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的士林官邸，蒋介石启用了一大批浙江人。他们分布在侍人组、警卫组和秘书组，从工作到生活紧紧围绕蒋介石展开。

这其中，蒋介石最喜欢用的还是来自奉化、宁波、诸暨、天台、新昌嵊县、江山六县的人，只因为他们的口音和蒋介石常说的奉化乡音相同，贴身服侍他会更为方便。

不过，蒋家最可靠的侍从副官翁元却是来自浙江寿昌县县城，他因为忠诚可靠，曾数十载服侍“两蒋”，也就清楚地知晓败逃台湾后，蒋介石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

1994年，经翁元口述，一本记录蒋介石及其家人私人生活的书籍在台北正式出版，名为《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

尽管该书曾被担任蒋介石侍卫长一职的叶邦宗指责“与事实有甚多出入”，它还是成了后世人们研究蒋介石台湾生活的一个重要参考。

翁元曾言自己在少年时代，“做梦都没想过自己日后会成为蒋介石父子的贴身侍从副官”。他与蒋家的命运紧紧捆绑在一起，最早要追溯到1946年。

那时，十四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困民穷的情况下，青年学生想要找一份像样的工作十分困难，好的空缺更是早早被安排给了复员的军人。

为此，尽管中学还未毕业，十七八岁的翁元已经提前烦恼了起来。

就在这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张贴了一张招募启事，翁元在老家，也即浙江省寿昌县县城看到了它，知晓军委会正要招考一批“卫士”，立即就心动了起来。

数月间，他完成了报名、接受考核、通过考核、经审查合格的流程，在这一年的10月被送到了位于南京黄浦路的一路营房。

值得提到的是，包括翁元在内的这一批1946年甄选的青年卫士，也成了蒋介石最后从浙江征召的一批侍卫人员。

据翁元回忆，从浙江老家来到南京后，他们一起接受了委员长警卫总队总队长楼秉国的训话。后者让他们在集合场站定，接受点兵。

南京时期的警卫总队下辖三个大队，一个是重武器大队，一个是工兵队和骑兵、通信等队，一个是外勤队。翁元观察后发现楼秉国在对新卫士的安排上有一定的标准。

这一批新卫士中，个子高的基本都被楼秉国安排进了重武器大队，个子矮的则都调去了工兵队，只有像翁元这种外貌特征不明显、身高大概在1.7米左右、身材又适中的人才会被留在外勤队。

而外勤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保卫黄浦路的总统官邸等重要勤务，也因此任务最是艰巨，却也是受到上级相当重视的一个单位。

可以说，蒋介石侍从室的骨干成员就都是从外勤队中挑选。翁元如果不是从外勤队出去，后来也不可能被派到蒋介石身边担任侍从。

在卫士系统中，有外卫，中卫和内卫之分。

在外勤队时，翁元是最外围的军衣卫士，也即外卫。但1949年蒋介石决定退守台湾后，其身边的6名侍卫人员退休回乡，翁元就被挑选出来成了便衣卫士，作为中卫的一员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

一直到1950年蒋介石复职成为“总统”，迁入士林官邸，翁元再得重用，从便衣进入侍卫，也就成了最核心的内卫。

机缘巧合下，翁元的仕途并没有止步于此。1954年，因为“总统”办公室出现了一个内勤管理员的空缺，翁元也被选中调入了办公室，由军职变为公务员，且一呆就是十多年。

这期间，翁元参与举办了多场“国宴”，也协助蒋介石接见了许多外宾和元首，均没有出过纰漏，蒋介石对他很是满意。

于是，1966年，翁元又迎来一次晋升的机会。

这一年，士林官邸的一位侍从副官出现了人为过失，内务官决定找一位警卫队员替换掉他，蒋介石却不满意内务官确定的人选，直接指定了翁元。

事实上，翁元此前只是一般的公务员，并不具备内务部的工作经验，被蒋介石点名担任侍从副官后，他承担着不小的压力。

但这是蒋介石生平唯一一次指定人选，他也因为这份“殊荣”，不难融入内务部，还得到了同仁的指导和帮助。

翁元作为侍从副官，一直陪伴蒋介石左右，一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

作为侍从副官，翁元要贴身照顾蒋介石的饮食起居。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他的工作，2007年12月接受中评社记者采访时，翁元作了一个比喻，那就是“像皇宫里的太监一样，衣食住行通通都要照顾到，包括洗澡时给他被好水、测好水温、擦背、更衣，吃饭时给他备好碗筷，睡觉后给他整理好衣服”。

