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上海市公安局政保处抓住了一名国民党保密局重要特务史宝和。

为了引出与史宝和联系的下线，将这条线上的特务一网打尽，上海公安领着史宝和发出了交递情报的暗号。

然而，公安低估了这些潜伏特务的狡猾，让假情报在眼皮子底下传递了出去，引起了台湾方面和上海潜伏特务的警觉。

这就导致史宝和这条调查的线索就此中断。

与此同时，一家小饭馆里，一名负债累累的老板服毒自杀，明明在众目睽睽之下服毒倒地，却是疑点重重。

家中妻子和隐藏的4个情人各执其词，让这位“双面”老板之死蒙上了层层迷雾……

随着真相越来越近，这混乱的自杀案，竟然成了破获间谍大案的关键突破口！

1950年1月3日，柳承方老板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

这天下着小雨，四川路上的江南春饭店生意很差，到了晚上六点，才走进一位顾客。

这位客人正是大腹便便的柳承方，他乘坐着一辆三轮车，停在饭店前。

此时饭店里只有他这么一位客人，伙计把菜单送给柳承方，还送上了一套餐具。

柳承方点餐，爆鱼、虾仁跑蛋、油豆腐粉丝暖锅、加饭黄酒一斤，他还专门嘱咐了一下伙计，黄酒要热得烫一点，再加两片生姜。

很快，两道菜上来了，温好的酒也送了上来。

跑堂的刚要把最后一道菜送上来的时候，柳承方竟然身子一歪，从桌旁倒下去了，很快就断了气。

饭馆阮老板和一众伙计都慌了神，刚开始以为柳承方是中风，对他进行了简单的施救。

后来救护车和黄埔分局南京东路派出所的民警来了，才知道柳承方这是死于中毒。

江南春的阮老板和几名伙计全部作为嫌疑人被带去审问，柳承方吃的饭菜，用的碗具，包括厨房里面所有的食材都被送去了检验。

调查现场的民警从柳承方身上搜出了一个钱包、一串钥匙、一张电车月票，还有一个包着三百万元（旧币）钞票的信封。

通过电车月票，民警很快就确定了柳承方的身份。

急救的医生虽然确定柳承方是中毒而亡，但具体中了什么毒，还需要法医来检验。

电车公司确认了柳承方所在单位是立通机械制造厂，前来调查的刑警宋其刚给立通机器制造厂打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厂长汪蒙。

宋其刚没有直接说出柳承方的死讯，而是问：“贵厂有没有一位体态肥胖，四五十岁，在左腮有一块伤疤的男性？”

汪蒙立刻回答：“那是本厂的老板柳承方先生！”

