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尚铭 关根勤/文
我们两人在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时期担任过对日外交工作，了解一些张氏父子同日本顾问的关系，但是由于职位关系，重要的机密是难得与闻的。现在把回忆所及，择要记述下来。事隔多年，误记或缺欠之处，当所难免，尚望读者指正、补充。
东北军政方面聘用日本顾问的缘起
东北军政界聘用日本人，作俑于奉军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一九一三年，二十八师成立炮兵团，雇用日本炮兵大尉渡濑二郎传授炮术。渡濑在清季作过保定武备学堂教官，能说汉话。冯德麟聘用他是出于私人关系，并没有向上级呈请，到炮兵团掌握了炮术之后，冯就把渡濑辞退了。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设法把自己的人打进东北军政界，就利用这个机会，由关东都督福岛安正中将派参谋长福田雅太郎少将到沈阳，邀满铁公所副所长镰田弥助作翻译，径直往见奉天都督张锡銮，就二十八师解聘渡濑一事提出抗议。张锡銮回答，渡濑是冯德麟师长私人雇用的，并没有呈准备案，请福田直接找冯德麟去洽谈。但是福田却进一步要求奉天、吉林、黑龙江各都督署以及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各聘请日本军事顾问一人。张锡銮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答应这五名顾问统归他都督署聘用，并对日方解释，说：“二十七、二十八两师长你们处不到一起，都归我用好了。”陶尚铭当时在奉天交涉署工作，上述情况是张锡銮亲自对陶讲的。张还说：“怪不得赵次帅（尔巽）说：‘办一年外交，得少活十年。’我才相信，办外交受气的滋味，真不好过。”当年在东北办对日外交的人员遇到大事总是设法敷衍，实在敷衍不过去，或者一揽子包下来，或者任凭事件自然发展。张锡銮对付日本强迫他聘用日本人作顾问这件事就是一个具体例子。
过了几天，日本关东都督驻奉天武官守田利远大佐代表关东都督来见张锡銮，说日本已经物色到两名顾问，一个是菊池武夫中佐，作过日本驻华使馆卫队长，当时是日本陆军大学教官；一个是町野武马少佐，作过清政府巡警部直辖北京警官学堂教官，当时是日本某联队队附。守田拿出聘用顾问合同草案，所列顾问职务无非是承受谘询、贡献意见等官样文章。守田还提出一份薪俸数目表，每月中佐应支现洋五百元，少佐四百元。经张锡銮同意，并把薪俸数目写到合同里面，由张和关东都督福岛安正二人签字盖章，两名顾问随即同时到任。从此，在东北就有了地方统治者正式聘用的日本军事顾问了。这些经正式聘用的日本顾问都是由日本参谋本部遴选的，他们都是坐探，经常同奉天满铁附属地的日本秘密机关（后来公开挂出了“奉天特务机关”的牌子）联系，接受指示，提供情报。
张锡銮最初对日本顾问的敷衍办法是顾而不问，在公署里也没有给顾问设办公室，遇有事件就请他们找参谋长张钺去商量，日本顾问就施展手段显示他们的力量，举例于下：
一九一四年，当二十一条事件甚嚣尘上的时候，一天夜里，有个日本尉官闯进都督署里，到处乱窜，到天亮才走开。这个不速之客把署里的人心搅得惶惶不安。菊池顾问便把他找来，装腔作势地申斥了他一顿，警告他不得再犯，当时因为日中关系紧张，外面谣言很多，沈阳西郊北郊一带的中日两方军队颇有冲突的可能，町野顾问故意把自己的老婆迁入署里，表示对都督的维护，还向外宣称，一旦中日发生武装冲突，他一定保护张都督出走热河避难。以上这两件造作的事，“启发”了张锡銮依赖顾问之心，对菊池、町野便开始亲近了。
日本顾问“热心”于保护张锡銮，除了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使张及其左右对他们生依赖之心外，他们还计划了，如果日本对奉天采取军事行动，便劫走这位都督，把他作为未来的“调人”，也就是订城下之盟的代表或“人质”。
