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是一种非常神奇的力量，可以无限度将人的潜能发挥出来。红军可以让86000人心甘情愿地长征，过草地，爬雪山，一路艰难，但仍旧 “风雨侵衣骨更硬, 野菜充饥志越坚”，这就是一种伟大的信仰。

但我们也要清楚地知道，人是铁，饭是钢，红军也是血肉之躯，他们也是要吃饭的，他们也是要穿衣的。信仰固然重要，但怎么解决红军的吃喝问题，也是除了信仰这个首要问题外的重大问题。

谍战剧《追风者》有提到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以及中华钨矿公司，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主要支撑体系就是中华钨矿公司的钨矿贸易，从1931年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按当时价值折算，钨砂贸易总计创造了814万元的财富，占苏区财政收入的70%，养活了10万红军。

即使长征开始以后，苏维埃国家银行还有不少储备，红军长征，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还是在运转，靠着160多副扁担挑子，装满了黄金白银，因为这些储备，初期物资尚算充足。

红军利用金融优势，沿路帮助军队进行筹款。这里要感谢毛主席的二弟毛泽民，他凭借他的金融理财天赋，在长征路上筹钱筹粮。

1935年，经过贵州遵义时，在毛泽民的主张下，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了纸币“红军票”，但这个“红军票”不是你说能流通就能流通的，需要信用支撑体系。

于是，毛泽民想到了一个好的办法。

红军在长征路上，没收了很多食盐。仅在军阀王家烈所经营的盐行里，就有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

毛泽民利用人人皆需要的食盐为“红军票”的中间流转物资，红军将食盐以低价卖给群众，但只收“红军票”，一块钱的“红军票”可以买到足足7斤盐，而之前的一块钱银元，却只能买到一斤盐。

于是，“红军票”的信用支撑体系很快建立起来了。

群众用“红军票”买到低价盐，群众非常乐意；红军用“红军票”收购群众的生活用品以及药品，解决了红军吃饭问题。两边都高高兴兴，通过交易，群众还知道了红军的革命主张，红军与人民群众的感情更深了。

“没收征发委员会”是红军建立的一个特殊的群体性组织，任务是打土豪，没收地主、官僚、资本家财产，分发给当地老百姓，同时也为红军提供军需保障，隶属于苏维埃政府地方工作部，筹集到的物资主要用于购买红军生活必需品。在红军过草地之前，这种经济来源相对稳定，为红军的生存提供了重要支撑。

1935年2月16日，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强调：“全体同志打大胜仗，消灭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万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中心的任务。”

长征路上，老蒋以及其所属军阀，一如既往送了不少物资。红军利用打歼灭战的方式收缴敌人物资，补充自己的给养。

长征途中，红军不断面对国民党的进攻和围剿。在这个关键时刻，宋庆龄无私奉献，为红军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帮助他们度过艰难的时刻。

过草地期间，红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草地环境恶劣，缺乏食物和水源，红军陷入了大规模饥荒，病患士兵非常多。宋庆龄积极购买医疗器材和药品，支持红军，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医疗支持。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和红四方面军成功在西北的会宁城顺利会师，在会师的背后是经济运转的艰难，因为所有红军部队的资金加在一块，只剩下不到1000美元。

又是宋庆龄先生得知红军的困境后，毫不犹豫去银行取出了孙中山逝世后发给家属的抚恤金，又把自己唯一的私宅、在上海的定居之所——莫里哀路公馆拿去抵押，才凑齐了5万美金给毛主席汇去。这笔宝贵的资金极大地缓解了红军物资短缺的问题。

以上五方面，是解决红军吃饭问题的关键，我们也可以看出，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走下来，充满了艰辛和牺牲，是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