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杉

我每天早上六点前起床，然后看书写笔记，一直没有断过。所以我来跟大家聊聊“我如何读书”这个话题，也就是“我的读书方法论”。大家都愿意读书学习，但是怎样读、怎样学呢?有人说“百战归来再读书”，我想就这些话题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读书学习，再把它用在工作里，再从工作里继续学习的。

读书学习，是人人都赞同的事，很多人也投身其中。但是，学习需要有一个“学习学”，读书也要有方法论。如果不先掌握“学习学”，或者读书没有方法论，那读书学习，不仅收获不到效果，而且还会成为一种玩物丧志。我写这篇文章，分享我的读书方法，也是因为见了太多的玩物丧志式的学习和读书，所以有了一种责任感，要把有效的读书学习方法分享给大家。

什么叫玩物丧志式的读书呢?这有一个典故，宋代大儒谢良佐，向理学大师“二程”之一的明道先生程颢拜师。程颢问他最近读什么书，谢良佐说:“《史书》。”程颢顺手拿出一本书，抽取其中一段，谢良佐诵读如流，把程颢提到的一大段整个背诵了下来，一字不差。程颢再抽出一本书，从中翻开一页，谢良佐仍然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之后，他恭敬地站立着，本以为自己的博闻强识能得到程颢的称许，不料程颢冷冷地说了四个字:“玩物丧志!”谢良佐登时面红耳赤，汗如雨下。

为什么呢?读书追求背诵，还要求“倒背如流”，那是为了表演，不是为了真正地去知行合一。

王阳明也说过这个问题，他说:“哪个要你背得?是要你晓得。你若背得，未必晓得。你若晓得，不必背得。”

读书不是为了徒事讲说，而是学以润身，学到自己身上去。如果只是为了去给人表演背诵或讲说而读书，荀子称之为“口耳之学”，在《劝学》里，他说:“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间则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躯哉?”耳朵听进来，嘴巴马上说出去显摆，口耳之间只有四寸长，并没有学到身上去。

孔子也有一句话批评这种情况:“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道听途说，不是小道消息的意思，而是说，你在路上听来一句善言，还没有自己践行，还在路上，就拿去说给别人听了，那就是把那句话所代表的品德，丢弃在路上了。就像我们今天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一句话，觉得很好就马上转发，但是自己并没有践行，这就是玩物丧志。还有更过分的，是把原创者的名字删去，假装成自己创作的作品发布，那就是欺世盗名了。

与道听途说做法相反的，是子路的做法。《论语》记载:“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子路听到什么道理，就要马上去实践。如果还没来得及实践，唯恐又听到下一条。这一句，非常生动，我们好像看见子路在那儿捂着耳朵:“您别说!您别说!我上一条还没来得及做到呢!”

这就是学习的本质，就是知行合一。如果你没有做到，学它干吗呢?我们读书学习，要字字句句切已体察，放到自己身上琢磨，放到具体事上研习，才能叫学而习之，才能真正把道理琢磨透，把本事学到手，从而用到具体事情上，进步在自己身上。

还有些人，到处听课，也是把那些课当玩物，自欺欺人、自我麻醉，搞得自己很忙，上很多课，而且上不同的课，听不同的说法，当看戏一样。这些人最喜欢的，就是“被颠覆”，一说某某老师的讲解颠覆了自己之前的认识，就兴奋得不得了。我写了一本《华杉讲透〈孙子兵法〉》，经常有读者跟我说:“哇!华杉老师!你的书颠覆了我之前对《孙子兵法》的认识!”我看他兴高采烈的样子，心想:如果有人颠覆了我过去的认识，对我而言肯定不是一件轻松和高兴的事，而是心情沉重，沉痛!为什么呢?因为知行合一，我的认识决定我的行为，如果过去的认识被颠覆了，证明我过去半辈子对某一事物的认知都是错的，那是多么大的人生悲哀!我该怎么办?

人们喜欢被颠覆，喜欢听新的东西，那是因为他的行为与认知无关，没有做到知行合一，都是“玩物丧志”，口耳之学。既然耳朵听来的目的是用嘴巴讲说，听课就一定要听“新的东西”，一说有新东西，就兴奋。那旧的你都会了吗?人的一生，如果能遵循几句“老生常谈”，知行合一，就是圣人了。一味追新逐异，都是“伪学习”之病。

有些同学除了喜欢认知被颠覆，还喜欢颠覆老师，听谁的课他都要挑战。在学校听课，总有些同学，一到课间就到处跟同学“分享”:“我看这老师没什么水平，哪个哪个地方他讲得就不对。”老师上课讲错知识固然不对，但你上了一堂课，老师讲得对的地方不关注，没学到，倒是记了一大堆你认为讲得不对的，收获很大吗?

有一次我的一位好朋友，请我去他公司讲课。我刚讲完，他发言说:“大家快提问题!华老师可是不容易被问倒的!上次×x来，被我们的人问得下不了台啊!”我说你们这是听啥课?这是学习吗?

后来，这位好友带公司预备干部来我公司观摩，说是要学习华与华的运营管理。观摩之后座谈，大家提的问题，没有一个是请教我的，没有一个是在我分享的方法上深入讨论的。所有提问，都是他们就在华与华发现的“问题”向我提出质疑，要我进行论证答辩。

这就是“玩物丧志”。我也成了他们的“玩物”。

既然这种学习是“玩物丧志”，老师成了“玩物”，那么，玩物式学习就有了巨大市场。有市场，就有供应，“超级玩家”老师就横空出世了。这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历朝历代永不落幕的“学习秀”。王阳明为此痛心疾首地写了一篇《拔本塞源论》，就专门讲这种情况。他说伪学习者们拔掉了学问的根本，塞住了学问的源头，百家争鸣，争奇斗艳，他说:

于是乎有训诂之学，而传之以为名；有记诵之学，而言之以为博;有词章之学，而侈之以为丽。若是者纷纷籍籍，群起角立于天下，又不知其几家。万径千蹊，莫知所适。世之学者，如入百戏之场，欢谑跳踉，骋奇斗巧，献笑争妍者，四面而竞出，前瞻后盼，应接不追，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游淹息其间，如病狂丧心之人，莫自知其家业之所归。时君世主亦皆昏迷颠倒于其说，而终身从事于无用之虚文，莫自知其所谓。

意思是说:于是呢，就有了解释字义的训诂之学，传授课程以图虚名。圣人一句话，他左右训诂，解释得跟谁都不一样，说前面的人都解错了，该像他那么解。同学们一听崇拜得不得了：这个老师学问太渊博了！这个老师有新东西!不像其他老师说的都一样！我学到新东西了!

