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 ），字孝达，号香涛，时为总督，称“帅”，故时人皆呼之为“张香帅”。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隶南皮，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 ）。

咸丰二年（1852年）十六岁中顺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岁中进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历任教习、侍读、侍讲、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多次署理，从未实授）、军机大臣等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张之洞早年是清流派首领，后成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三江师范学堂（今南京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今华中农业大学前身） 、湖北武昌蒙养院、湖北工艺学堂、慈恩学堂（南皮县第一中学）、广雅书院等。

政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工业上创办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湖北枪炮厂等。八国联军入侵时，大沽炮台失守，张之洞会同两江总督刘坤一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并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军起义，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次年病卒，谥文襄。有《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张之洞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唐朝名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皋的第39代孙（元代张养浩的16代孙）。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1837年9月2日）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当时其父张瑛任贵州兴义知府），少时在贵州兴义府署（今安龙）长大。其人博闻强识，文才出众，年方十一，即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作《半山亭记》，名噪一时。此记全文，刻于安龙招堤畔之半山亭。十二岁在贵阳出版第一本诗文集。

张之洞

咸丰三年（1853年），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同治二年（1863年），与贵州人李端棻同为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吴大澄、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光绪七年（1881年），授山西巡抚，为任封疆大吏之始。以后政治态度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光绪十年（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击败法军。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光绪十五年（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光绪二十年（1894年）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光绪二十年（1894年）8月1日甲午中日战争后，张之洞曾奏请派马队“驰赴天津，听候调遣”，并想以“外洋为助”。他鉴于“倭势日强，必将深入”，建议“慎固津沽及盛京”。10月26日致电李鸿章，提出“购兵船、借洋款、结强援”三项主张。10月底，日本军队强渡鸭绿江后，辽沈危急，张之洞再提出“购快船、购军火、借洋款、结强援、明赏罚”五事。11月2日，调署两江总督。11月7日，他在致李鸿章电中指出“无论或战或和，总非有船不行”。11月下旬，日军围困旅顺，张之洞先后致电李鸿章、李秉衡，要求急救旅顺，均无效。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日军进犯山东半岛，张之洞给山东巡抚李秉衡发急电，建议李“责成地方官多募民夫，迅速星夜多开壕堑，于要路多埋作 ”，以阻止日军进犯。并表示拟拨弹药支援山东守军。在丁汝昌殉国后，他曾建议将驻扎台湾的刘永福调来山东抗日，保卫烟台。当张之洞得悉清廷有割台海于日之说，于2月28日致电朝廷，沥陈利害，极力反对割台，并提出保台的“权宜救急之法”有二：一、向英国借巨款，“以台湾作保”，英必以军舰保卫台湾；二、除借巨款外，“许英在台湾开矿一、二十年”，对英有大益，必肯保台。3月29日，张之洞致电唐景崧，一方面鼓励御倭；一方面建议起用百战之将刘永福，同时致电刘永福，建议他“忍小任大，和衷共济，建立奇功”。《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于4月26日向清廷上奏，提出废约办法“惟有乞援强国一策”。5月20日，清廷谕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台省大小文武各员，并著唐景崧令陆续内渡”。张之洞认为“此时为台之计，只有凭台民为战守，早遣无用客勇，以免耗饷，禁运银钱内渡，以充军实”。24日，张之洞从唐景崧来电中得悉“日内台民即立为民主国”之事，27日上奏，认为台湾“现自改为民主之国，以后筹械等事，自未便再为接济，以免枝节”。6月3日，日军攻陷基隆港。5日，张之洞仍致电唐景崧，希望他激励士勇民众坚守台北府，并鼓励唐“自率大支亲兵，获饷械，择便利驻扎，或战、或攻、或守，相机因应，务取活便，方能得势。”可是唐景崧辜负了台湾人民的期望，7日乘船退回厦门。最后只剩刘永福在台湾领导军民坚持抵抗日本侵略军。但是“饷械奇绌”，多次向张之洞求援，张之洞虽有饷械，却不敢接济，10月19日，刘永福战败，退归厦门。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

东南互保形势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奏请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设督办政务处，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及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东南地区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因此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次年清廷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受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崩逝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宣统元年（1909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张之洞一生主要做了四件事：一办新式教育，二办实业，三练新军，四抵外辱。

张之洞任封疆大吏的时间内，中国经历了三次严重的外国威胁：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处于两广总督的直接指挥位置，筹饷、调兵、用将、反对撤兵议和，为这场战争取得部分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他与投降派和一般的主战派不同，正确地认识到日本对中国的巨大野心，提出了“迁都、勤王、借款、购舰”的正确主张，并历史性地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观点：“战即不能胜，岂可尽扫诸军？彼孤军远征，粮弹皆靠海运，分兵守则军势弱，不守则接济断，彼时一败即不能支”。

张之洞

在庚子拳变中，他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指出：“自古乱民无以御敌，流言焉能兴邦”；“以中国之力与八国启衅，不败不已；八国乃联军入华，不胜不休”。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主张。

