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0日，延安机场降落一架汪精卫伪政权的空军飞机“建国号”。

这是投向人民军队的第一架飞机，而驾机起义来到延安的飞行员们，为了奔向光明，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1945年8月，在南京的一座寓所里，两位身着汪伪空军军官服装的青年飞行员正在密议寻找“四哥”（群众对新四军的称呼）的事。

其中一位名叫周致和，是汪伪少校飞行员，而另一位便是黄哲夫（后改名于飞），和周致和一样，他也是汪伪系空军飞行员，不过是少尉军衔。

这两位莫逆之交的好朋友，有着共同的思想苦闷，那就是日伪即将败亡，他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投奔国民党，二便是到延安去。

对于第一条路，他们首先是不愿意的，因为他们都在国民党空军于过，知道国民党内部黑暗腐败。

而第二条路，对于他们来说自然是最理想的，可是没人联系，贸然飞去延安可能会被打下来……

到底怎么办？两位朋友虽然推心置腹交谈过多次，却毫无结果，他们仍然处于苦闷之中。

这次密谈是在一次偶然的事件发生后进行的，这次偶然事件就像催化剂，加速了他们对前途的抉择。

这个事件是这样的，由于黄哲夫不满长官的腐败，同副总队长彭鹏上校吵了一架。

彭鹏把黄哲夫禁闭一周，经调解，给了一个停止飞行一周处分。

不久，彭鹏又以“思想不良”的罪名开除了黄哲夫。

黄哲夫托人在蚌埠东面的临淮关税务所找了个工作，暂作栖身之地，但他仍然志在蓝天。

为此，黄哲夫来到周致和家中，再一次商量飞往延安的事。

两人商定：由黄哲夫去联系，周致和继续留在南京汪伪空军中待机行事。

黄哲夫听说在宁、沪、杭、皖地区更容易接触到延安的人事，于是，他走进了一家出售苏联《时代杂志》的书店。

他当时心想：苏联是共产党，你卖苏联杂志，准知道点什么。

“还有旧的《时代杂志》吗？我想配套。”黄哲夫本想借日买旧杂志，同营业员多攀谈攀谈，以便找到线索。

结果营业员对黄哲夫非常冷淡，只言道：“没有，早就卖完了。”

黄哲夫碰了钉子，但并不灰心。

他奔走在上海一南京2间，还到过安徽五河县，可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无结果。

在黄哲夫找联系的同时，周致和、何健生又找了汪伪空军少将、扬州空军司令白景丰。

白景丰是在法国学习飞行，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形势，迫使他迅速地表明脱离汪伪政权，投奔光明的态度。

白景丰有飞机，有机场，有部队，有他参加起义，是周致和、何健生所希望的。

6月底的一天，周致和对黄哲夫说：“今天在夫子庙凤圆餐厅，碰到从重庆八大队回家的轰炸员秦传家，他说他的老家宣城有新四军活动。可以去宣城试试。”

周致和带来的新消息，再一次点燃了黄哲夫的希望之火。

黄哲夫和秦传家化装成商人，赶到宣城东南的孙家埠，找了一个靠公路的茶馆歇息。

“四哥几时来呀？”黄哲夫十分捻熟地问了嘴茶馆老板。

这话说得就像是同新四军早有联系的人那样，显得很亲切自然。

就见老板嘴巴一努说道：“快来了，就在那边公路旁。”

这对黄哲夫来说，简直就是意外之喜。

半小时后，几个穿便衣的带枪人来到公路边。

黄哲夫喜出门外，他走上前去，说明来意。

这几个同志一听，直接站起身，把他俩带进村里一间屋子里，并招待了他们吃饭休息。

夜幕降临时，几个同志又带他们上山，见到了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

彭海涛同志欢迎黄哲夫组织汪伪空军驾机起义，宣传了我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然后说：这是件大事，应到苏浙军区所在地长兴去，同领导同志当面谈谈。

于是，彭海涛派人护送黄哲夫通过日伪密布的封锁线到达浙江长兴山区，因为秦传家是宣城有名的大地主的儿子，怕引起麻烦，所以并未同去。

粟裕司令员接见了黄哲夫，并把黄哲夫组织驾机起义的情况报告了新四军军部和党中央。

三天后，中央复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

粟裕对黄哲夫说，整个抗日战场反攻决战形势迫近，希望你们起义成功。

延安有机场可供你们降落。粟裕司令员还要黄哲夫取个代号，以便联系。

取代号的事，黄哲夫事先亳无准备。

“那就叫于飞吧！”他欣然地说：“这个名字是我人生的新起点。”