又有了记诵圣学的学问，说着说着就背诵一大段原文，满口圣人之言以充博学。

又有了填词作诗的学问，以文字铺陈华丽为美。

类似的学问纷纷扰扰，在世上群起争斗，不知道有多少家。他们流派甚多，也不知道该听谁的。世上的学者如同进入了一个一百场戏同时表演的剧场，只见欢呼跳跃、争奇斗巧、献媚取悦的戏子从四面八方涌来，前前后后，令人应接不暇，使人头晕目眩，精神恍惚，日日夜夜浸淫其间，像丧心病狂的人一样，不知道自己的本心在哪里。

当时的君主也沉迷于此类学问，做些无用的虚文，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王阳明这段描述，非常生动经典。放到今天，情形还是一模一样。正如他所说，学生们如同进入一个同时演一百场戏的剧场，而同学们正是喜欢这样的剧场。这就是“玩物丧志”。王阳明大声疾呼，要救天下人于伪读书、伪学习。他喊了五百年，也没起什么作用。而且他的学问也被今天的人用作欢呼跳跃、争奇斗巧、献媚取悦的材料，同样搞得人头晕目眩，精神恍惚，甚至丧心病狂。所以，“为往圣继绝学”，王阳明的事业需要人继承，我这篇文章，也可当作一篇《新拔本塞源论》。

前面说有的读书学习可能是“玩物丧志”，是娱乐活动；还有一种读书学习，则是一种焦虑症症状，我称之为“恐慌性学习”。他因为觉得时代变化太快了，自己要被淘汰了，进而焦虑，恐慌，所以拼命读书，拼命学习。

这种焦虑非常普遍，我经常听见一些大专家、大教授讲：“同学们，在互联网时代，可能你之前学的东西全都作废了，没用了，你怎么办?”我听了这话，心里就想:这位老师，可真是个心理“恐怖分子”!

而恐慌性学习呢?往往就变成“前沿性学习”，总是想要去学习最前沿的知识，怕自己被淘汰。殊不知这又落入了学习圈套一一追逐前沿，丢失本源；追求细碎，丢失整体。这种学习，就成了拔本塞源的无效劳动。

比如，在我讲课的时候，有同学问我:“华老师，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营销方式不管用了，我们该怎么办?”我说:“你的口气好大啊!”她疑惑了，就提这么一个问题，怎么就口气大了呢?我接着说:“你说这话，就好像传统营销方式你都会似的!在传统营销时代，你本来就没掌握传统营销方式，现在那些方法作废了，不是正有利于你吗?”

又有人问有关营销的问题:“华老师!现在不知道跟‘90后’怎么沟通，怎么办啊?”我回答说:“跟‘80后’沟通你会吗?跟‘70后’沟通你会吗?过去也不会，现在着什么急?再过两年，你又该焦虑怎么跟‘00后’沟通了。”

所以这些同学，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问什么，对自己说的每一个字，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非常积极地到处听课学习，逢人就要人家给他开书单。他们提的问题，也不是什么具体问题，因为他们并没有一件具体事情要解决、要讨论，所以也没有什么具体东西需要学习，他们只是觉得“我不学习怎么行”!怕落后，怕失去功利，其实没什么想法，就是百分之百纯焦虑。

读书学习，怎样才能不焦虑，不会玩物丧志呢?就是要有志向。学习第一是立志。有志向，你才有目的，才能专注，才能只关注老师讲得对的，不关注老师讲得不对的。王阳明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语、管闲事?”

汉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孔子一生求学的六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十又五而志于学”。十五岁开始有志于求学。

第二个阶段，是“三十而立”。一般人在这里就理解错了。把“而立”理解为能自食其力，或在社会上有独立地位，不再靠父母，能自立。这是想当然的解释。

孔子说的“三十而立”，还是立志的立，十五岁有志于学，又过了十五年，三十岁时那志才立住。立志很难的，多少人一辈子都立不了志。我们身边有多少人，过了四十岁还不知道自己的志向，只知道多挣钱。从经济上说，他可能已经能自立了，但这并不是孔子所说“三十而立”的立。张居正说:“学既有得，自家把捉得定，世间外物都动摇我不得。”这叫志有定向。

志向是一切的基础，你如果想要将一件事情搞明白，想把一件事情做好，你只要肯下功夫，总能把它弄明白，总能做好。但是，你如果只是想挣钱，则想什么办法也挣不到，而且想的办法越多，就越挣不到。

第三个阶段，“四十而不惑”。又修了十年，对事物当然之理，表里精粗，了然明白，无所疑惑。外界一切言论事变，我都知道怎么回事，对其深刻处、究竟处、相互会通处，我都洞然明白。就像今天这社会发生什么事，谁说什么话，他怎么回事，你都一眼看明，这叫不惑，俗称“明白人”。到四十岁成了明白人。

第四个阶段，“五十而知天命”。此处还是讲守志之难啊!四十岁成了“明白人”，但内心还是不够强大，你越往前进，遇到的困难越大，你还是扛不住。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你是明白人，你不惑，又如何?做明白人只会给你带来痛苦。要再往前进，就得“知天命”。给自己注入天命的“原力”。

天命，是人生一切当然的道义与职责。我不管你怎样，我只凭着自己的良知，凭着大是大非，去做，去行。天命在我，我是听天所命。平定宸濠之乱后，在暗无天日的朝政中，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王阳明正是凭着天命良知，一往无畏，战胜了所有困难。

第五个阶段，“六十而耳顺”。大风大浪过来了，世面见多了，外界的一切相反的意见与言论，一切违逆不顺的反应与刺激，既然我自己能立，能不惑，又能以天命处之，所以都不觉得刺耳。我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我能心平气顺地去帮助他，教化他。孔子说过:“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怕别人不理解我，就怕我不理解别人。到了六十岁，才做到听到难听的不觉得刺耳，这容易吗?

