人皆道大清盛世莫过于乾隆年间，却不知这盛世之下暗藏危机。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勤政爱民，为后世留下2716万两白银；雍正虽只在位十三载，却留下3453万两，比其父还多出737万两。到了乾隆时期，国库年收入竟高达7500万两，这般天文数字，让世人惊叹不已。然而，繁华似锦的表象之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当乾隆在位六十年后禅位给嘉庆时，这位自诩＂十全老人＂的帝王，到底给后世留下了多少家底？更令人深思的是，为何到了嘉庆年间，大清国库却频频告急？
一、康雍盛世的财政根基
康熙二十年（1681年），满朝文武齐聚乾清宫，商议三藩之乱后的财政重建。这场持续八年的战事，耗费了朝廷近两千万两白银。当时户部尚书明珠提出了一份详尽的财政整顿方案：裁撤冗员，清查虚报，整顿盐政，重订税制。
这份方案得到了康熙帝的首肯。随后，朝廷在各省陆续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财政清查运动。在江南一带，查出了大量隐匿田产。仅苏州一府，就清查出漏报田亩近百万亩，补缴银两达十余万两。与此同时，康熙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亩＂政策，将人头税并入田赋，这一举措大大减轻了佃农负担，也使得税收更加稳定。
康熙三十年代，朝廷又着手整顿盐政。当时两淮盐区每年的盐税收入仅有二十余万两，通过整顿私盐和改革运销制度，到康熙末年，仅这一区域的盐税就增至近百万两。与此同时，康熙还特别重视农业发展，多次减免灾区赋税，并在全国范围内兴修水利。江南地区的圩田面积在其统治期间增加了近三成。
雍正即位后，继承了其父的理财方略，但手段更为严厉。他设立了专门的＂养廉银＂制度，以杜绝官员借收税渔利。在查贪方面，雍正更是雷厉风行。著名的＂江南织造＂案中，年羹尧、李煦等人贪污受贿的赃银就达到惊人的八百余万两。这些追缴的赃款，大部分都充入了国库。
在开源方面，雍正推行＂滚单制＂，要求各省在上缴定额税收之外，将盈余也如实上报。通过这一制度，国库每年增收近千万两。同时，他还整顿了商业税收，在各大商埠设立税关，专门征收商税。这些措施使得国库收入稳步增长。
更值得一提的是，康雍两朝都十分重视节俭。康熙在位期间，御用物品多次重复使用，甚至连龙袍都会反复修补。雍正更是以身作则，除必要支出外，几乎杜绝了宫廷的奢侈开支。他在位期间，年均宫廷开支仅为二十余万两，比康熙朝还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这种节俭作风，配合严格的财政管理，使得国库积蓄稳步增长。康熙末年，虽经历了平定葛尔丹、收复台湾等大规模军事行动，国库仍留存白银2716万两。而雍正在位仅十三年，通过开源节流，竟使国库存银增至3453万两，为乾隆朝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乾隆朝的财政鼎盛时期
乾隆元年（1736年），这位继承了雍正丰厚家底的新君登基伊始，便展现出与其父祖不同的理财风格。在位初期，乾隆确实延续了雍正时期的财政政策，但随着统治日久，朝廷的收支状况逐渐发生了显著变化。
乾隆五年，江南发生严重旱灾，朝廷拨款赈灾。然而与康熙、雍正时期不同的是，这次赈灾不仅发放银两，还特意在灾区举办多场大型赈济活动。光是搭建赈济场地、置办器具等支出就达数万两之巨。此后，类似的铺张性质的赈灾活动逐渐成为常态。
乾隆十年后，随着对外贸易的繁荣，国库收入开始激增。广州十三行的贸易规模空前扩大，每年仅粤海关一处的关税收入就高达数百万两。与此同时，四川、云南等地的铜矿开采也达到顶峰，铸币原料充足，使得货币发行量大增。到乾隆二十年，年度财政收入已突破五千万两。
然而，收入的增长伴随着更为惊人的支出。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五年间，先后六次南巡江南。每次南巡，沿途各省不仅要承担巨额接待费用，还要修建和装饰大量行宫。仅扬州一地，就为南巡专门修建了数十处园林，每座园林的造价动辄数十万两。与此同时，乾隆还在各地大兴土木，兴建寺庙宫殿。著名的避暑山庄扩建工程，前后耗费白银近千万两。
乾隆三十年代，朝廷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平定准噶尔花费了两千余万两，随后的金川之役又耗费了近千万两。这些军费开支，虽然没有立即导致国库空虚，但已经显露出财政压力的端倪。
更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中期以后，官场风气日渐腐败。虽然表面上沿袭了雍正时期的＂养廉银＂制度，但实际执行却大打折扣。和珅在任内务府总管时，就巧立名目，将大量国库收入转为内务府支出。据记载，仅乾隆四十年至五十年间，内务府的年均开支就达到了康熙时期的十倍以上。
