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拿起枪打游击
徐州失守之前，徐州特委已做好在徐州周围开展游击战争的思想动员与组织方面的准备。1937年12月，特委曾在肖县黄口召开过会议，特委书记郭子化与省委特派员刘文出席并主持了这次会议。丰、沛、肖、砀、铜各县党的负责人也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各个县都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凡是党的力量比较强的地方，建有支部的地方，都要举办游击战训练班，收集枪支，组织队伍。会议之后，各个县的党组织都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准备抗日武装斗争。没有参加会议的徐州以东各县，也都按会议精神进行武装抗日的准备，各个县都分别举办了抗日游击训练班。由于我在民众教育馆掌握一些训练学生用的枪支弹药，民众教育馆停办后，我便将这些枪支弹药发给了各个联络点。如发给徐州东南殷杨庄二十条枪、两千多发子弹，发给徐州北和尚庄支部二十多条枪、一千多发子弹，发给徐州南夏楼刘光宗二十条枪、八百多发子弹。另外还布置耿兴义发给卢弯一部分枪支。我还记得东贺村乡长佟振武向我们要枪，也给了他们五支。特委还研究制定了在徐州周围组织开展游击战争的计划。计划以徐州为中心，沿陇海、津浦两条铁路的交叉点，分成四块：徐东北一块，包括贾旺、枣庄煤矿和鲁南山区；徐东南一块，包括铜山南部、邳县、睢宁、宿迁；徐西南一块，包括肖县、宿县、永城；徐西北一块，包括丰县、沛县全部以及肖县、铜山、砀山等陇海路以北的地区。这四块地方都建立起区委，相当于小地委。特委准备搬到徐东北鲁南山区，所以徐东北的工作由特委直接抓，不另建区委。徐东南区委机关设在睢宁，书记是张芳洲，组织委员吴季诺，宣传委员推我兼任，实际上我没有到任，因徐州第五战区的工作分不开身。徐西北的区委书记是王文彬。徐西南区委还没有建立起来。后来，苏皖地区、肖宿永地区、湖西地区、鲁南山区四个抗日根据地，就是在徐州特委所划归块地区的基础上形成的。当时，徐州特委估计，徐州有可能陷落，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也会落人敌手，而我们在铁路四周开展游击战争，则会给敌人以很大的牵制。看来，特委这个分析，考虑相当正确和周密。
徐州沦陷当天，我从徐州城里随着潮水般的人流一口气向徐东南跑了七十五里，到了徐东南房村附近的殷杨庄。找到这里的支部书记杨涵之，因为他是铜山工委的宣传委员，曾积极贯彻黄口会议精神，在殷杨庄办过抗日游击训练班，我还发给他们二十条枪。他看到我之后很吃惊地说："今天敌人的飞机已在这撒过传单。从传单上看徐州城已经陷落。传单上印着徐州车站上插着日本太阳旗的照片。"又说："现在日军已开到双沟，离这里只有十五里，中午时敌人的坦克就已经到了。"我也向他说："黎明前敌人的炮弹已打到徐州东站，徐州的陷落肯定无疑。现在几面都是敌人，没有别的出路，我们赶州东站，徐州的陷落肯定无疑。现在几面都是敌人，没有别的出路，我们赶快研究一下，准备拿起枪进行武装抗日。"当晚，我们就在殷杨庄召开了党支部会议，研究如何开展游击战争问题。
本来这个地方训练有四十多个游击队员，还发有二十条枪、两千发子弹，但是一旦要真的把农民变成兵并不容易。平常训练一下还可以，真要拿起枪干起来却不愿意离开家乡故土，怕真枪实弹地去打仗。那天晚上开了大半夜的会，只有十来个人愿意干，便发了十多条枪。