第六个阶段，“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所谓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了。纵已之心之所至，不去检点管束自己，也无处不合规矩法度。这就是中庸之道，生知安行，不勉而中。什么叫生知安行呢?就是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如果越了规矩法度，他自己就不舒服，不得劲儿，不安心，会马上自动调整过来，人生进入自动巡航，无论遇到什么人，处理什么事，都怡到好处，分毫不差。

可见孔子终身学习，只是在一件事情上修行，就是修养自己，以匡济天下。结果活得跟“丧家之犬”一样，他匡济天下的志向没有实现，但是，他传道授业，传诸后世，成为万世师表。他的志向和事业，在他死后还在延续。

要有一个志向，才有学习的目标和范围。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教室挂着一个标语“学海无涯苦作舟”，大家应该都有印象，督促大家要刻苦学习。其实这句话是一个误会。这句话的原话是庄子说的，现在说名言都只说上半句，我们看了下半句才知道意思是反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原文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这句话是说，知识是无边无际的，而人生是有限的，用有限的生命来追求无限的知识，就容易迷失自我，失去方向。所以读书首先得有一个范围，你得明确你要读哪些方面的书。《大学》里面讲“止、定、静、安、虑、得”。“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知止”就是知道停止，我们的毛病就是不知止。停止什么呢?止于至善是知止。张居正解释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就是你知道要去哪儿，你这个心里面就有定了。定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干什么，我志有定向。志有定向之后就能够静下来，能安心，安而后能考虑，考虑后才能有所得。所以立志是读书的前提，有了志向，才有了读书的方向和范围。

有一次我跟一位著名企业家一起出席一个商业活动，我俩坐在邻座，先后登台演讲。我讲完下台，他对我说:“我发现你的心特别定。”我说:“是啊!止定静安虑得，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每天都看到进展，我没有什么不定的啊!”他说:“那是因为你没有上市公司。”

他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有上市公司，就有资本市场的压力，每个季度都要交一张答卷，就会变得短视和急功近利，而且有儒家说的一个大毛病一“期必”，“期必”又叫“将迎意必”，是期待结果必然会怎样。将迎意必，就是时刻期待着准备迎接主观臆断的必然结果。这个必然结果，就是报表的各项财务数据，就是“市值管理”，那么就不能只顾耕耘，不问收获，就没有了“战略自由”，就永远不能“从心所欲，不逾矩”。

但是，这种市值管理，全部都是短期行为，短期“混”出来的东西，也必须由长期来还，都是竭泽而渔，饮鸩止渴，这样的事也很多了。

学习就是耕耘，不能问收获。人生即学习，学习本身是人生的目的，学习不是为了长本事挣钱，而是为了让自己更有智慧，免于愚蠢。有这个态度，就不会焦虑，可以读书了。

做任何学问，关键在于下日日不断之功，滴水穿石。读书也是一样，不要今天有时间多读，明天没时间不读，一定要每天读。

这是曾国藩说的，是我们学习需要特别注重的一方面，曾国藩讲得很细，把所有的情况都设想到了。他说你做任何学问，一定要下日日不断之功，不能说今天忙，把今天的功课放到明天做；也不能说今天时间多，我多弄一点，把明天的也弄了，这样明天就可以歇了，这都不行;你也不要说我这几天要出门，回来再做，你出门总得住旅馆吧?把你的功课带着，晚上在旅馆做。总之，你必须一天也不能断，这样才能够不疾而速。

《基业长青》和《从优秀到卓越》的作者吉姆・柯林斯，曾经提出一个“20英里法则”。什么是20英里法则呢?说是在美国西部大开发的时候，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有两种走法:第一种走法是天气好我就多走一点，刮风下雨我就找个地方躲起来不走;第二种走法是不管风和日丽还是刮风下雨，反正我每天要求不多，每天把20英里完成。第一种走法可能永远到不了，走一半可能就放弃了，另一种每天走20英里则能够最快到达彼岸。所以一定要讲究日日不断之功，曾国藩说，我们每个人治学，就只选一样，但一定是每天都不能断的。

我在五台山听到一个住持师父说，你要拜佛很简单，就是每天早上起来时，每天晚上睡之前，念两分钟阿弥陀佛，念一分钟就念一分钟，若不能念一分钟，念十遍也行，但是一定要日日不断。曾国藩也讲过这个道理，他每天至少读三十页，今天忙读不了三十页，读十页也行，只要是日日不断，就进步得很快。这是第二个方法论，就是日日不断之功。

这个日日不断，滴水穿石的道理，我比较彻底地做到了知行合一。除了读书，也体现在写作上。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五点到七点是写作时间，七点吃早餐，七点半出门去公司上班。早起必然早睡，我晚上不出门，九点半就睡觉。有人说太早睡不着，不存在，你先早起，自然接下来就要早睡，就当跟别人有时差就是了。从2014年开始，知行合一到今天，用于我的写作，日日不断，滴水穿石，每天早起在家里写作，出门就在酒店写，出国也写。有一次做个小手术住院，就在病房里写。每年因头天晚上喝大酒喝断片之类而意外中断的不会超过5天。目前我完成了多少写作呢?先是写《华杉讲透〈孙子兵法〉》，花了183天，然后写《华杉讲透〈论语〉》，412天;《华杉讲透〈孟子〉》，248天;《华杉讲透〈大学〉〈中庸〉》，这本第一遍写得不满意，写了两遍，180天;《华杉讲透〈王阳明传习录〉》，189天。这中间我还写了《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和《华与华方法》两本专业书。