到了乾隆晚期，虽然年度财政收入突破七千万两，创下历史新高，但各项支出也达到了惊人规模。皇室的奢侈开支，大臣的中饱私囊，以及频繁的军事行动，使得国库积蓄开始呈现负增长趋势。最令人瞠目的是，乾隆五十年后，朝廷竟开始动用储备金来维持日常开支，这在康雍两朝是从未有过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五十五年的廓尔喀之役，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其耗费的军费竟达三千余万两，几乎相当于雍正朝留下的全部积蓄。这场战役之后，国库收支已经完全失去了平衡，以至于不得不开始借用盐政、关税等专项收入来弥补军费开支的窟窿。
三、乾隆晚期的财政危机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朝廷仍在举办声势浩大的接待仪式。单是从天津至承德沿途的宴请费用，就耗银近百万两。然而就在这看似富庶的表象之下，大清朝的财政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这一年的户部奏折中，首次出现了＂岁入不敷岁出＂的字样。户部尚书曹文植在折中明确指出：各省协饷银两逐年拖欠，仅两淮盐区就欠银近千万两。更令人忧虑的是，自乾隆四十年以来，各省仓储银两逐年减少，许多地方已经无法保持往年的存储数额。
乾隆五十八年，和珅以内务府总管的身份，上奏请求调用漕运银两补充内务府开支。这一异常举动表明，即便是皇室开支也已经难以维系。据《内务府现银报销册》记载，仅乾隆五十八年一年，内务府用于皇帝私人消费的支出就达到了惊人的八百余万两，超过了雍正一朝内务府十年的总支出。
同年冬，山东发生严重水灾，朝廷原本计划拨款三百万两赈灾，但户部奏报库存不足，最终只得以借贷方式筹措了一百八十万两。这在康雍两朝是完全不可想象的情况。当时的漕运总督毛昶熙在奏折中痛陈：各地仓储已经亏空，若再发生灾荒，朝廷恐难以为继。
乾隆五十九年，情况进一步恶化。为了维持日常开支，朝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首先是变卖户部库存的各类物品，包括多年积存的贡品、织物等。其次是加派各省协饷，要求在原定数额之外额外上缴。最后甚至开始变卖官职，这种做法在此前的清朝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更令人震惊的是，乾隆六十年前后，和珅开始大量侵占军费。当时西北边防每年需银近千万两，但实际拨付的军饷往往不足定额的一半。绿营兵丁的饷银经常拖欠数月才发放，许多将领不得不自筹军费。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军队战斗力，为后来的军事失利埋下了隐患。
在乾隆末年，朝廷的财政已经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虽然表面上年度收入仍有七千余万两，但实际可支配的资金却所剩无几。大量收入被挪用于皇室奢侈开支，或是被和珅等权臣侵占。各地仓储银两所剩无几，很多地方已经无法维持正常的行政开支。
当乾隆六十年（1795年）禅位给嘉庆时，国库实际留存的白银还不到五十万两，而各项累积亏空却高达数千万两。更为严重的是，各省积欠的漕粮、协饷等款项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数字。仅江南一带的积欠，就超过了两千万两。这种状况，与康熙末年留下的两千七百余万两，以及雍正末年的三千四百余万两形成了鲜明对比。
各省仓储银两的匮乏很快就显露出严重后果。嘉庆元年，河南发生旱灾，朝廷竟一时拿不出赈灾银两，不得不向地方富户借贷。这种窘况，在康雍两朝是从未出现过的。而这仅仅是财政危机全面爆发的开始。
四、嘉庆年间的财政整顿
嘉庆元年（1796年），新帝即位伊始便面临着严峻的财政困境。户部奏报显示，各省库存银两仅剩数十万两，而积欠的军饷、工程款项却高达数千万两。更为棘手的是，和珅把持朝政近三十年，朝廷各部门的财务已经陷入混乱。
嘉庆二年正月，和珅被拿问治罪。查抄和珅家产时，仅现银就达到八千余万两，相当于朝廷两年的财政收入。此外还有大量金银器皿、珠宝玉器等贵重物品。和珅案的处置为朝廷收回了大量资金，但这些资金的重新分配却面临着重重困难。
嘉庆三年，朝廷开始了大规模的财政整顿。首先是清理各项亏空。户部派员前往各省，详查积欠款项。调查发现，仅两淮盐区的积欠就达一千二百余万两，江南织造局拖欠的工匠工资近三百万两。为解决这些积欠，朝廷不得不动用和珅案追缴的资金。
嘉庆四年，针对军费开支巨大的问题，朝廷颁布了《节制军需章程》。规定边防重地每年的军费开支不得超过五百万两，各省绿营的军费也要相应削减。同时，取消了乾隆年间设立的诸多冗余营地，裁撤闲散官兵。仅此一项，每年就节省军费近千万两。
嘉庆五年，开始整顿盐政。两淮盐区的积弊最为严重，盐商借机囤积居奇，导致盐价飞涨。朝廷派大臣前往查察，重新核定运销额度，并严禁盐商擅自抬价。这一举措使得盐税收入逐步回升，到嘉庆十年已恢复到乾隆中期的水平。