宋其刚请汪蒙马上来四川中路的江南春饭店来。

等到汪蒙匆匆赶来，法医已经直接在饭馆内对柳承方进行了尸检，确定了柳承方是服用了氰化钾中毒的。

汪蒙确认了死者身份之后，向警方详细说明了柳承方的背景和近来的情况。

柳承方是浦东人，今年四十五岁。

柳承方十四岁在江南制造局当学徒，学的是机修钳工，期间还学了车工、铣工、刨工、钻工、磨工等其他手艺。

柳承方很聪明，也善于钻研，在江南制造局做了十年，也是一名手艺一流的技师。

这时候，柳承方认识了一名叫云中鹤的宁波人，两个人一商量，就办了一家机器制造厂，柳承方拿了一半的股份，这就是立通机器制造厂。

抗战之前，柳承方和云中鹤就接了大量军用品的订单，数量巨大，云中鹤扩大了工厂的规模。但后来立通厂被日本人看上，云中鹤一家都去了南洋，不再回来。

日本人强迫柳承方留下来主持整个工厂的生产，柳承方还是比较有骨气的，他拒绝给日本做汉奸，但为了生活，只能在厂里做个普通工人。

抗战之后，整个立通厂都成了柳承方的产业，工厂鼎盛时期生产汽车、摩托车和船舶的配件，工人增加到两百人。

但在上海解放之后，立通厂越来越不景气。

原料供应不足，但柳承方不能裁员也不能宣布工厂倒闭，还要给员工发工资。

柳承方作为老板，这段时间的日子太难过了。

为了躲避债主，柳承方平时回家或者回厂里都是偷偷摸摸的。

现在柳承方的处境艰难，而用电和用煤都是计划分配，工厂停工半年了，闲在家里的员工还要拿七成的薪水。

如果柳承方不能马上弄到原料，面对的可能是牢狱之灾。

这么看来，似乎能够找到柳承方自杀的理由了。

法医对饭馆里面带走的东西都进行了化验，没有发现任何有毒物质。

公安对饭店上下的人员也进行了询问，最后排除了阮老板和厨师伙计下毒的可能性。

柳承方是走投无路，专门来这家饭店自杀的吗？

宋其刚带着另一名同事小丁一同来到立通厂。

按照逻辑，自杀的人一般都会留下遗书，柳承方身上没有找到，那就到他的办公室看一看。

于是一行人拿着柳承方的钥匙打开了老板办公室的门，在里面仔细检查着。

柳承方是个办事极为谨慎、也很爱洁净的人，办公室虽然不大，只有十几个平方，但里面收拾得干干净净。

汪蒙说，以前厂里是有一个专门的阿姨来打扫的，后来经济状况不行了，老板还是会自己打扫干净。

虽然工厂已经半年没有开工了，柳承方还是会偶尔过来收拾收拾，一边收拾和一边和每天守在厂里的汪厂长发发牢骚。

柳承方的办公桌有一个上锁的抽屉，宋其刚找到了钥匙，一打开，大家就傻眼了。

里面是一把勃朗宁手枪和10发子弹，此外，还有一封遗书，装在信封里面。

遗书写着：

我与这世界永别矣！电台、手枪请交公安局，所系责任概由我承担。柳承方绝笔，一九四九年末。

宋其刚让汪蒙来看一看笔迹，汪蒙当时也被吓得支支吾吾，认真看了一会儿，最后确认了这是柳承方的字。

汪蒙毕竟和柳承方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他知道现在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了，也很担心自己被牵扯其中，借口要抽烟，赶紧走到门外，在一名民警的监视下紧张地抽起烟来。

宋其刚两人就开始按照遗书里所说，很快在柳承方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个保险柜。而且这个保险柜根本没有上密码，仅用钥匙就轻松打开了。

里面果然有一部电台，而且从这个电台的型号来看，就是保密局潜伏特务统一配发的电台，上海解放之后查货的特务电台，大多就是这个型号。

检查的全程，宋其刚和小丁都带着手套，现在有了这些证据，他们知道这已经不仅仅是自杀案这么简单，立刻上报给市局。

现在，无论是案发的饭店还是柳承方的办公室，都被封了，还留有警员守着。

市局主管政保的副局长扬帆得知了这个案子，大喜！

因为这部电台，他们正在苦苦寻找。

那么，这部电台到底怎么来的呢？这就要从上海解放时说起。

1949年5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领导接待了一名特殊的“投诚者”。

他叫关愚笙，是国民党保密局的中校特工。

他是军统的老资格特务，做到这个程度，原本官级应该更高一些，但在抗战时期，他曾经被汪伪“七十六号”特务组织逮捕过，所以戴笠对他一直是一边用一边提防。

关愚笙对自己的处境心知肚明，原本对军统忠心耿耿的他积累了太多失望。

后来，戴笠死了，军统改组了，他在解放前被小小升了个官，要求他留在上海潜伏。

他当然知道这潜伏任务会有多么危险，而且他参加军统这么多年，已经清楚国民党大势已去。

所以，关愚笙带着一众材料、器械，直接来自首了。

关愚笙自首后就直接被军管会放了，他开了一家茶叶店，还是活得心惊胆战。一直到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关愚笙觉得大局已定，他决定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了。

他再次来到了军管会，这次送来的，是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江浙沪一带，他分析认为还在潜伏的二十多名特务的名单。

