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灵王九年（前563年）五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拿下偪阳小城后的晋悼公（其实是力主进攻的士匄和中行偃），因为偪阳离晋国实在太远，既无法由晋国直接统治，又不能将刚打下来的城池直接放弃，所以晋悼公思考再三后，将偪阳城赐封给了促成晋、吴两国达成盟约、在其中出力很大的宋国国君宋平公（由宋国左师向戌建议而成），以此表达对宋国的嘉奖和安抚。
但晋悼公在楚丘宴会现场由宋平公亲自陪伴观看《桑林之舞》时却突然发病，无法正常和宋平公交谈，只得离席到一旁别室中休息。直到宋平公问明原因后，撤除了《桑林之舞》中的‘旌夏旗挥舞’一幕，并停止奏乐后，晋悼公才慢慢地恢复了正常，回到宴席上，与宋平公照常饮宴、交谈。
但这个突发不适的情况，让晋悼公对宴会再也提不起兴趣，在强打精神和宋平公完成宴会礼仪、相互致谢道别后，晋悼公便率领着晋国诸卿和士卒们直接返回晋国去了。
可就在回国的半途中，晋悼公刚刚走到著雍时就又莫名其妙地再次病倒了；这下晋悼公也有些惶恐不安了，便命随军的卜官前来为自己占卜病因（春秋时期，各国的医、卜、史官，大致都是职责兼容的）。
经过了一番掷草起卦演算后，得到答案的卜官郑重地对晋悼公说：
“根据卦象上的显示，君上您是由于以诸侯的身份僭越享用了‘天子之乐’，因此才导致桑林之神发怒，所以在宴会上使您突然发病，并在您归国途中再次降疾，以此来警告您。”
晋悼公闻言后大惊失色，马上召集中军将荀罃以下的诸卿赶紧前来议事，商讨如何应对神灵降罪之事。而士匄和中行偃一听国君的病是因为擅自享用了‘天子之乐’而遭受桑林之神的迁怒后，顿时惶恐不已——因为就是他们坚持要让宋国使用《桑林之舞》来款待晋悼公，才导致国君遭受神灵降罪而两次生病的；假如晋悼公因此有个闪失的话，都不需要别人动手，他们自己就得引咎自尽，来向国君谢罪。
但还没等晋悼公开口表态，在一旁许久没有作声、静静地看着士匄和中行偃上蹿下跳、火急火燎要赶回宋国悔罪的中军将智罃终于说话了：
“你们两个用不着回去，当初宋国人向我提出用‘天子之乐’来款待国君的时候，我就已经代表国君，以‘不符合礼仪’的名义向他们辞谢了，是他们宋国硬要坚持用《桑林之舞》来作为待客礼仪；这件事（因为使用不恰当的乐舞而得罪桑林之神）的责任不在于我们，而在于宋国，神明如果还要发怒降罪，也会把祸端加到宋国人的身上；国君的病症很快就会痊愈的。”
荀罃的话顿时让晋悼公放下心来，不再担忧自己的怪异病情，而士匄和中行偃也如释重负，取消了赶回宋国向神灵祈祷悔罪的行动；数天之后，晋悼公果然病愈，随即照常踏上归途，带着在偪阳俘获的偪阳君、以及偪阳国人回到了国都新田。
为什么晋悼公会突然在楚丘发病，又为什么占卜的卜官得到的是‘擅用天子之乐而遭到神灵降罪’的爻辞，再为什么荀罃得到国君病倒后的消息却十分镇静、毫不慌乱，并冷静分析、解释应对，宽慰国君不必紧张；最后，晋悼公在短短几天内就病情痊愈、顺利返回新田的原因又是怎样？这些让人诧异的情况，这里就不再深入分析、探究了，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查阅史书、加以研究（是否属于阴谋论，我也不知道）。
回到晋国的晋悼公在稍事休息后，又急匆匆赶往旧都曲沃，在晋武公庙里举行了献俘仪式（为什么是在武公庙，而不是在晋国始祖唐叔虞的宗庙里举行仪式，这是因为晋国现在的公室是曲沃小宗的后裔；而晋武公、也就是曲沃武公，是以曲沃小宗并吞翼城大宗的最终完成者，也是以小宗身份夺取晋侯之位的第一人，自他以后的晋国历代晋侯，都是他的直系后裔；所以，从曲沃代翼之后，晋国新的公室改以晋武公为实际意义上的始祖，而不再追溯到远祖唐叔虞），并将俘获的偪阳君作为‘夷俘’，进献于晋武公的神主之前，以对先祖夸耀武功。
献俘之后，晋悼公再派人前往王都雒邑，特意奏请周天子委派王室内史（主管法律文书、负责爵禄废置）在晋国境内选择一块地方，让被迁到晋国的偪阳国人居住。
王室内史受晋悼公请求、并经过仔细挑选后，选择了霍人（今山西忻州繁峙县）这个地方作为偪阳国人的新居所，并重新选择妘姓（偪阳君之姓）族人为偪阳承继者，以奉偪阳先祖之祀。
晋悼公从偪阳前线撤军回国后，就立即发兵对在上一年趁着晋军主力南下伐郑之际、出兵骚扰晋国西部边境的秦国进行惩罚性打击，以打消秦国蠢蠢欲动的“挖墙脚”行为。
而晋军西进与秦国开战之事，又给了楚国一个出兵的好时机——本来就对晋国组织联军强行拿下附楚的偪阳、又将偪阳当做礼物送给了对晋、吴两国建立联盟出了大力的宋国之事的楚共王，就着晋军和秦军正在纠缠，一时间分不出精力再度南下的绝佳时间差，不顾楚国国力已经衰退的事实，命楚令尹子囊率军北上，攻伐晋国的忠实盟友宋国，以争夺中原区域的控制权，将楚国的影响力再度施加于中原诸侯。
