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世祖忽必烈生于1215年，45岁即位，在位35年，终年80岁。忽必烈登极前所处的时代，是蒙古汗国建立后，向外发动掠夺战争的时代。其铁骑几乎踏遍了东自黄海、西至多瑙河的广大亚欧地区。由于蒙古贵族落后的奴隶主意识和游牧生产方式形成的偏见，在战争中只知抢掠屠杀，未识农桑生产。因此，曾一度使许多国家蒙受灾难，甚至灭亡。当他们入侵中原大地时，依旧是兵锋所至，焚掠一空。甚至还有人主张把汉族人全部杀光，将中原变为牧地。这一论调，直至忽必烈即位后方被制止。

忽必烈原是一位只知杀掠的马上英雄，因为其母唆鲁禾帖尼颇信道教、佛教，在和僧道交往时，接触了许多为避战乱而混迹僧道中的汉族贤士，并受其影响，汉化较深。忽必烈也随之对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与宗教界名士往来密切。所以，当汉族大政治家、学者、诗人、散曲家刘秉忠以出家人身份去漠北时，不但受到忽必烈召见，还充当了忽必烈的最高顾问，“久侍藩邸，积有岁年，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刘秉忠告诫忽必烈“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并将中国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灌输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受教益，非常崇拜唐太宗，并深刻认识到“人才乃治之本”、“天下治乱系于用人”。于是，他开始了多方面的访贤问治。

当时，基于种种因素，中原各族名流在蒙族入主中原后纷纷隐逸山林僻壤。为延揽治国安邦之士，忽必烈偏重访隐逸，并“诏求山林隐逸名士，所在官司，具以奏闻”。而且，一经发现，便以重礼相待，或委以重任，或安置于“集贤馆”内。

一日，忽必烈访得柳城理学家姚枢是位德才兼备者，便立即派人召聘入公署，向他询求如何定国安邦。姚枢便讲述二帝三王之道，还将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汇成八目：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忽必烈如获至宝，即刻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封他为宣抚使，全权负责访求天下隐逸名士。不久，蒙古军出征江南，占领德安，俘虏了一些人。姚枢从中发现了赵复非同寻常，即带其北上，委任其作了太极书院中讲授程朱之学的讲师。

保州人王谔，原是金朝状元，时属河北名流，颇有影响。忽必烈闻讯后，特派赵壁、许国桢专程聘请。王谔来后，忽必烈竟对他“朝夕接见，问对非一”。王谔也将其所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和盘托出，令忽必烈极为感慨地表示：“我今虽未能即汗，安知他日不能行之耶！”

陵川人郝经，家中贫寒。他白日，上山砍柴，夜晚读书，是位饱学之士。金亡后，迁居顺天。忽必烈闻知他颇有才学，便召他到自己的藩王府，问他经世安民之道。他则劝忽必烈趁宪宗刚死之机，北还争位。忽必烈顿开茅塞，即刻北还，及时赶到，比较顺利地达到了预期目的。

忽必烈四处寻访隐逸贤士，获得了极大成功。除刘秉忠以及姚枢、王谔、赵复、郝经之外，还有杨惟中、王磐、窦默、王恂、郭守敬、张文谦等等。他们不但帮忽必烈击败了政敌，即汗位，还辅佐他建立了元朝，并使得忽必烈在位30多年中出现了大治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曾对其爱卿魏征说过：“选人任官不能轻率。任用一位君子，则众君子就会来到；任用一位小人，则其他小人就会竞相攀附。”魏征说：“的确如此。”并表示“天下纷争时，用人专取其才能，并不看重其德行；待天下太平后，如果不是德才兼备者就不用。”分析中国名家的集贤之计，愈显得李世民和魏征的论断发人深思。

参考文献：

《用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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