我这一滴水穿石，就发现这些石头太不经滴了，滴答滴答，一块石头就滴穿了。滴答滴答又把一块石头滴穿了。我就想起《资治通鉴》，文言文三百万字，我翻译讲解了五百多万字。如果把这活儿给干了，一百年也很难有第二个人来挑战我了。

我为什么要翻译《资治通鉴》呢，因为目前市面上的白话文版《资治通鉴》，主要是两种:第一种是出版社找二十几个教授一人分一部分翻译的，这种书一方面是教授们水平参差不齐，另一方面是译得像白开水，把原文的气韵全吹散了；第二种就是柏杨版，但书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失偏颇，我不喜欢。所以我要重译《资治通鉴》。

从2018年1月30日开始，预计2500天完成。今天是我翻译《资治通鉴》第1001天，已经翻译了220万字，再有1499天，330万字就完成了。一边翻译一边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7本，估计全部36本。

华与华兄弟还有一块出版业务，所以我写的书，也都是在我们自己的公司一一读客文化出版。一般来说，编辑总是要找作者催稿，到我这儿呢，反过来了，读客编辑路上遇到我都躲着走，因为我写得太快了，我的书稿在他们那儿堆成了“堰塞湖”，他们编辑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我写作的速度。而我呢，根本没花什么时间，就是每天早起而已。

时间是不可再生、不可逆转的资源，也是最公平的，时间的结束一一死亡一更是人世间最平等的一件事，有人富，有人穷；有人生，但是没有人能不死。所谓光阴似箭，人们各种忙啊!读书的时间从哪儿来呢?

与其问时间从哪儿来，不如问时间到哪儿去了。华与华有一个管理活动，就是每人发一本小册子，叫《时间去哪儿了》，全是时间表，一天24小时，15分钟一格，让你记录一下自己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连续记录两个星期，自己做一个统计分析，你就会发现，自己的有效工作时间少得可怜，时间都是东混西混中溜掉了。

人生就是一段时间，规划人生就是时间管理。而时间管理，就是读书学习的基础课、基本功。

怎样管理时间呢?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工具，叫时间管理四象限法则，把事情分为重要而紧急、重要不紧急、不重要但紧急、不重要也不紧急四类，然后集中做重要而紧急的事。这个法则，符合所有不会管理时间的人的想象，而真正能管理时间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时间管理失控的结果，只有不会管理时间的人，才会搞出这种东西。

好的时间管理，应该没有什么紧急的事。如果总是在处理紧急的事，就会导致更多紧急事务的出现。你看一个人每天日理万机在解决问题，实际上他制造出来的问题远远超过他所解决的，他就会越来越忙，直到崩溃为止。这样的忙，真不是什么光荣的劳动。据42处大我的时间管理原则有六条:

第一条原则是少举事。这也是曾国藩说的，出现在他写给弟弟曾国荃的信里，和前面讲下日日不断之功是同一封信。当时曾国荃打下天京城，平定了太平军，衣锦还乡。曾国藩就写了一封信给他，说你这些年打仗辛苦，身体搞坏了，学问荒废了，回家之后，就是休养身体和读书学习两件事，要做好这两件事呢，首要的就是少举事。

少举事，什么意思?就是少给自己立项，包括慈善事业，你衣锦还乡，家乡一定有很多人找你啊，今天这里要修一座桥，明天那里要捐一条路，你不要觉得这是为家乡作贡献，就去参与，因为这样，一来消耗你的精力，二来又容易生是非，不要以为你捐钱就是好事。

这话太深刻了，我们平时是不是一听见什么事情是好事，是善事，就去参与呢?开始时把自己都感动了，到后来却是一地鸡毛，不了了之。

我的原则很清晰，我知道自己有什么事，但凡不是我的事，都不关我的事，我岂止是不参与，我连听都不要听，因为听一下，也耽误我的时间，消耗我的心神。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我的“礼”，就是我的志向，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的家庭，我的朋友，其他一概不看、不听、不说、不动。

除了不参与别人的事，兴趣爱好也必须少!有人介绍自己，说“兴趣爱好广泛”，这个兴趣爱好广泛，是学习的大敌!因为你什么都要弄一弄，那就必然什么都弄不好!王阳明年轻的时候，也是兴趣爱好广泛，能下棋，会写诗。后来，他恍然醒悟，棋也不下了，诗也不写了，因为太耗时间。他一心扑在自己的哲学研究上，所以他留下的诗作较少。

少举事，减少兴趣爱好，才能把你的时间从源头上聚集起来，才能学有所成。

第二条原则是“节拍时间”。尽量固定自己的日程，到什么时间干什么事。少举事之后，留下的科目很少了，把这很少的科目，都安排成固定的循环，这就不需要什么“重要紧急四象限”了，一年之中，每天干什么都特别清楚。

“节拍时间”这个词，我是跟丰田学来的，它的原意，不是讲个人的时间安排，而是讲团队的工作时间安排，让整个团队，都按同一个节拍跳舞，那每个人的时间都没有浪费，大家的工作安排都严丝合缝，没有等靠要的浪费。这就是丰田说的“Just in time”。

我每一分钟都活得Just in time，我有什么重要紧急的事呢?你说那事很紧急，必须处理，我干脆把它放弃不要了，接受损失，自愿买单!我也不让它干扰我的节拍，因为我的节拍创造的价值，比任何所谓紧急的事创造的价值要大得多。

第三条原则是铁石心肠。没有什么抹不开面子的事，我的时间我做主，决不允许任何人打乱我的时间。

这一条，太普遍，也太重要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体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大家聚一聚，对不对?我的原则很简单，有朋自远方来，之前约过我没有?之前没有约，不参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我的节拍时间，每一分钟我都计划好了，突然来约，就是要改变我的计划。我有什么理由要改呢?