黄哲夫辞别了粟裕同志回到南京。

黄哲夫回到南京后，立即赶往扬州，穿上汪伪空军服，脚瞪大皮靴，向扬州城外新四军的边沿地区杨家庙走去。

他步入一家指定的茶馆：“茶房，我找一个叫程明的人。”

茶房似有领悟，立即让人领他到另一处地方。

程明原来是新四军扬州军分区政委。

黄哲夫向他说明来意，程政委说：“知道啦，军区早已有电报来，通报了你的情况。你今天一出扬州城，我们的同志就在保护你哩。”

而后，他又同黄哲夫详细研究了起义的计划，并且希望他们组织更多的人和飞机来解放区。

黄哲夫带着粟裕司令的指示和程明政委的具体办法，赶回南京。

在珠江饭店同周致和、白景丰、何健生以及飞行员吉翔等人开秘密会议，讨论飞延安的计划，并研究了争取更多飞机和人员去解放区。

会议确定，起义地点一是南京，二是扬州，具体由周致和驾机，黄哲夫同我党联系和领航，并当副驶，何健生负责制定飞延安的航行计划并组织地勤人员和义人员家属从陆路去解放区边境杨家庙。

8月19日，周致和接到送国民党政府湖北省主席叶蓬从京回武汉的命令，飞机是伪南京政府的专机“建国号”。

这是一架日本九式双发动机运输机，装油多，续航时间长，正是远距离飞行的好飞机。

黄哲夫等获悉这一情况后，认为起义时机成熟，决定采取行动。

黄哲夫秘密赶到新四军扬州军分区，用于飞的名字起草了“日内有飞机来延安，万勿误作敌机”的电报，请军分区政委程明转发延安。

毛主席在延安机场

而当时在延安的毛主席接到电报，十分高兴，为起义飞机安排降落机场，主席亲自手书电文：

“华中局： （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邱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中央未号。”

而另一边8月19日，周致和完成送叶蓬的任务，立即从武汉返航扬州。

何健生当即通知他：“黄哲夫在机场附近等你”，并告他形势紧张，在南京开会的白景丰、吉翔不到扬州来了，“你们空中先走，我们会同百景丰、吉翔从陆路立即跟上。”

晚十点左右，他们又在扬州旅社八号房间进一步研究了从易州飞至延安的航线图。

何健生嘱咐周致和注意避开航线走中的日军防空设施。

8月20日8时许，黄哲夫、周致和、赵乃强、管序东，文星、沈时槐六人驾驶“建国号”从扬州机场腾空而起，往西北方向飞去。

飞机越过黄河，浮云散尽，晴空万里，蓝天更加净朗，似乎预示着起义即将成功。地面没有人为他们导航，机组人员靠磁罗盘和航空地图，参照预先绘制的地形、地标图向此飞去。飞机飞临山西陕西接壤的风陵渡，洛河水在西北方闪耀。

黄哲夫看看机冀下的洛河，果断地说：“沿洛河北飞，飞过洛川，就是延安，宝塔山就是我们的目标。”

忽然，延河水在阳光下熠熠闪光，巍峨的宝塔山为“建国号”导航，机场找到了。

“延安，久久怀念的延安到了！”

胜利的喜悦充满了驾驶舱中的黄哲夫、周致和等人的心头。

当天下午两点许，飞机在延安机场安全着陆。

来迎接起义人员的是延安卫戍司令部的汕江和王参谋。接着，延安航空研究小组的常乾坤、王弼也来看望了机组人员。

第二天晚上，朱总司令、叶剑英参谋长、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同志宴请机组人员。

朱总司令介绍了延安的情况，询问起起义经过。

他表示，欢迎他们的起义行动，并告诉大家：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空军。你们来得正好，正是我们需要的航空人才。

一天，延安召开军民大会，总部命令“建国号”在会场上空绕场一周，作超低空飞行撒传单。一时间，“八路军有飞机了！”传遍延河两岸。

住在黄河边上的群众，带着干粮，长途跋涉来看“自己的飞机”。

后来，毛主席堵上自己的性命，“弥天大勇”，亲赴重庆谈判，乘坐的便是这架飞机。

彼时，毛主席、周恩来总理，还有王若飞同志还曾在机场接见了机组人员。

1945年9月，党中央派李富春同志去东北开展工作，乘这架飞机从延安飞往张家口。

驾“建国号”起义的黄哲夫、周致和、赵乃强、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等六同志，奉命去东北筹建我军第一航空学校。

原班人马驾驶这架飞机，告别延安飞往张家口，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