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的一件批示

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定于1971年10月20日再次来京，安排尼克松访华事宜，并代表尼克松同周恩来总理进行预备性政治会谈。

事先，周总理多次召集有关同志讨论，拟订方案，报请毛泽东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批准。

10月19日，总理的秘书钱嘉栋（后改为钱嘉东）通知我当晚9时到总理处开会。

会上，总理检查了对基辛格再次来访的准备工作，听了国际形势的汇报，提出一些问题，与会的同志做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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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日本问题时，总理说:

1951年9月4日，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把我们排除在外。

由于一些国家反对，蒋帮也没有能够参加。

9月8日，48国的代表在美国制订的对日和约上签字。

1952年4月，日本和蒋帮签订了双边“和约”。

总理询问这两个“和约”的若干情节，在座的同志没有人回答。

于是，我说：

一个多月前，我写信给钱嘉栋同志，附上两份材料——《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关于对日和约的记述》《蒋帮“外交官”张士丞关于日、蒋“和约”的记述》，可以参考。

总理说:

没有看到。

他问钱嘉栋收到没有？

钱嘉栋说:

有这个印象，马上去找找。

总理问我：

信是哪天写的？

我说：

9月12日。

总理笑了，说：

9月12日，偏偏是9月12日！

我才想起，9月12日晚上，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获悉林彪阴谋异动，多方制止。

而且，林彪叛逃后，总理采取各种应变措施，几天几夜没有睡觉。

不一会儿，钱嘉栋取来那两份材料，总理让我讲讲主要内容。他听后，认为很重要。

散会时，已近午夜，次日（10月20日）午后，我看到总理在我给钱嘉栋的信上所做的批示，批示是用铅笔写的，全文如下：

“特急件 钱 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三十本，（明）今午交我，版未拆。周恩来20/10 1971”

总理的这件批示，表明以下几点：

第一，总理是批给“钱”（即钱嘉栋）办理的。他写了“请”字。

这就表明，即使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总理也是那么谦虚，那么尊重，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官架子。

第二，总理写了“明”字，以为还是10月19日，旋即发觉已是10月20日凌晨，随将“明”字圈掉，写了“今午”。

在末尾写的日期“20”也是从“19”改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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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总理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忘了时间。

第三，基辛格定于10月20日午前抵京，总理定于10月20日下午4时同他会谈，总理根据这两份材料，提出一个重要论点，但这并未列入主席审批的会谈方案。

按当时规定，送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阅看的文件，都必须铅印，份数必须是30。

总理写了“特急件”，画了3个圈，并写了“请立即交外交部以铅印30本，今午交我”，为的是在同基辛格会谈前，由他亲笔在铅印本上写明意见，分送主席及政治局成员核定。

这表明，总理善于根据所掌握的新情况，及时提出新看法。同时，也表明，在重大问题上，总理坚持集体领导共同决策的原则。

第四，总理不但将这两份材料印送主席和中央领导成员，还要印发给其他有关同志，以便他们也了解这些情况，有利于处理相关的问题。

为此，他要外交部保留版面，只是他将“版勿拆”误写为“版未拆”。

总理误写而未改正，这是极为罕见的。但这是总理批给他的秘书的，时间要求很急，他来不及重新校正。

他是在开了3个小时的会以后回到办公室的，还有大量重要文件待他阅批。

可以想见，他批这一件时，已经非常疲劳。而这一年，总理已是73岁高龄，真正是“鞠躬尽瘁”。

第五，总理在对他秘书的批件上，也郑重其事地签署了“周恩来”的全名，而且写明了年月日。

有些大官或小官，在签批文件时，只写姓，不写名，或者只写名，不写姓，而且往往不写日期，即使写了日期，有的只写某月某日，有的只写某日，很少把某年某月某日写全，这给新来者及后来者造成很大困难，这种懒惰、不负责任的坏作风，总理一向是坚决反对的。

第六，总理是在10月20日凌晨作了这一批示的，中间经过钱嘉栋、外交部（办公厅）、外交部印刷厂几个环节。

不到20日中午，装订好的“铅印三十本”就提前送给他本人。这样高的效率是总理长期以身作则、严格要求的结果。

总理规定，他直接领导的部门及其下属的重要单位，必须昼夜24小时有人值班。

总理常在夜间亲自打电话检查，如果无人值班，或值班人员回答不了应回答的事情，总理就对该部门的领导人提出批评。

西花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60年代，总理带头精简，身边只留下三位秘书，但在西花厅，昼夜24小时总有一位秘书值班。

因此，即使遇到像上述的紧急任务，也不会发生任何延误。

主席说：

“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

在周总理身上就体现了一种精神。我找不出适当的语言来描述这种精神，或者就可以称作“周恩来精神”吧，这是我们应该永远倡导和学习的一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