张之洞的实业主要两件，一件是督办芦汉铁路（卢沟桥——汉口，大名鼎鼎的京汉铁路），另外一件是把内陆武汉打造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重工业基地。以武汉为中心，他先后创办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汉阳铁厂机器厂、钢轨厂、湖北织布局、缫丝局、纺纱局、制麻局、制革厂等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居全国之冠，资本总额约1130万两白银。汉阳钢铁厂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并形成了以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为龙头的湖北工业内部结构，武汉也一跃而成为全国的重工业基地。一些国内有影响的民营企业相继产生。湖北的近代工业体系已初步奠定。湖北经济亦由此跨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汉口由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

芦汉铁路建成之日，也是张之洞督办粤汉、川汉铁路之始。在其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另外，“湖北新政”之所以成功，制度创新是关键。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因“湖北新政”所孵化的社会生产力、民族资产阶级、新式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士兵，最终成了封建王朝的掘墓人。

对于留学生，张之洞一直优礼有加。张之洞热心向日本学习，经他派往日本留学的学生达数百人。当时风气虽开，而出洋仍遭到很大阻力。张之洞极力倡导，将自己的数位子孙都送往日本留学。学生出洋，之洞必送行，回国必设宴接风。

张之洞

张之洞对学生宠爱异常，凡是学生与官吏发生争执或纠纷，张之洞往往偏袒学生一方。可以想象武汉当时的风气！张之洞还是六君子之一——杨锐的老师。

张之洞创办新军。回任湖广前夕，曾奏准将已经练成的江南自强军护军前营五百人调往湖北，“教习洋操，以开风气”。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张之洞在省城东门外卓刀泉创建农务学堂。张之洞还在湖北铁政局内创建工艺学堂。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年）、矿务学堂（1892年）、自强学堂（1893年）、湖北武备学堂（1897年）、湖北农务学堂（1898年）、湖北工艺学堂（1898年）、湖北师范学堂（1902年）、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年）、女子师范学堂（1906年）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他们四人支撑了晚清从鸦片战争开始至辛亥革命这70年间的格局，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都是当时的模范。其中曾国藩比左宗棠大2岁，比李鸿章大十几岁，左宗棠曾拜在曾国藩门下，而李鸿章是曾国藩的门人，他们三人关系相对密切；而张之洞是南洋的大臣，同属于洋务地方势力一派，但没与他们三个一起战斗过，基本上没交情只是同僚来往。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始终保持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教育、实业的发展贯穿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他为南疆抗法的伟大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也是武汉成为中国近代重工业基地的奠基人；他兴建了贯穿中国的大铁路，兴办的各种学校和新式军队培养了大量人才，并直接孕育了武昌起义的革命火种。他是当之无愧的晚清第一功臣。

张之洞是晚清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发起人，也是读书文人界的士林领袖。张之洞所处的年代，正是晚清摇摇欲坠的时候，国土沦丧，国威坠地，整个满清朝廷和社会处处透着危机，就像一艘四处漏水的破船，在暴风雨交加的大海上航行，随时可能葬身大海之中。就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满清最后一位能臣张之洞，也于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一日（1909年10月4日）弃大清撒手而去。这对于正处于飘摇之中的朝廷来说，是一个能引起高度重视的事件，因为张之洞的去世和他遗留下的洋务运动，尤其是洋务新兵牵动了这个危机四伏的朝局之走向。当时新建立的报社，在向全国刊发的报纸中登载新闻时说，当张相国之抱病也，有惟恐其死者，有惟恐其不死者。连这在官方监察之下的主要媒体，都这样堂而皇之地刊登两极分化的态度，可见张之洞在庙堂和江湖的影响也是多极化的。

张之洞

张之洞死后，官方朝廷给出的评价是：公忠体国、廉政无私、提倡新政、利国便民、顾全大局、厥功甚伟等等，反正都是好词，言辞准确华丽。可是那个时候的清政府，腐败无能，对社会和民众是谎话连篇，连最根本的统治权都快丢失了，这官方最大的媒体还有多少权威性呢？

除了官方发声，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几家报社，莫过于上海的《申报》和天津的《大公报》了。《申报》刊载的文章里说，张之洞能为人之所不敢为，为国家树久远之计。但是又说，张之洞用度不免习于奢侈，举动或未免涉于固执，所谓新者不敢新，所谓旧者不敢旧，一生知遇虽隆，而卒至碌碌以殁，惜哉！意思就是说张之洞有功劳，也有败笔，既有敢为天下先，为国为民着想的一面，也有生活奢侈，创新不够力度的一面，一生得到的荣誉和机遇虽然很大，但是最后到死也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长久之计的贡献。

相比《申报》的有褒有贬比较中立不同，天津的《大公报》则大放批判之词：张相国一毫无宗旨，毫无政见。随波逐流，媚主以求荣之人也。惟其无宗旨，故无晚节之可见；惟其无政见，故无效果之可言。君主有更易，而而相国之禄位安然；时事有变迁，而相国之声望不减。意思是说张之洞晚节不保，没有主见，媚主求荣，在戊戌变法中忠于慈禧老太后，而不忠于光绪皇帝。

对张之洞否定最彻底的，还是当属革命党人。你看这一人去，万人起，有褒有贬，万人万言，皆因当时之中国正处于风云变化的紧要关头，每一个政治势力都要拿张之洞做文章，每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都要用张之洞阐明自己的救国思想。总之，人已故去，孰是孰非，谁对谁错，只能靠时间去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