这可真是关愚笙送给新政府的一份“大礼”。

接下来，公安根据这份名单进行调查，很快就证明了这则名单是靠谱的，三天就抓捕了十一名特务，大家信心倍增。

而这名单之中有一个叫史宝和的人，一直没有找到。

史宝和以前是个逃荒到上海来的乞丐，有些小聪明，被军统特务发觉出来做个外围情报人员。

他颇有些闯劲，做事儿从不出错，很快就得到了上级的赏识，正式进入军统，还得了一个少尉军衔。

1949年3月，“保密局”上海区首脑的大特务毛森把关愚笙约出来，给他布置潜伏任务。

关愚笙走的时候，正好在楼梯遇到了史宝和，所以，关愚笙认为，史宝和也应该潜伏在上海。

寻找史宝和废了好一些周章，最后，公安通过追踪曾经和史宝和相交甚密的舞女知晓了此人现在正住在榆林区龙江路兴福里。

得知史宝和的地址，当天夜里，警方就将他秘密抓获了。

1949年12月9日凌晨，史宝和被带到市局审问，很快，他就交代了自己全部罪行。

史宝和的下线有5名特务，全部落网，但公安并没有在这些特务的住处搜到电台。

没有电台怎么可能和台湾方面联系？

史宝和这才说出实话，史宝和在抗战时期曾经因为电台暴露差点被日伪“七十六号”逮住，他知道电台容易暴露目标，所以不想把电台留在身边。

当时在上海有不少横向的特务小组，史宝和就将自己小组搜罗的情报，通过一定的方式传递给另一个小组，让另一个小组的电台传递出去。

于是，公安用史宝和惯用的方式，在他每天必去的十六铺“五峰茶楼”二楼，找到他常年订下的那个位置。

史宝和说，交递情报的暗号，就是在窗户上贴一张假装不小心打湿的一千元钞票，第二天会有一个右脸有疤痕的小乞丐来找他，他把情报给小乞丐就行。

负责此案的市局政保处二科科长钱融清亲自出马，随便写了一则假情报，以史宝和所说的方式，真的见到了小乞丐。

小乞丐拿到情报之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在附近乞讨了半个小时。

这一天，四名侦查员紧紧盯着小乞丐，但一直到小乞丐晚上回到居住的破庙，都没有看到他拿出纸条。

这时候专案组觉得不对劲了，立刻将小乞丐拿下。

小乞丐根本不懂什么情报，也不明白自己是在给反动派做事情。

他只是在不久前被一个“好心人”发现，给了他一些吃的，随后跟他说：“我给你五块银洋，只要你时常在五峰茶楼，和一个人取一张纸条，送给另一个人就可以了。”

五块银洋已经能保证小乞丐一个月的温饱了，他很高兴地同意了。

他为史宝和传递了很多次情报，和来接线的人已经达成了默契。

两人根本不用说话，只是在路上擦肩而过，小乞丐就把纸条扔进了对方的菜篮子里面。

钱融清一听大惊，因为对这次抓捕行动信心十足，那封情报是他自己乱写的一串数字。

没想到因为角度问题，四名侦查员都没发现小乞丐扔纸条的那个动作。

后来专案组又尝试了一次，这次和乞丐接头的人就没有出现了。

可见，对方已经知道了史宝和被逮捕了。

这次失误让专案组痛定思痛，小乞丐对来取情报的人知之甚少，只能寄希望于通过无线电信号测向仪，希望能找到这部电台的大致位置。

在搜寻了大半个月之后，才有好消息传来——这部敌特的电台位置在北站地区范围内。

专案组正准备安排搜索的工作，柳承方的案子就到了他们手中。

现在，使用电台的特务柳承方自杀了，遗书、枪和电台都找到了，似乎轻松结案了。

但仔细一看柳承方案子的材料，钱融清的表情却凝重起来。

他仔细研究了一番，又和黄浦分局刑警队刘大贵队长联系，将江南春饭馆人员的口供全部要来，一个人在办公室研究了三个小时。

此后，他喊来“史宝和案”专案组的其他5名成员，开了一场分析会。

这5名成员都是骨干刑侦人员，在听了钱融清的详细说明之后，他们一致认为，柳承方肯定是被人谋杀，绝对不可能是因为被债主追债到畏罪自杀。

这自杀案看起来天衣无缝，但布局的人还是漏下了不少漏洞。

第一，柳承方的工厂和住所都在北站区，如果要自杀，为什么跑那么远。柳承方还为自己点了一桌好酒好菜，为什么不好好吃完一顿再离开人世呢？更何况，柳承方还叮嘱要给热酒加两片生姜。