拂晓，我刚刚合眼，杨涵之就把我推醒说："赶快走，敌人已经到了附近，离这里只有一里多路，中间只隔着一个梨园。"我赶快脱下军装，换上杨涵之带来的长衫，抄了一条枪，又抓了两布袋子弹，就带着那十几个人向南跑去。敌人是从东北方向来的，我们跑的方向正是敌人前进的方向。我们在前面跑，日军在后面追，同行的还有许多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跑了半天，到了栏杆山，我想找这里的联络员郭子豪，但是整个村的人都跑完了，一个人也找不到。这时，同来的十来个人说什么也不再走了。虽然说这些人都是党员，但这种情况下也不好强迫，只好随各人自愿，这样只剩下杨涵之等四五个人和我继续走。杨涵之是铜山人，按道理我们都不能离开铜山，应当在本地坚持，但就实际情况看，当地已无法坚持。因此，我主张过津浦路，找一个支部取得联系后再商量如何开展游击战争。当我们走到津浦路夹沟车站以东时，又碰到民众动委会的四十多个青年，有青年团的，如狄克东、李光义等。他们也都同我一样从徐州城出来的，见到我之后，问我怎么办。我说：就跟着我走吧！到铁路以西打游击去！这些青年也都同意了。决定当天晚上跟我一起过铁路。走到夹沟车站附近，见到聚集有三四万国民党兵，许多士兵身上还背着大包小包，都是从老百姓那里抢来的东西，乱糟糟的不成体统。过铁路时，日军的探照灯一照，接着又连打了几发炮弹，逃难的人群与国民党的败兵，哗的一下像潮水般四处溃散，人喊马叫，哭声震天，真是兵败如山倒。我们那一伙人也全部被冲散了。跑到七八里以外，不仅杨涵之和那几个当地游击队员不见了，动委会那几十个青年人也不见了。
大概是徐州失陷后的第二三天，我到了肖县的王白楼，当时我与邓锡侯的川军走在一起。川军的纪律还比较好，他们不乱抢、乱拿，也不乱打人。川军由于路不熟抓了几个向导，有男有女，全剃着光头，背着布袋子，一身农民装束。我一看这些人，原来是徐州动委会的，他们为了安全起见，都化装成老百姓，其中有一个是肖县的青年。我问他："你能找到李砥平吗？"他说："能找到！"我说："那就好，能找到他，我们就留下来打游击。"这样我们离开了同行的川军去找李砥平。
那时我全身的装备是一条长枪、一只手枪、几布袋子弹，仍穿着一身军装。我把这些东西换下来，还剃了头，也打扮成农民模样。我们到了一个地主家，想找点吃的。那家地主看到我这个打扮待答不理的，胡乱给弄了点吃的。第二年我又路过这里，带了一个团，已是团政委，这个地主见了我吓得直发抖。不过，我一点也没有给他难堪，还做他的统战工作，争取他支持抗日，他也还比较开明。而后，我由那几个肖县青年带路，在李酒店找到了肖县党的负责人李砥平。在这里住了好几天，李砥平向我介绍了这里的情况，能联系上的还有二十多个党员，有十三条步枪。我们决定，以这些人和枪为基础，尽快把队伍拉起来开始打游击。
（二）最初组织的游击队
肖县属于徐西南，徐州特委原计在这里建立徐西南区委，但没有组织起来敌人就打来了，肖县既没有县委，也没有区委，只有一些零散的党员。为了加强联系，统一领导，我找到李砥平后，立即决定组织起肖县区委。原来党员是单独活动，现在算是有了统一的组织，同时决定利用现有十三条枪组织起来再逐步发展。当时，各方面党的关系全断了，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去找永城县党的负责人刘平江也没找到。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人少、枪少，但不赶快把队伍拉起来也还不行。因为在肖宿永边界一带历来这有个传统，只要高粱棵一起来，有些人就拉杆子，形成一股股的土匪势力。当时，又逢国民党军队战败、兵荒马乱之际，到处扔的都是枪支弹药，更为拉杆子创造了极好条件。在临近我们的山城集附近，一个礼拜就出现了十三个大杆，也就是十三股土匪武装。少则十几人，多则几百人。此外，我们东南方向的黄口到夹河寨一带，还有五个大杆，每杆都是百十人。到处抢枪拉人。我们正夹在中间。当时是大鱼吃小鱼，有人、有枪，就有力量。如果不赶快把队伍拉起来，再寻找枪支都困难了。因此，经过一番酝酿，我们也组织了起来。我们推举了一个叫何光友的党员做队长，因为他干过匪运，与附近的一些大杆有一定的联系，把他推举出来便于与其他杆子周旋。我们还推举了有点作战经验的孟振声、孟昭林当参谋。这支队伍也就是二十多人、十几条枪，其中有六个党员，我也参加了。这支队伍也没有个正式名称，就叫"何大杆"或"何大队"，主要是考虑用这样的名称，便于立住脚，免得被其他土匪武装吃掉。这支队伍拉起来后，逐渐有些发展，人和枪陆续增多，一直到拥有七八十人、五六十条枪。我们对战士进行了爱国抗日教育、纪律教育，在思想教育的基础上，战士们的表现一般还是比较好的，与到处乱打、乱抢、骚扰百姓的土匪武装有明显的区别。