很多人觉得这种事拗不过面子，那是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他如果事先没约你，那就并不是来看你的，你没那么重要。他该办的事办完了，发现还有点空，就找你填个空。嘴上虽然很热情，你必须得来!但只要你不去，一分钟之后人家就把你忘了，马上找下一个备胎。

曾经有朋友觉得我这样做太“绝情”，但是，后来，他们都不得不承认其实我更“深情”，至少是“专情”。比如，有同学向我抗议，说我同学来了都不参加聚会。我就问他每年同学正式聚会他参加没有?他从来没参加过，我却每次三天聚会从头到尾都在，而他每次都说忙，没时间来。那是提前几个月都通知的，为什么会没时间呢?

有的人，有一种“时间计划坏习惯”，就是随意拿别人当备胎。有一位也算名人的朋友，通过别人介绍要约我“交流”。我真不愿意没事跟人瞎“交流”，但碍于介绍人的面子，查查自己的日程表，安排了两周后的某个时间。可到了事前一天，他发微信给我，说不巧第二天“有个重要会议”，顺延到下一天如何?我可以说是很不爽了，永远不会再留时间给他。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人跟你约时间的时候，只是先约上你，到时候再随时根据他自己的“重要紧急四象限”来进行调整。作为一个有“时间计划好习惯”的人，我不能降低自己要求，去顺应他人。别说我纯粹是为朋友面子奉献，就算他是我客户，我也要考虑不做这个客户，因为管理时间不靠谱，危害我的“最根本利益”一一人生。

另一个糟糕的时间习惯，是“每一顿饭都要跟别人吃”。这种观念非常普遍，所以很多人甚至都不跟家人吃饭了，每顿饭都要去找人“谈出点事情来”。我也接到过这样的邀请，说“一起吃饭聊聊看看有什么好做的”，我心想你是没事做啊，俺可是有事做的人!不仅不想聊有什么好做的，我连听都不想听!

在曾国藩给曾国荃的那封信里，他还说了一条:“晚上不出门。”晚上不出门，回家吃饭，饭后读书，这是最好的时间安排。

后来，我看巴菲特的演讲，说他为什么不住在曼哈顿，要住在奥马哈。他说如果住在曼哈顿，每天都有人来跟你通报交流信息，你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所以一定要住在奥马哈，没人打搅，才能自己安静地思考。

如果我们忙到连思考的时间都没有，哪有时间读书啊?所以，饭局和喝茶聊天是读书的大敌，要想读书，就要去除一切非必要的邀约见面。

巴菲特住在奥马哈，他怎么获取信息呢?他是固定的时间，专程出去转一圈，列好名单，依次拜访企业和企业家，然后，再回奥马哈消化处理信息，独自思考，止、定、静、安、虑、得。

第四条原则是专时专用。做事不能一心二用，对时间也不要想举多得。一段时间内，就做一件事情。就像前面我讲过，我每年都参加正式的同学聚会，说去哪儿玩，就去哪儿玩。我保证有时间!

这样的聚会，我每年可不止一次，我同时还是两个高尔夫球队的队员，每个季度都会有两三天一起出去打球的安排。我也跟队友们约定一个规矩，不管到哪个城市打球，谁也不许约当地朋友见面。因为我们一起出来，是集体活动，聚会交流，你再去约见当地朋友，打搅别人，也破坏了我们的集体活动。比如我们去深圳打球，你不要说你有老朋友要见面，我们每个人在深圳都有一大堆朋友，不是只有你有。如果大家都跑了，那我们到底是来干吗的?忘了初心本谋，那工作人员的安排，晚宴的酒菜，全都浪费了，对不起人，也对不起那桌菜！

专时专用，开会就是开会，读书就是读书，打球就是打球，无论做什么事，都全身心投入。也是一个“敬”字，开会要敬那会，读书要敬那书，打球要敬那球，吃饭要敬那饭。我有的朋友是教徒，吃饭前要先祷告一一感谢主赐给我们食物，这也是敬。

第五条原则是时间一定要大块大块地用，充足地用，不要零零碎碎地用。现在都讲碎片时间，认为碎片时间就是碎片人生了，可活成个碎片，有什么意思呢?时间的使用，就是排兵布阵，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大块大块地用时间，做到极致，就是一生只做一件事，唯精唯一。

忙啊忙，有的人可能是真忙，我也忙过。不过，以我的观察，99%的人忙，都不是真忙，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水平低，老搞不定，有人一天能搞定的事，换一个人一个月他也做不出来，或者说一辈子也做不出来，他能不忙吗?二呢，是不能止于至善，安分守己，犯了“两多症”一一想得太多，要得太多。忙得不得了，忙着作死。

第一种水平低的忙，要停下来，重新学习，因为你干的工作，其实你根本不会。很多人都不会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是他不知道而已。不会干，他怎么也能生存呢?因为客户也不知道他不会，就乌龙对乌龙，大家相互糊弄而已。郭德纲说:“相声这东西，没有什么说得好不好，只分会与不会。”这话我深有同感，就像我做广告，我就知道，广告这东西，没有什么谁做得好，谁做得不好，只分会与不会;会的人，做的东西都一样;不会的人，做的东西也都一样。

第二种忙呢，是被欲望牵引，总想做大做强，想胜过别人。治这个病，儒家有两剂药，一是要立志，二是不外慕。立志，要有志向，一心要把什么事情做好，就会去学习，不会给自己搞很多事。不外慕，就是不羡慕别人，不管他有多大事业多少钱，我也不羡慕他，更不愿意成为他，因为我有我的追求。