刑警后来发现，柳承方的身边有一张小纸片，纸片上测出了氰化钾的成分，而且还有碳酸氢钠（针对胃酸过多服用的“小苏打”），这是治胃病的药。哪个自杀的人会把毒药混在自己常吃的药物里面呢？

柳承方的遗书上的时间是“一九四九年末”，这不符合正常人的习惯，谁会在遗书后面写个“年末”？很显然凶手不想写出具体的时间。

柳承方办公室的手枪、子弹和电台上都有他的指纹，但侦查员发现整部电台上，只有拍发按键上面有柳承方的指纹，其他地方还被人特地擦拭过。这就有点欲盖弥彰了。

很显然，柳承方是被人谋杀的，谋杀的目的就是想要误导专案组，让他们转移方向。他们以为将柳承方伪造成畏罪自杀，就可以在人民公安眼皮子下面糊弄过去。

柳承方生前就有胃酸过多的老毛病，吃饭之前都会有服用小苏打的习惯。看来，想要毒死柳承方的人，就是有机会往他的药里面添加毒药的人。

所以，现在的调查方向，还是回归到柳承方这一天的行踪。

侦查员在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了柳家，和柳承方的妻子牟氏了解了柳承方的情况。

柳承方的确有胃病，这些药都是牟氏准备好的，包的纸片也是牟氏裁剪好的。

牟氏知道丈夫最近很困难，但柳承方什么事儿都不会和牟氏讲。

被害的当天早上，柳承方在家里吃了早饭，吃饭前吃了小苏打，牟氏按照惯例将两包包好的小苏打放在皮夹子里面。

但牟氏记得很清楚，当时柳承方口袋里面是没有那么多的钱的。所以这信封里的三百万，是柳承方离开家之后，不知道从哪里借来的。

牟氏对柳承方这天的行踪知之甚少，专案组决定去到立通厂再去问一问情况。

立通厂的食堂师傅和厂医都知道柳承方的老毛病，柳承方肠胃不适的时候，还会叮嘱食堂给他下一碗软面条，厂医也证明他来配药的时候最常配的就是小苏打。

门卫老陈给了专案组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当天早上柳承方来厂里第一件事就在门卫室打了一个电话。

柳承方这个电话打给的就是自己的表姐郁菊芳，郁菊芳已故的富豪丈夫给她留下了巨额的遗产，现在她三个子女都不在身边。

柳承方打电话找郁菊芳借钱，郁菊芳对这位长久未见面的表弟很是思念，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这天午饭，柳承方就是和郁菊芳一起吃的，郁菊芳拿出现金之后，连借条都没有让柳承方打，还免除了利息。

郁菊芳也证明，柳承方借这笔钱，是因为他找到了渠道，可以买到平价的煤炭，只要有这些煤炭，厂里也许就能运作起来了。

在吃饭的时候，郁菊芳看到柳承方掏出了纸包，郁菊芳还很好奇问他这是什么，柳承方解释是缓解胃病的药物。

从郁菊芳和柳承方道别，到柳承方来到江南春饭店，一共有5个小时的时间。

这5个小时，柳承方去了哪里，谁都不知道。

根据郁菊芳的描述，柳承方只是随意从钱包里拿出了一包药，也就是说，当时钱包里的两包药都是没有毒的。

而这五个小时之内，柳承方到底接触了谁？

是谁能从柳承方的衣服内袋里面拿出钱包，有时间下毒呢？

侦查员分析，此人肯定是乘柳承方脱下外套之后才能下毒，那么柳承方要不就是去澡堂洗澡了，要不就是去和情人约会了。

于是，专案组开始用最简单，也是工作量巨大的方法，将全市的旅馆和澡堂都查一遍。

这一查就耗费了许久，与此同时，在立通厂调查的侦查员也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住在立通厂有一位特殊的员工，他是一个哑巴，叫曹冲林。