不过，活动起来困难也很多，一则是刚刚成立，力量单薄，再则与永城、宿县以及路北的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同时，群众一时尚未发动起来，对我们不信任、不了解，尚得不到群众的积极支持。由于基本群众尚未发动起来，地主富农又看不起我们这支队伍。走到哪里，吃饭、住宿，人家都不爱理睬。这样的事情碰多了，难免影响干部和战士的情绪。特别是队伍中的一部分人，本来就是土匪出身，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土匪队伍的某些劣性难免在这些人身上死灰复燃。
端阳节前后，战士们去一个村上借粮，到了一个富户人家说明来意，遭到一口拒绝，说："没有粮，你们到别的村去征吧！"可是战士们揭开这家的锅一看，里面又是鸡、又是肉，还有馒头。这一下，把征粮的战士气坏了。他们说："我们是抗日游击队，你们明明有吃的，不给我们，反而给那些土匪部队吃。等着吧，看回头和你们算账！"借粮的战士回来向何光友等说明情况。几个头头气得决定要拔抢"打磕"（土匪行话），就是说要打寨子抢东西，因为这几个干部都当过土匪，虽说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但旧的习气还难以一时改掉。我知道这些情况后，便出面制止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应该和群众搞好关系，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决不能和群众对立，更不能公开去抢群众的东西，那样与土匪还有什么区别？"那几个头头就是不听，反而说："他们看不起我们，明明有吃的不给我们，我们不打着吃，难道大家都饿死吗？"我又耐心地讲了许多道理，最后说："我们就是挨几顿饿，也不能抢群众的东西吃！"好说歹说总算是制止了。哪知，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就听到外面有枪声，看见附近的四平楼寨子一片火光，接着又看见成群的战士挑着面、提着鸡、赶着猪回来了。我感到：这样发展下去不得了，要么蜕变成土匪势力，要么被群众驱逐散伙，这怎么能完成抗日任务呢？就在这时，陇海路以北的党的交通员李公俭同志来到路南。我见到他以后，询问了路北的情况。他说党在路北各县正在拉队伍，丰、沛等县都已经拉起武装。山东的形势发展得更好，已有四个支队，郭洪涛同志在那里领导。另外张光中在鲁南已经组织起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听了这些情况后，我和李砥平同志商量，决定我到山东省委去一趟，一方面向省委汇报这里的情况，请求省委派几个军事干部，来这里把这支队伍带好，也希望省委能派一个连队来，充实改造这里的队伍，免得这支队伍恶性发展，以至不可收拾，影响路南一带抗日武装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要向省委请示我自己的工作安排，因为徐州沦陷前，特委曾研究过我的工作，或者是跟着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撤退，保住这一统战关系；或者是留在地方打游击。当时没有定下来，而徐州沦陷后，我还一直没有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李砥平也同意我这些想法。因此，我离开肖县刚刚组织起来的这支游击队，去往陇海路以北。
（三）湖西特委的建立