如此，就能立志定心，把时间大块大块地投入读书学习了。

第六条原则是不追热点。这一条在今天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互联网时代，动不动刷屏，热点太多了。追热点就像街上有人打架你围观，还参与评论，这样最浪费时间。比如比尔・盖茨离婚了，满屏都是，每看一眼都是浪费时间，如果你还去点击阅读各种分析和八卦文章，那你真是不可救药，不可能有时间读书学习了。

不追热点，不看热闹，是读书人的基本素质。《世说新语》讲东汉“割席绝交”的故事:管宁和华歆在同席读书的时候，忽然有坐轿子的官员从门前过去。管宁仍然照常读书，华歆却忍不住放下书本跑出去看。管宁看他这样不专心读书，又羡慕做官的人，便割断席子，彼此分开座位，并面色严肃地对华歆说:“从现在起，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关心自己内在的修为，不关心所谓“外部环境的变化”。如果你觉得自己一刻也不能脱离对国际国内大事的关注，不妨看看笛卡儿的人生准则。

笛卡儿说，我的人生准则就这几条:

(1)服从本国法律和习俗，遵守中庸之道，不走极端，效法周围熟悉的榜样。

(2)在行动上尽可能坚定果断，一旦选定某种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动摇地坚决遵循。

(3)永远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只求改变自己的愿望，不求改变世间的秩序。始终相信，除了我自己的思想，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由我做主。就算我被平白无故地削除了封邑，我也不会像为什么我没有当上中国皇帝那样懊恼。

(4)不管别人的行业好不好，我只继续从事我已经选定的这一行。

最后，笛卡儿总结说:“我的人生准则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继续教育我自己。”

如果你也像笛卡儿一样，把教育自己当成最重要的人生目标，就可以开始读书了。

有了时间，也端正了态度，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怎么读书了。

曾经有朋友问我，说:“哎呀华杉!你的记忆力真好!你读书都记得，我读了都不记得，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记得。”

“你知道?”

“因为你没读完，只是翻一翻。”

他沉吟半晌，说:“哎呀，真是!有的书确实没读完。但是，我也有一些书是读完了的，但我还是记不住，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读了一遍。”

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研究人的记忆规律，提出了一个关于时间间隔和记忆量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假设刚记完的时候，记忆量是100%，20分钟后，就已经只剩下58.2%;1小时后，剩下44.2%;8~9小时后，剩下35.8%;1天后，剩下33.7%;2天后，剩下27.8%;6天后，剩下25.4%。

实际上，我们刚读完一本书的时候，记忆量哪有100%呢?

所以，读书有两个原则，一是你一定真读书，把它读完;二是重要的书要反复读，每隔几年重读一遍。

每本书一定要把它读完，曾国藩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叫作“一本未完，不动下一本”。我们很多人都是读很多书，买更多书，但是买的书大部分没读过，有的可能一本都没读完，至少是大部分没读完。这又是一个读书之病，有时候我们经常在微信、微博上看到有人晒书，一堆20本，这个星期读这些，过了一个星期又读那些，读完了吗?天知道读完了没有。把读书变成了作秀。所以一本未完不动下一本，这点非常重要，你就保证每本都读完。

我基本上是每本都读完，这个是有点像强迫症一样。我一本书翻开之后不读完我就心里难受。但是，我也没有像曾国藩那样一本未完不动下一本，因为有的大部头书要一年半载才能读得完，大半年每天都对着同一本书就有点枯燥了。我一般会两三本书同时读，就像上学的时候，一天有不同的课程，语文、数学、英语换着来。我一般是一本历史、一本哲学、一本财经类，三本书同时推进。读累了，或者不想读书的时候，就读小说当休息。连小说都不想读的时候，就读诗，成本最低。

再说说一本书必须反复读的问题。书读一遍，等于没读，为什么呢?其实也跟上学一样，课本你只浏览过一遍，考试能考过吗?还有一个重要的原理，就是人读书，只能读懂他本来就懂的东西。书是一面镜子，我们用它来照我们自己的经验而已。如果自己不懂的东西，书上写得再明白，你也看不懂。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能背诵《孙子兵法》，可他又知道他背诵的是什么吗?读书对我们的作用，一是帮助我们整理自己已有的知识;二是在那些我们将懂未懂的地方拉我们一把;三呢，读书实际上是一个往大脑里录入数据的过程，数据多了，才能运算，触类旁通，融会贯通。

所以呢，重要的书，必须每隔几年重读一遍。书还是那书，但是你变了，读到的东西就完全不同。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是一个知行合一的过程。

我个人的习惯，读书往往是读作者。其实你看一本书，你觉得很有教益，这是因为融入了作者的思想。因为这本书是他毕生所学思想精华，人家不知道下多大的功夫写出这么薄薄一本来。这个时候，我就习惯去把他的书全部找来看，读他的全集。经常有很多某某全集，为什么出全集呢?因为市场有需求，有愿意读全集的读者。我很看重曾国藩，还有王阳明，这两个人的全集我就一定要读。除了全集，还要读他的传记，包括传记小说。最好呢，还有一些关于他的纪录片、电影、电视剧。这样不同渠道的，全面的信息录入，既有一手资料，又有别人的评论，能让你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

这个在前面说读书不要玩物丧志时已经讲过，但是还要再强调一下，就是王阳明说的，做学问不可有胜心，老想胜过前人。前人的学问已经完备，他非要另立一说以胜之。

在读书学习的时候，很多人不是为了自己学到什么，而是老去想纠别人的错误。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像我们听老师上课，出来后同学交流，说我觉得老师今天讲的某个地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同学一出教室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好，你听老师一堂课你没有学到什么，反而纠了人家一堆错，有什么意义呢?跟同学辩论的时候，不是想着大家一起把问题搞清楚，而是辩论也是要胜过你。平时开会也是，一开始辩论，这个会就没结果了，因为大家都慢慢为自己的立场和面子而战，而不是为了把这个事搞明白，把工作搞好而辩论。包括上课向老师提问题，你会发现很多同学不是真有问题要问，他就是为了表现自己。一旦有了胜心，读书就很难吸收了。