为了和曹冲林交流，侦查员特地请市局调来一位懂手语的同志。

整个厂里，曹冲林和柳承方的关系最特殊。

曹冲林遇到柳承方的时候是1932年，他还是个叫花子，虽然残疾，但是一个很有正气的人。

在柳承方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还带着钱坐着电车到处谈生意。

柳承方在电车上遭到了小偷，他根本没有感觉，眼看着小偷偷了东西就要逃走，是曹冲林“呀呀”大叫着提醒了柳承方，这才把这名小偷给逮住了。

当天柳承方身上带着五千元巨额支票，他很感激曹冲林，后来开了工厂发达之后，就一直让曹冲林住在厂里。

曹冲林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对于曹冲林而言，立通厂就是他的家。

现在柳承方死了，曹冲林也想早点破案。他向刑警提供了一个线索。

1月2日凌晨，曹冲林半夜起来小解，偶然看到柳老板回到厂里，他身上背着一只很大的美国军用背囊。

小道对柳承方是十分敬重的，他生怕自己不声不响突然窜出来会吓到柳承方，于是选择远远地看了看，就走了。

结果天亮的时候，曹冲林看见门缝里面夹着一张一万元的钞票，料想是老板给他的，希望他不要说出去。

看来其实当天晚上柳承方已经发现了身后的曹冲林。

这钱曹冲林还没有用掉，他还找出来给专案组看，上面确实找到了柳承方的指纹。

1月10日，专案组又开了一次会，分析案情。

侦查员们进行了一番讨论，他们认为，柳承方在外面一定有一个藏身之处，极有可能是情人家中，别人并不知道，所以这5个小时，柳承方就跟消失了一样。

专案组询问了柳承方的亲友，立通厂的员工，所有人都说柳承方是一个很正直的人，根本不近女色。

特别是立通厂的员工，他们都说老板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情人，因为厂里有上百名女员工，其中也有不少长相不错的姑娘，柳老板从不和这些姑娘无故搭话，看起来就是一个正派人。

专案组这一调查就把认识柳老板的人全都查了一遍，人人都说他对沾花惹草毫无兴趣。

一直到他们听到一个传闻——柳承方喜欢跳舞。

专案组只能从这个传闻出发，用了三天时间，找舞厅老板、舞女等人员询问。

果然，专案组查到了柳承方在正人君子的外皮之下，真正的样子。

他有三个情人，三个情人皆为舞女。

这三名舞女分别叫潘今美、蓝恩娟、仇鑫兰。

潘今美的丈夫是汪伪“七十六号”的密探，等于就是个大汉奸，后来被军统暗杀了。丈夫死了之后，潘今美就和柳承方勾搭上了。

蓝恩娟原来是东北军一个团长的姨太太，后来这个团长不知所终，蓝恩娟走投无路之下就去上海四马路做了一名妓女，柳承方嫖娼的时候相中了她，和她勾搭了起来。

仇鑫兰原来是唱淮剧的，草台班子散了之后，就找个北京的五金行老板，给人家当了外室。这个五金行老板后来车祸去世了，仇鑫兰就去做了舞女。五金行和立通厂是长期的合作关系，柳承方和仇鑫兰也熟悉。不久之后也勾搭上了。

现在这三个女人都浮出了水面，找这三个女人也不算太难，不过得到的答案让专案组有些失望。

潘今美得知柳承方死的时候大吃一惊，她和柳承方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1947年，他们就已经和平分手。

蓝恩娟对柳承方的死也十分意外，不过这也是表情上的转瞬即逝，她是个混迹风月场的老油条，在专案组面前爱答不理，后来被专案组拿出手铐铐到公安局，她才老实。

不过，蓝恩娟说，从去年12月19日开始，柳承方就突然失去联系了。

仇鑫兰那边也是一样，12月19日开始，柳承方就突然断了联系，没有任何预兆。

专案组仔细推敲这个日子，去年12月19日，差不多是史宝和被捕的消息泄露给台湾方面的时间点。

这也太过于巧合了，柳承方就在这两天突然和两个相好的断了联系？

因这三个女人都有案发当天下午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侦查员都排除了她们的嫌疑。

此时，专案组又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假设——柳承方还有第四个情人，而这个情人应该就是12月中旬刚刚认识的，身份隐蔽。