1938年6月中句，我到了陇海路以北，见到王文彬同志。这时，徐西北区委已经建立，书记是王文彬，委员还有陈筹。王和我在徐州特委工作期间就认识；陈筹则是我在抗日青年训练班发展的党员。徐州沦陷后，互相都不知道去向，现在见面，问问短，都很高兴。我向王文彬说明来意后，他不同意我去山东省委，他觉得我可以写封信给山东省委，派个交通员送到省委，等候省委的意见。他还诚恳地希望我留在路北工作，接着仔细向我介绍了这里工作开展的情况，说我们的队伍已经拉起来了，用的番号是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已有四个大队，由张光中领导到了鲁南，称为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现在又成立了五、六、七、八、九大队，并成立了总队部，称做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李贞乾是丰县人，原是国民党丰县县党部常委，后加入我们党，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王文彬希望我担任总队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大队（沛县和铜山县大队）指导员。因为我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不久，接到山东省委回信通知，决定我留在湖西地方工作，而不要再追第五战区，也不必到省委去了。这样我便与王文彬同志等，在丰、沛一带湖西地区继续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1938年7月，部队正在丰北活动。山东省委派白子明来传达山东省委指示：湖西地区的两个党组织﹣﹣徐西北区委与鲁南工委合并建立湖西特委，将陇海路以南肖宿永一带也归湖西特委领导。辖区包括金乡、鱼台、嘉祥、济宁、邹西、滕西、沛滕边、巨野、菏泽、东明、定陶、曹阳、成武、单县、丰县、沛县、肖北、铜北、杨砀北、郑城、鄄城、考城等苏鲁豫边界的二十多个县，所以也叫苏鲁豫边区，党的组织也称做苏鲁豫特委。所辖地区的武装由特委统一领导，对外统称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省委指示特委由五人组成，由于当时处于武装发动阶段，特委书记与部队政委这两个职务都比较重要，省委特别指示：书记与政委之职"非王（文彬）即郭（影秋）"，因而湖西特委开始时的组成是：王文彬任特委书记，我是特委委员兼部队政委，另外组织委员白子明，宣传委员孙衷文，军事委员张如。于是湖西特委就正式成立了。从此直到1948年初，我调冀鲁豫区为止，在湖西整整工作战斗了十年，真可谓"十年戎马战湖西，多少英雄泪沾衣"。
湖西特委成立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抗日。因此，我们将湖西各县义勇队的组织编排与领导干部进行了统一调整。由于张光中在鲁南山区带领的义勇队第一总队，辖属一至四大队，所以，湖西义勇队称第二总队，辖属大队由第五大队始，丰县、沛县、砀山、单县、丰北，分别为第五至第九大队；鲁西南曹阳一带为十至十二大队；金乡、鱼台、嘉祥、巨野为十三至十五大队；肖宿永地区为十六至二十二大队。至1938年底，已发展到三十一个大队。大队编制为一个连，三个排，人数不等，最少的为五六十人，多到二百余人。凡不足五十人，又不便与其他队合并的，则编为独立分队。每大队设大队长与指导员各一人，也有的设副职，大队支书由指导员兼任。总队部除总队长（也称指挥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外，还设有参谋长、参谋主任、副官长等，副官长管理联络处与后勤处，负责对外联络与筹粮、筹款、筹集枪支弹药与医药用品等。这样将部队建制健全后，使抗日武装进一步得到发展。
各个大队的建成与发展，都依据所在地区的具体情况各有不同。有的一开始党的力量比较强，人员枪支较多，发展得较为顺利。有的地区统战关系比较好，就利用统战关系扩大人员和枪支。由于当时处于民族战争阶段，民族矛盾超过阶级矛盾，有正义感的地方乡绅对抗日还是支持的，如砀山有个大地主叫史洪畴，家里有三十几条枪，全都加入了我们的游击队。当时，我们还没有力量给各大队统一发给养，仍由各大队自行筹集，一些开明士绅也主动为我们筹粮、弄布匹、搞弹药。丰县的统战工作就做得比较好，因为有李贞乾同志在上层做工作，把国民党县大队一部分连人带枪搞了过来。另外，永城县国民党县长鲁雨亭，本人都参加到我们的抗日队伍中来了，担任了第二十一大队的大队长，在抗战中牺牲。在发展抗日武装的过程中，我们还把川军失散的队伍集中起来组成了机枪连，配备了一门迫击炮、一挺机枪。