在读古人书的时候，有些人还想胜过古人。我们经常看一些老师解读《论语》等，都指出古人很多的错误出来，他在解读这个书的时候就怀有胜过古人的心，我读古书多，我看到这种情况特别普遍，比如说《孙子兵法》，有《十一家注〈孙子兵法》》。第一个写《孙子兵法》注本的是曹操，后面还有其他的人。到了唐朝有个人叫杜牧，杜牧好多诗大家都很熟悉，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中唐时期社会比较乱，战争比较多，杜牧也喜欢谈兵法，他很认真地注了《孙子兵法》，他注的是最丰富，贡献最大的。但他有个毛病，一上来就说“曹说非也”，意思是曹操说得不对，应该是怎样怎样，乱说一通。那肯定是人家曹操对了，他是写诗的，曹操才是打仗的。他注《孙子兵法》的时候就是怀着要战胜曹操的心，前面写了一大堆“曹说非也”。后面注的人就开始骂他:“杜说非也，曹说是。”杜牧说得不对，曹操说得对。后来，《十一家注〈孙子兵法》》这个书很有意思，就看到十一个人在那里吵架，但实际上吵不起来，被骂的人都死掉了，永远也没有办法从坟墓里起来辩论。

更有甚者，有人看注解时发现原文和理解有不一致的地方他就说这个书印错了。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可能80%的人都这样。我看《大学》《中庸》的时候找到一个现代的注本，是某高校孔子研究学院的一位专门研究“四书”的教授写的注本。我一读他的注本，就发现他把朱熹骂得狗血淋头，写两句就说朱熹写得没有道理，或者说“朱说非也”，朱熹的注解大概有四分之一都被他批驳了。“四书”就是朱熹合辑刊刻的，结果他说朱熹的注解四分之一都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学“四书”的必要了，学别的吧，何必学朱熹选的教材呢?弄了半天还说人家注的都是错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一种胜心。就像有人去听讲座，听完就说今天大师讲得也不行。其实这就是一种胜心，一说别人不行就感觉我胜过他了，这是很大的一个毛病。

有句话叫“时间有限，只读经典”，我不想说“只读”那么绝对，不过我自己，确实是只读经典。如果读现在的通俗读物，往往是因为我读相关经典有困难，把通俗读物作为补充材料阅读。比如我读罗马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能把人给读晕了。但是，如果读了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再来读《罗马帝国衰亡史》就会好很多。但是，读盐野七生，并不能替代你读原典。读同一主题的两本不同的书，比把同一本书读两遍要吸收得多些。而要搞清楚一个主题，两种著作还不够，还需要更多。

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我读过两本，一本是修昔底德的原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另一本是美国人唐纳德・卡根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现代人写的书，前后梳理得更清楚，但是，修昔底德的原著，有大量各城邦外交辩论的会议记录，这是无可替代的。

有的朋友认为，过去的书思想过时，新书观点才是前沿。有这种看法，是因为读书太少。今天的前沿，思想都来源于上百年前的思想，还是要读经典，你才知道它的根源在哪里。比如现在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机器繁殖等概念，你觉得很新吗?实际上，这些理论和词语，都是美国科学家维纳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里提出来的。控制论的英文不是control，是cybernetics，这个cyber，就是现在说的“赛博”，cybernetics和space两个词的组合，cyberspace，就是赛博空间，就是元宇宙了。维纳怎么想到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机器繁殖呢?《控制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或动物与机器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他是从巴甫洛夫的刺激反射原理想到的，他想，刺激反射的回路在生命体中有，能不能把这个回路移植到机器上呢?这就是他的出发点。我们现在讲大数据营销，也是从巴甫洛夫的刺激反射原理来的。巴甫洛夫否定弗洛伊德的心智研究，他说什么叫心智，都是你自己在说，有实验吗?有数据吗?只有肌肉和腺体的反射是真的，这就发展出行为主义，代表人物是斯金纳。而另一位行为主义宗师华生，则把行为主义带到营销和广告业。今天的大数据营销，就是通过统计刺激信号和行为反射的对应关系，来预测消费者的行为，全部由机器进行，没有心智的思考。

所有的营销传播理论，就是心理学的两条线，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从弗洛伊德到荣格，研究心智、原形，发展出品牌，包括华与华的超级符号;从巴甫洛夫的刺激反射，则发展为行为主义，走向大数据营销。只有阅读足够的经典，你才能把几百上千年人类智慧进步的脉络梳理出来。

我们说读书是读自己，不是读别人。我在发表读书笔记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粉丝会感觉很有共鸣，然后转发一堆评论，说华老师说得很对!我一看就知道他是在读别人，不是在读自己。什么意思呢?比如他说现在这个社会风气不行，老人倒了都没人扶，这个大家都有共鸣，这个时候就是在读别人。他读到了社会不行，读到了现在的人不行，却没有读自己。读自己的时候就想你自己扶不扶。很多人你问他扶不扶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万一是讹我的怎么办?道理马上就转过来了。所以，都是把道理用在了别人身上，没有把它用在自己身上。

这样去读书，读下来还是没有收获，没有进步。所以读书是读自己，不是读别人，一定是观照自己，去看、去修正自己，而不是拿把尺子量别人。我们都拿镜子照社会，拿尺子量别人，表面上看跟书很有共鸣，实际上却没学到。因为尺子都量别人了，都帮别人读，不是帮自已读了。