原本专案组已经做好了再一次大搜索一番的准备，1月19日，大家又开了一次会，就商量着怎么找到这个女人。

钱融清突然说：“我们遗漏了一个细节，当时柳承方是乘坐三轮车来到江南春的，这三轮车应该是直接从这个新情人家中来的吧。”

此话一出，立刻让所有人都激动起来。

当时上海滩有数千辆三轮车，要调查起来一定是巨大的工作量，但这个方向绝对不会错。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有17天了，市局还为专案组调了24名新的侦查员，和他们一同摸排。

从19日到23日中午，他们忙个不停，最后终于在嵩山区“大幸运车行”找到了那名拉柳承方的车夫阿铁。

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名车夫不仅清楚记得柳承方从什么地方叫车的，还记得当时和他站在一起的女人。

阿铁说，那人在蓬莱区肇周路万祥里弄堂口叫了车，当天下着雨，柳老板又很胖，阿铁本来不想接。这时候，一名穿着红色丝棉袄的妖娆女子走了出来，那女人脖子上还围着兔毛围脖。

她拿出一万元钞票，算是给阿铁的小费，阿铁才勉强同意了。

阿铁还记得，这个男人喊这个妖艳女子叫“阿珠”。

很快，专案组就在肇周路万祥里找到了一名叫陶金珠的女人。

陶金珠浮出水面，真相也就终于大白。

陶金珠，29岁，丈夫原本是国民党军官，在上海解放前夕逃跑。

此后，陶金珠就和丈夫的老同学汪洮南勾搭上了。

汪洮南对陶金珠很好，不仅给她经济上的帮助，还说要想办法把她送到香港，在送去台湾和丈夫相聚。

陶金珠就发誓，一定会报答汪洮南。

12月17日，汪洮南来找陶金珠，说真有个忙要帮。

汪洮南的这个忙，就是希望陶金珠能勾搭上柳承方，他谎称柳承方是自己的生意对手。

陶金珠本来就对忠贞之类毫不在意，她一口答应，并且在汪洮南的介绍之下认识了柳承方。

陶金珠是个很风流的女人，一下子就拿捏住了柳承方。柳承方不仅仅想要在陶金珠身上找刺激，也把陶金珠的家当作了躲债的地方。

而汪洮南呢，他才是真正的保密局特务，眼看着自己可能马上就要暴露，他就想家伙给柳承方。

陶金珠性格很冲动，汪洮南几番好话，又是送钱送礼，希望陶金珠配合他把柳承方杀了，陶金珠也答应了。

柳承方喜欢喝酒，喝一点就会醉，醒来的时候对自己做的什么都不记得。

陶金珠就在汪洮南的安排下，趁着柳承方醉酒，哄骗他写下了遗书，还让他在电台、手枪上面全都按上指纹，因为电台很不方便，所以就将按键拆下来让柳承方按下。

这些，柳承方醒来之后什么都不记得。

陶金珠在在案发当天下午，换走了柳承方的药物，导致了柳承方的死亡。

事已至此，陶金珠知道自己瞒不过去了，只能交代了汪洮南的住址，而这个住址，专案组一看也吓了一跳，这明明就是汪蒙的住址。

他们立刻逮捕了汪蒙，汪蒙到了市局之后也喊冤枉，原来汪洮南真的不是他，而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

陶金珠被侦查员带来见了汪蒙，她摇头说不是此人。

于是，专案组再一次布局撒网，终于抓住了汪洮南。

汪洮南很快招认一切。

因为汪蒙的关系，汪洮南对柳承方和立通厂内部相当了解。

她是保密局“江浙沪第四特别潜伏组” 组长，手下有四个特务，其中一个很胖的特务和柳承方背影非常像。

他们乘着柳承方喝醉的时候偷偷配了钥匙，让这名胖特务穿着柳承方差不多的衣服，将电台和遗书、枪支送到办公室。

因为给曹冲林发现了，她才塞给曹冲林一张钱。

汪洮南以为这样就能找到替死鬼，没想到反而彻底暴露了自己，和手下所有的特务成员。

这起几乎完美的自杀案，终于被破获。

1950年6月12日，陶金珠和汪洮南被判处死刑，其他特务被判七至十五年的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