湖西特委建立不久，李砥平领导的肖县第十七大队，曾在黄庙打过一次漂亮的胜仗，称做黄庙战斗。新华社还为这次战斗发了消息。具体情况是肖县黄口附近有个黄庙，驻扎了三十二个日本鬼子，周围还有些土匪汉奸掩护他们。当时的日本军队入关之后长驱直入，自以为中国人都被他们征服了，住在黄庙的这些日军也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们每天让老百姓进据点送粮送菜，送鸡送肉，比较麻痹。李砥平派人侦察清楚这些情况后，派了四个战士扮做送粮送菜的农民，把手枪、手榴弹藏在粮布袋和菜篮子里，由熟悉情况的农民把他们引进敌人据点。那天，正值日本鬼子操练之后，把枪支武器集中放在一起，在营房后面的井台洗澡。四个战士机智地把守门的哨兵用手卡死，又把鬼子集中的枪支全部缴了械。然后到营房后面向正光着身子洗澡的鬼子开枪射击。四个战士的枪法都很好，四支驳壳枪同时射击，日本鬼子猝不及防，纷纷中弹倒毙，三十二名鬼子被击毙三十名，只有两名光着屁股顺着陇海铁路逃跑。这次突袭，打得确实干净利落。当时，不要说四个人，就是一个团一次全歼三十名鬼子也不容易。因此，这年11月7号，新华社还发了消息表扬黄庙战斗。这次战斗中负责侦察的同志叫陈怀玉又叫张庆林，现已病故。通过这次战斗，游击队的威名大震，不少抗日青年纷纷要求参加我们的抗日义勇队。
（四）讨伐汉奸王歪鼻子
湖西特委成立后，形势发展虽然还比较顺利，但当时却存在很多困难。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我们没有电台，交通联络不太方便，虽然有番号编制，有上下级关系，但相互联系并不密切。而且，这么多的武装力量，要吃饭、要穿衣，都需要地方供给，如果没有个基地就很难立足。本来有几个地方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实际上是由我们控制着，如丰县二区李贞乾的弟弟在那里做区长，还有曹县的新阳庙区也有我们的人。这些地方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基地。但是，1938年8月，丰县的汉奸武装王献臣带兵占据了丰县二区，并把自己的营部设在二区的四小营，向这一带的老百姓要粮要款，卡断了我们的供给，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筹粮、筹款工作。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特委经过研究，决定组织攻打王献臣的战役。
王献臣又名王歪鼻子，乃丰县一霸。他原来是北洋军阀的一个旅长，后来成了丰县的小军阀，有将近一千人的队伍，手下的人多是旧军阀中的军官、兵痞、土匪、流氓。其人心狠手毒，与日军相勾结，一心想把我们挤垮吃掉。是我党发展武装的严重障碍。王献臣与丰、沛两县国民党新派的力量也存在着矛盾。因此在组织讨伐王献臣的战斗中，决定采取统一战线的政策，把国民党丰县、沛县的上层人士联合起来共同行动。经过协商，组织起一个"苏北讨王司令部"，也叫"讨逆司令部"。我们义勇队组织两千人，包括路南的十七、十八两个大队，以及孙叔平、耿蕴斋领导的五大杆。特委的几个主要领导王文彬、李贞乾和我都上了前线。与之同时，国民党沛县武装出一个团，丰县出四个中队。将近有三千人的规模，联合司令部由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任司令，李贞乾任参谋长，共同负责指挥作战。