内务府的开支也得到了严格控制。嘉庆六年，颁布《内务府节用则例》，规定皇室日常开支不得超过定额。御用物品的采购价格要以市价为准，禁止商人哄抬物价。此外，还裁撤了大量冗余人员，仅内务府就精简了近三千人。
嘉庆八年，户部上奏称各项整顿已见成效。当年的财政收入虽然比乾隆末年减少了近千万两，但由于支出得到控制，国库终于出现了少量结余。这是自乾隆四十年以来首次实现收支平衡。
然而，新的问题随即出现。嘉庆十年前后，白莲教起义爆发，军费开支再次激增。为筹措军费，朝廷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常措施。首先是暂停了部分工程项目，其次是要求各省加征钱粮。但即便如此，军费支出仍然入不敷出。
嘉庆十二年，白莲教起义平定后，查算军费支出竟达四千余万两。这一巨额开支，几乎耗尽了此前积累的全部结余。户部不得不再次开始借支各项专款，财政状况又开始恶化。
到了嘉庆十五年，虽然经过多年整顿，朝廷财政仍未能恢复到康雍时期的充裕状态。年度收入稳定在六千万两左右，但各项支出也始终居高不下。尤其是军费开支，仍然是最大的财政负担。边防、绿营等常规军费每年就需要两千余万两，一旦发生战事，支出则会迅速攀升。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嘉庆二十年，朝廷的财政虽然勉强维持，但已经失去了昔日的雄厚实力。各项开支都不得不严格控制，即便是皇室用度也不复从前的奢侈。当年祖父乾隆皇帝大兴土木、广建园林的景象，在嘉庆朝已经完全看不到了。
五、道光朝的财政困境
道光元年（1821年），新皇帝即位时的国库储备仅有白银八百余万两，较之嘉庆初年已大为减少。户部尚书王鼎在《奏陈国计利病折》中指出，各省岁入已不敷支用，即便是在太平年景下，朝廷也难以维持正常开支。
道光三年，一场意外事件加剧了财政困境。当年江南地区遭遇罕见的雨雪灾害，漕运中断达三月之久。为保证京师粮食供应，朝廷不得不在天津等地紧急采购米粮，仅此一项就耗资近四百万两。而同年的户部常规收入还不足五千万两。
道光五年，两广总督阮元上奏，指出广东海关税收连年下降。查明原因后发现，自嘉庆末年起，外国商船逐渐减少来华贸易，转而在东南亚各地进行走私。仅广州一地的关税收入，就从嘉庆年间的年均两百余万两降至不足百万两。
道光七年，山东、河南连续发生旱灾。朝廷拨付赈灾银两时，户部竟一时拿不出款项，不得不向各省临时调剂。这种窘迫局面在此前二十年间都未曾出现过。更令人担忧的是，各省仓储银两也已所剩无几，已经无法像往年那样互相救济。
道光十年前后，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西北边防每年需银六百余万两，但户部实际拨付往往不足四百万两。驻防将领不得不就地筹措军费，甚至出现卖官鬻爵的现象。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了军队战斗力，为后来的军事失利埋下隐患。
道光十二年，江南发生大水灾。朝廷原本计划拨款五百万两赈灾，但户部奏报库存不足，最终只得以借贷方式筹措了三百万两。这次灾害还造成了运河淤塞，大量漕粮无法北运，不得不改走海运，增加了大量额外支出。
道光十五年，川陕总督琦善上奏，指出各省盐税收入持续下降。经查实，私盐贩运已成为普遍现象，官方盐税收入每年流失达数百万两。但由于地方官员与私盐贩子勾结，整顿措施收效甚微。
道光十八年，英国派遣使团来华谈判贸易事宜。朝廷为维持体面，举办了一系列接待活动。但与乾隆年间马嘎尔尼使团访华时的奢华场面相比，规模已大为缩减。据御史王源深奏报，整个接待过程中处处可见节省之态。
道光二十年，鸦片问题日益严重。据两广总督林则徐统计，每年因鸦片流出的白银高达数千万两。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朝廷的年度财政收入。而此时的国库储备已降至五百万两以下，许多省份甚至出现了官员俸饷拖欠的情况。
道光二十三年，军机大臣穆彰阿在密折中指出，自道光初年以来，朝廷财政收入已减少近三分之一，而支出却在不断增加。各项开支都在压缩，但仍然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即便是皇室用度，也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道光二十五年，英军进犯广东。朝廷仓促筹措军费，但各处库存银两已近枯竭。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包括变卖官职、加派钱粮等。然而这些措施收效有限，最终不得不以割地赔款的方式结束战争。赔款总额达到两千一百万两，这一数字几乎相当于朝廷半年的财政收入。
小灰灰
雍正要是知道乾隆干这事，还不如让弘历当皇帝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