楚共王这么着急地出兵北上，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目前形势的严峻性了——晋、吴两国首次结成了联盟，这标志着晋国的影响力已经到达楚国势力范围的右翼；而楚国原本的盟国中，陈国已经公开向晋国示好、并主动出席晋悼公组织的盟会，几乎一只脚已经踏入了晋国所主导的联盟内；另一个盟国郑国自从国君郑成公去世后，对楚国也不再一心一意的侍奉，其立场摇摆不定、与楚国的结盟态度也很是暧昧，一切唯强者是从。
楚国原先的战略局面，是控制陈、蔡、郑、许等国，和晋国在中原一线对峙，坚持在大河（黄河）南岸保持强大军事存在，并联合西面的秦国、以威慑晋国；可现在盟国们不是被晋国压制，就是向晋国靠拢，右翼的吴国又和晋国结盟，楚国北方、东北方、东方三处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防御压力。
因此，为了打破晋国这一轮咄咄逼人的攻势，楚共王不得不在国力困乏的情况下，咬紧牙关让令尹子囊出兵，攻伐晋国联盟中的薄弱环节宋国，削弱晋吴联盟的中间联系，夺回对中原地区的控制权。
而为了拉回三心二意的郑国，楚共王在出兵伐宋的同时，也特地向郑国派出使者，要求郑国尽到盟友的义务，也派出军队和楚军组成联军，一起出兵伐宋。此时实际执掌郑国大权的当国子驷一直秉承“择强而服”的政治做派，因此在‘中分之盟’和楚国重新达成盟约后，子驷又背晋附楚，重新成为了楚国的盟友。
周灵王九年（前563年）六月，子囊、子耳率楚郑联军集结于訾毋（河南鹿邑，当时属陈国），准备伐宋；六月十四，楚郑联军攻入宋国，包围了宋都商丘，从商丘的北门（桐门）发起了攻击。
面对楚宋联军的围攻，刚刚从晋国手中接收了偪阳城的宋国国君宋平公忧虑不已，于是遣使向晋国求救，请盟主晋悼公来解救宋国的危机；但这个时候，晋军还在荀罃的率领下，与侵扰晋国西部边境的秦军纠缠，一时抽不出精力来顾及宋国。
因此，晋悼公在安慰了前来求救的宋使之后，又赶紧派使赴卫国、鲁国，请这两个离宋国比较近的盟国出兵，协助宋国抵挡楚郑联军；等晋军击退了秦军之后再行南下，协助宋国抗击楚军的入侵。
秉承晋悼公的君命、首先出兵援助宋国的，是卫国国君卫献公；他得到晋国使者传达的援宋指示后，立即命卫上卿孙林父率卫军南下驰援宋国，驻扎在宋国的襄牛（河南睢县），以牵制楚宋联军对商丘的进攻（直接去攻击楚郑联军，这个险卫献公可不敢冒）。
子囊得知卫国出兵援宋的消息后，并没有直接从商丘去攻击襄牛，而是命子耳派人回国传信，让郑国再派一支军队北上攻打驻守襄牛的卫军，逼迫卫国撤军。
此时，郑军主力几乎都被派出去随楚军作战、攻击宋国，郑国国内除了必要的守卫新郑、以及其他城邑的驻军外，再没有可以机动的军事力量；而且，本来出兵伐宋就是很费人力物力的事，如果再派第二支军队去讨伐襄牛的卫军，那就相当于两面开战，郑国又不是晋国、齐国那样家大业大的富裕国家，对国家的府库和军械压力太大，额外军事行动的负担，郑国可承受不起了。
于是，子驷以此召开了郑国五卿会议（司空子耳此时已率军出征伐宋去了），商量如何应对第二次出兵之事。
面对这种情形，参会的郑国少正子展建议：
“还是听从楚国的吩咐、出兵攻打卫军吧。如果违反楚国的命令，楚人就会认为，我们郑国又想见风使舵、背弃盟约了；郑国出兵伐宋，已经把晋国又一次得罪，如果再得罪了楚国的话，那郑国的麻烦可就大了。”
子驷和子展一直以来都政见不同、相互拆台，但没想到这次子展居然说出了和自己意见相仿的话，实在让子驷感到很诧异，但郑国的实际情况他自己也不是不知道，只得叹气说：
“国力已经困乏极了，如果再出兵的话，两线作战的负担怎么办？”
子展进一步补充说：
“现在只是国力困乏而已，总比亡国要强；如果同时得罪楚、晋两个大国的话，郑国是个什么下场，当国你比我清楚。”
对于子展的这番大实话，不但子驷觉得很在理，就连一同参会的司马子国、司徒子孔、令正子蟜也没有异议；因此，子驷想尽了办法，从郑国的大夫和国人们手中征集了一部分物资军械、又从新郑和其他城邑的守军中抽调了一些士卒，然后以大夫皇耳为主将，率领这支拼凑起来的临时军队，去攻打襄牛的卫军。
而子驷不顾国力上的孱弱，强行搜刮国内仅剩的人员和物资，出兵进行冒险性攻击援宋卫军的行动被卫军主将孙林父所击败后，郑国因此将面临的不利局面、及引起的政治动荡又是什么具体进程呢？下一篇文章继续为大家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