这次战役组织的人虽多，但战斗却打得很不顺利，联军虽把王歪鼻子团团包围住，然而对方防守却很坚固，我们没有新武器，一时难以打下来。包围了二十多天，双方仍处于相持局面，好几千人聚集在一起，吃饭问题就不好解决。恰在这时，冯子固的参谋长白志祥跑来送了个信说："日军又要出动！"我们立即开了紧急会，分析了形势，都认为这个仗不能再盲目持久地打下去了。因为：第一，没有粮食；第二，弹药供应不上；第三，缺少医药；第四，天气已渐渐冷了，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他们入伍时穿的什么衣服，现在还穿什么衣服，破烂不堪，鞋袜也没有。这样打下去，会把战士拖垮、拖疲。日军再一来，局面则更不可收拾。因此联席会议决定立即撤围。
撤围的时间在中秋节前夜，分三路撤围：一路是李砥平带领的十七大队和孙象涵带领的十八大队仍回肖县，一路由二总队指挥长李贞乾带领撤到丰县以南一带活动，再一路是五大队、十三大队，由我带领到金乡一带活动。撤到金乡时已是中秋节，我们到了金乡以西，本想在金乡县城驻防，但因仗打得不好，金乡的国民党军不愿意让住，只好又绕到金乡以西的羊山驻下来。义勇队之所以分兵几路，一方面是为了扩大兵源、多搞些枪，更主要的是需要搞给养，弄些棉衣鞋袜，分散开来比较好筹集；另一方面也想集合休整进行教育，因为部队刚搞起来就打大仗，而且没有打好，战士思想比较混乱，需要进行抗战必胜和纪律方面的教育。
在羊山驻扎下来后，当地人开始还比较欢迎我们，加上这里有统战关系，我们的一个党员汪亚明在这里当区长，还有一个伪乡长与我们队伍中的周冠五同志有些联系，有些问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后来，当地人看我们队伍的人数不多，枪支也不行，穿得又很破烂，对我们有些冷淡。另外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去打满洞，所谓满洞是一个山区，山不大但洞很多，聚集了不少土匪，经常出来扰乱社会治安，所以，当地人希望我们去消灭这股土匪。但我们考虑再三，终于没有去。主要是弹药不足，一个人一两排子弹，甚至只有一两发子弹，怎么能进山打土匪呢！恰巧这时，我们的宣传队在演出时又闹了件事。当演出枪毙汉奸时，演出使用的是真枪，由于事先疏忽，子弹没有退下膛，一个演员一拉枪栓当场把另一个演员打伤，把看戏的群众都吓跑了，弄得整个驻地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在金乡继续驻扎，只好带着队伍又回到原驻地。
部队驻防金乡期间，还发生过一件异乎寻常的事。大约是在1938年11月，我正住在金乡城南王玉庄。有一天，特委的马霄鹏同志来到这里，向我传达特委的通知说：特委已经改组，改由白子明任党委书记，说是因为王文彬同志很谦虚，他不愿当书记而改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马霄鹏，青年部长孙衷文，军事部长张如，我的职务没变，另外还增补了李毅为委员。这样的改组使我很纳闷，特委刚成立时，山东省委就有明确指示，书记"非王即郭"，我是被指定的主要负责人，担任了部队政委，为什么特委改组，变动书记这样大的事情，事先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不大对劲。但由于已经改组，并正式向我传达，我也不好再表示什么意见。当时我还曾经想，是不是因为打王歪鼻子的战役没有打好，我与王文彬负直接责任，致使特委改组，由白子明升任书记呢？这实在是一个不解之谜。
（五）天上掉下来的八路军
1938年底湖西地区面临着相当的危机。一方面是讨伐王献臣的仗没有打好，这家伙更加嚣张了，在丰县周围进一步招兵买马，已发展到两千多人，严重地威胁着我们；另一方面铜山北部有籍星科的武装，他原来是土匪武装，后来国民党打他，当走投无路时，投降了日本，接受了日军的番号，称做苏北反共救国军，籍是司令。这年12月，两股伪军向我们夹击。王献臣的势力把我们的队伍压到丰县以北，眼看就要出丰县境；籍星科的力量，打到沛县城以北，沛县国民党冯子固的三个团完全被冲垮了，冯子固本来号称有五千城以北，沛县国民党冯子固的三个团完全被冲垮了，冯子固本来号称有五千人马，这时几乎成了光杆司令。我们被夹在中间，局面确实危险。正在这时，出乎意料的是突然来了一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一夜之间，把不可一世的王献臣打了个稀里哗啦，几乎是彻底歼灭！一下扭转了危难局面。