我们在读书上面看到的都是学习知识，从小教室里面就挂着“知识就是力量”的宣传语。现在我们知道知识就是生产力，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缺知识，要不停地汲取新的知识。但是往往我们都忽略了自己最缺乏的，特别是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最缺乏的是修养。我们这代人比较粗鄙，比较粗鲁，你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粗鲁。

曾国藩在给他弟弟的信里面说，唯有读书能改变气质，而且擅长看面相的大师还说，读书能改变你的骨相。你是帝王将相、富贵之相。你的修养到了以后，你的诚意到了之后，叫什么呢?面有德容。

曾国藩称之为面质润泽。我们看到高僧的面相就不一样，那就是面有德容，气质自然散发出来，就能够感化人，就能够带动人，就能够影响人，所以叫作“大而化之”。我们现在把这个词都理解错了，认为是大大咧咧的意思。“大而化之”是指德行之大能够感化别人，甚至感化天地，天人合一都要被它而化。

所以说，不是光为了知识而读书，还要为了修养而读书。这就是《大学》里面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己的修养到了，你把自己家人搞好了，然后你再搞好你们的公司，搞好你们的国家，进而带动全天下。

我们讲这么多读书的方法和理念，能够达到那么宏大的效果。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呢?所以我说有一点算一点，不要求全。你就从那一点点开始去做，其实我们读不了书往往因为我们贪多。你拿一本书一篇一篇看，能怎么着?你说今天我还有好多书没看，我得赶紧看了。所谓的赶紧看就是没看，就是自欺欺人，翻翻就放到一边了。这是读速度，你贪多的结果就是一本都没有读。本身没贪多，我一年读一本也行，但是我真正把这本吃进去了，那我反而能够取得进步。

读书也不要急躁、不要贪快。有的书比较难啃，读的时候翻着翻着就走神了，走神的过程还在翻，我就很注意这点。若我走神，我就翻回来，从我走神的地方再重新读，这样我能够保证我一本书不读则已，一旦我读到，就能学到里面的东西。

最后讲讲我的阅读范围。

在公司里，有一张《华与华先贤图》，是我阅读学习的宗师，具体有哪些人呢?

孔子、孟子、曾子、子思、朱熹、王阳明、孙子、克劳塞维茨、若米尼、J. F. C.富勒、科斯、彼得・德鲁克、约瑟夫・熊彼特、迈克尔・波特、弗洛伊德、荣格、坎贝尔、巴甫洛夫、维纳、华生、索绪尔、皮尔斯、罗兰，巴尔特、拉斯韦尔、古斯塔夫・勒庞、麦克卢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怀特海、丰田英二、大野耐一、今井正明。

其中迈克尔・波特和今井正明二人还在世。这些宗师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先秦诸子、兵家代表及理学、心学集大成者，这是我的“童子功”，是思想的底子，文化的母体，也是我写作的范畴，之前出版的“华杉讲透”系列，不论是《华杉讲透〈孙子兵法〉》《华杉讲透《论语〉》《华杉讲透〈孟子〉》《华杉讲透〈大学〉〈中庸〉》《华杉讲透〈王阳明传习录〉》，还是现在正在陆续出版的“讲透《资治通鉴》”系列，都是我从小到大就浸淫于其中的结果，可以说，代表着我本人。

第二类是西方战略家，其中克劳塞维茨、若米尼和富勒是我最熟悉的三位，今天华与华知胜大厅里悬挂的标语，战略重心、决胜点、关键动作、时间节点，就是若米尼的思想。

第三类是经济学家、企业管理学家、企业战略学家，科斯、德鲁克、熊彼特、迈克尔，波特，构成了华与华的企业理论和企业战略方法论。

第四类是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荣格、坎贝尔、巴甫洛夫、维纳、华生，这些人的思想，构成了营销传播理论在心理学的两条线索。

第五类是符号学家，索绪尔、皮尔斯、罗兰・巴尔特，特别是索绪尔和皮尔斯，是两位开山祖师。华与华方法是超级符号方法，符号学当然是必修。不过，我们的范畴又远远超出了索绪尔、皮尔斯研究的范围，因为我们是“行为主义符号学”，研究不是现象和原理，更主要是应用。

第六类是传播学家，拉斯韦尔、勒庞，是我们传播学的基础。

第七类是媒介环境学家，媒介环境学属于传播学的范畴，但是被单列出来了，麦克卢汉、尼尔・波斯曼、沃尔特翁，这是对华与华方法影响巨大的学派，也是在我写的书中引用最多的。

第八类是西方哲学家，这是我现在阅读的重点，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怀特海，这几位是主要的。又分为两类，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是大哲学，让我建立起思维的哲学框架;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怀特海则主要是语言哲学，是我建立华与华传播学的基础。

最后一类是三位日本人，丰田英二、大野耐一、今井正明，丰田的生产方式和持续改善让华与华在企业管理上以丰田为宗师，基本上是向日本学习。为什么呢?德鲁克说，日本企业是把本国文化传统和西方管理思想结合得最好的典范。那日本的本国文化传统是什么呢?

就是从我们这儿学的儒家思想。所以日本企业管理，我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我常说，华与华方法是集中、西、日之正道，就是以上这些大师的道。

这个阅读范围里没有包括文学，并不是我没读，事实上我都读了，大部分该读的都读了。我经常跟同事们说，你们演讲，动不动就引用名著名言，那名著你读过没有?没读过别瞎引用!比如你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你读了吗?你PPT上写“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狄更斯的《双城记》读了吗?你言必称“荷马史诗”，《荷马史诗》读了吗?但丁的《神曲》读了吗?都读完了吗?

我全都读过。

我儿子大学三年级，各种实习、社会实践都非常优秀。我常跟他说，不要着急社会实践，难得大学时光，要多读书，读书，就是录入人类历史文化和总智慧的大数据，脑子里有数据和没数据就不一样，数据量大和数据量小也不一样。

要问我有什么爱好，就一个一一读书。要问我人生有什么遗憾，就一个一一读书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