翁元笑称：“‘蒋公’的上下，我们看得比他太太还清楚”。

在翁元看来，蒋介石是一个“老古派”。

早年或许是精神气盛，没有压抑风流好色的本性，常常是“白天干革命，晚上逛窑子”，甚至毫不掩饰地在日记里记载了一些自己的风流韵事。

但晚年在台湾，却因为身体状况变差了，反倒十分注重精、气、神的保养，不敢再贪色，初期还同宋美龄同房同床，后来完全是分床睡了。

翁元陪伴蒋介石数十年，评价他的生活习惯“非常制式”。

原来，蒋介石习惯了每天晚上九、十点入睡，早上五点多起床，每天他还会做三次静坐祷告，早晚各四十分钟，中午二十分钟。

除此之外，他还会在书房外的小阳台唱圣诗、对天祷告，再向耶稣像、母亲王太夫人像、“国父”遗像恭敬地脱帽致敬。

可见，晚年的蒋介石因为调气的需要，或者说因为发泄内心苦闷、寻求精神慰藉的需要，宗教信仰越来越牢固。

在台湾的衣食住行上，蒋介石也到了已臻刻板的地步。为了养生，他烟酒不沾，不喝茶，不喝咖啡，只喝白开水，平素最爱吃的只有盐腌笋、红糟肉、芝麻酱和鸡汤。

阅读方面，他爱看中国古籍，虽过去在大陆很爱看京戏，却因为到台湾后誓言不回大陆不看京戏，也就一直到1975年病逝都不能如愿一观。

败退台湾后，翁元认为，陪伴蒋介石左右的日子并不好过，特别是蒋介石越感“反攻大陆”的计划不可行、余生都回不了大陆之后，情绪更是时起时伏，反复无常，身边的工作人员稍有不慎，都会引来雷霆大怒。他也是在那时深刻会到“伴君如伴虎”的道理。

这让他每一个行动都十分谨慎，才不至于因为触犯到他的忌讳遭到发落。

谨慎小心，是翁元除忠诚可靠之外，能长期作为两蒋贴身侍卫的一个重要原因。

翁元提到，晚年的蒋介石在某些方面显得十分胆怯而迷信，疑心病越来越严重。

比如，蒋介石每次外出，哪怕有外卫、中卫、内卫许许多多的人围成多个圈子保护他，他在入睡前依旧坚持自己检查里里外外所有的门窗，便是确认完了躺回到床上，有时还会向贴身侍卫和侍从副官再次确认。

这个时候，翁元都要再四处探视一遍，确认门窗的确都锁好了之后回复给他，他才敢放心地入睡。

晚年的蒋介石因为身体状况变差，无能无力之下变得越发迷信。

原则上，他是不会轻易出席丧葬场合的，便是必须以“总统”或者国民党总裁身份前去悼唁，回家后他一定第一时间进了洗手间，把双手洗上老半天才肯罢休。

这是因为他认为出席丧葬场合会带上秽气，只有好好洗手才不会把秽气带进自己家门，避免影响自己的健康和寿数。

蒋介石的迷信，还常常让他迁怒于身边的工作人员。

翁元指出，蒋介石就曾因为裁缝师傅拿出一块黑色的布幔覆盖在电视屏幕上，对其大加责骂。只因为他认为黑色很不吉利。

尽管蒋介石处处小心，处处避讳，他的身体还是迅速衰败了下去，他的病程之漫长，让宋美龄感到十分不耐。

翁元提到，1974年11月23日，宋美龄就因为无法再忍受医院病房生活，不顾医疗小组的阻拦，执意要蒋介石和她一起搬回士林官邸。

蒋介石没有反对，医疗小组和侍从们只好从命。为了让蒋介石回到士林官邸休养，他们差点把病房的所有医疗设备都一起拆了回去，让士林官邸几乎成了一座小型的荣民医院。

如此兴师动众，只是为了让宋美龄如愿回到士林官邸过圣诞节。

蒋介石对宋美龄的信任和放权，加速了他的死亡。

翁元指出，1975年3月，宋美龄请来了一位美国的医生朋友为蒋介石诊治，后者提议对蒋介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被医疗小组以“太过激烈，变数太多”为由制止。

但宋美龄一意孤行，还是为蒋介石安排了这一场手术。

术后，蒋介石的出血现象不仅提早到来，还来得又急又猛，数日后，蒋介石心脏停跳，几经抢救无果，最终病逝。

参考文献：

闻洲主编. 《历史与巨人 （下卷）》 1998

凤凰资讯 2007年12月30日 贴身侍卫翁元曝秘闻：蒋介石遗嘱是事后急就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