原来这支八路军正规部队，是由彭明治和吴文玉（即吴法宪）率领从山西开过来的。他们十分机密地开到湖西金乡一带，一直埋伏着，我们也没有发现。他们经过一段了解情况后，神不知鬼不觉地对王献臣进行了突袭，这支队伍中有一部分老红军，战斗力很强，富有作战经验，到湖西后称为苏鲁豫支队（简称苏支）。支队长是彭明治，吴文玉是政委，是一个团的编制。他们突然将王献臣打垮，使八路军一下声威大震，当地群众和国民党丰县县长都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八路军"。苏支打垮王献臣后，许多王献臣部队的逃兵被我们抓获，经过询问才知道是被八路军正规军打垮的。苏支是奉中央指示到湖西找李贞乾和我取得联系共同打开湖西局面的，特委决定派我去迎接。
当时，已是12月底，我还穿着一身单衣，因为要迎接正规军，临出发时，才借了陈筹一件夹大衣，带了几名警卫员，就去了。我见到吴文玉时，按照在第五战区时的习惯，递了张名片。吴文玉看了名片很惊讶，他有些发愣地感到怎么有国民党来的人和他们联系呢？那时我还不了解，八路军当时不使用名片，后来经过解释才消除误会，互相都很亲切。当时，已开始飘雪花，他们看到我还穿着单衣，便关心地问寒问暖，向我询问当地游击队的状况。我说，假如你们不来，我就是穿这一身过冬了。我作为当地部队的政委，入冬后还只穿一身单衣，整个湖西部队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但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确有一股艰苦奋斗的精神。12月的天气，穿一身单衣，夜晚行军到村庄宿营，没有打老百姓家门的，全都睡在庄头的场院里。北方的村庄都有很大的场院，堆放着麦秸、干草等。战士们就是铺些干草睡觉。第二天黎明，群众起来看到这种情景都很受感动，无不主动把战士拉进家，给烧水做饭。那时军民关系真如鱼水一样亲密，干部与战士之间也很平等。
我与吴文玉、彭明治谈话之后，想到他们刚打了胜仗，一定有多余的枪，向他们提出希望支援些枪支。但他们说自己的枪支也不多，出发到这里之前，有些战士手中也是没有枪，也需要补充。当时八路军处于大发展阶段，情况确实如此。苏支打垮王献臣之后，附近丰县、沛县、砀山的国民党各县县长都主动跑来向我们靠拢，因为打垮王歪鼻子也解救了他们。沛县冯子固的部队在此之前已全部被吃掉，砀山县国民党本来就没有武装，所以，这时纷纷找来，希望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武装。为了搞好抗日统一战线，我们也真心诚意地给他们以帮助。比如冯子固的三个团，我们帮他恢复起来，他的胡子良团的大部分干部都是我们派的，战士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并建有党支部。丰县国民党常备部队的政治部主任是共产党员王效斌同志。砀山县国民党县长窦雪岩没有武装，我们应他们的请求给其派去一个营。
苏支到湖西打垮王献臣之后，我们湖西人民武装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根据山东分局指示，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七三支队，后来又改称挺进支队。1939年1月，又将挺进支队所属部队一部分直接划给苏支。陇海路以北部队编为苏支四大队（团），队长李贞乾，我仍任政委。
王献臣打垮了，还只是解除了我们一方面的威胁，对于另一方面的威胁﹣﹣籍星科这股势力又如何解决呢？我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究竟是武力消灭呢？还是进行争取改造？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争取改造。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