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张锡銮去京公干，在京就便访问了日公使日置益。日置益大概早已得知张重视日本顾问借以保障自己安全和名位的心理，便乘机向张推荐，把町野聘为奉天省公署的警察顾问，使町野实际上参与奉天省的行政工作。张当面答应了日置益的要求，回奉天后就命令巡按使张元奇聘町野为警察顾问，聘书内载明月支车马费二百元。町野看到这份聘书，以为他的月薪被降到二百元了，就来都督署质问。参谋长张钺对他说：“都督署顾问的职务和月薪照旧不动，这二百元是兼差的车马费。”町野这才高兴了。张钺又怕菊池不快，禀明张锡銮也给菊池增加了二百元车马费。
张锡銮同日本的关系越来越亲密，一九一四年夏天他由顾问菊池武夫陪同，偕翻译官陶尚铭去旅大访问。东北军政长官访问旅大，一九 七年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访问第一任关东都督大岛义昌是第一次，一九一二年张锡銮访问关东都督福岛安正中将是第二次，这次访问是第三次，有日本顾问随着了。当时的关东都督是中村觉大将，他对张的来访给以前所未有的欢迎和招待。中村同张只是作了一般性应酬之谈，没有什么可记的。
张回沈后不久，奉天都督换了段芝贵。段在日俄战争时期同日本军人拉拉扯扯，套上了交情，到沈阳后对前任移交下来的两名日本顾问当然不会更动，可是他似乎又怕日本顾问摸他个人的底，就经常派这两名顾问到日本或旅大去探听消息，或办联络事务，使他俩不能在他身边久驻。
张作霖的顾问町野与菊池
一九一六年段芝贵去职，张作霖取得了奉天省军政大权。张作霖出身草莽，却懂得“作官之道”。他知道要想在东北保持并发展个人的权势，日本是得罪不得的；同时，他过去同日本人厮混过，也知道对付日本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张作霖登台不久，即一九一六年秋初，东蒙保皇党分子巴布扎布在日本的策动下在辽北闹事。闹事没有成功，日本又挑起郑家屯事件，威胁张作霖就范。张作霖既不甘心把政权让给保皇党，又不敢得罪日本人，就派菊池顾问到郑家屯去调查。说是调查，实际是要菊池作调人，大事化小，把紧张局面缓和下去。菊池如何活动，我们不知其详，只了解他回到沈阳，劝说张作霖同日本和平了结郑家屯的军事冲突，对巴布扎布勿予追究。
郑家屯事件在当时东北民间有许多传说，表现了人民对敢于同挑衅的日本军队对抗的中国驻军的赞扬，这对一般军人也是一种鼓舞。可是张作霖但求保住个人的名位，能敷衍过去就敷衍过去。这种不抵抗主义思想后来几乎蔓延到所有东北军政界上层，日本顾问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他们总是“献策”给张作霖和杨宇霆，这个“策”就是同日本“和平”相处，同时他们又表示他们是“爱护”张作霖的。
当时日本对满蒙究竟培植、使用那一类走狗，主张上是不一致的，有的力持扶植宗社党，干掉张作霖。一九一六年，上井少将（现役联队长）在沈阳满铁附属地内召集日方有关的军职人员，密商干掉张作霖，町野顾问也应邀出席了。町野是主张扶植张作霖的，据传说——可能是町野自己放出的——町野在当天的会上说：“谁要动张作霖一根毫毛，我头一个不依。”但是不多几天后，张作霖在从南满路沈阳火车站迎接日本贵宾归途上两地被炸。这
无疑是日本人干的，向张作霖示威，或者真的企图把张干掉，扶植清室余孽。可是町野在事前并没有向张告警，事后散布上述那段传说，骗取张作霖对他的信任与亲近。
从此，张作霖真的把町野当成亲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联络朝野各派要人，争取日本把他当作忠实“外藩”，少找他的麻烦，或遇事援之以手。每次，张都给町野交际费三万元。町野回来时，把少数结余缴还。这项费用多系张作霖的五夫人经手，参谋长、秘书长全不知道。
町野连任顾问三期，一共九年，先后花了东北老百姓的血汗六十万元，任满后改任张的私人顾问，并以张的资助竞选上了日本众议院议员，一直到张被炸死后才回国。
据我们了解，町野在日本经常接触的军政界首脑有上原勇作元帅、伊东已代伯爵和财界大老山本条太郎（后来作过满铁总裁）。其中山本为了建成吉会铁路，曾极力运动张作霖，用重金收买张的左右。这个左右，据后来陶尚铭向任满铁总裁松冈洋右询明，不是中国方面的人，大概就是町野这类人，通过町野来怂恿张作霖及其左右答应修建这条铁路。山本听到张作霖被炸身死，曾叹气说：“万事休矣!”
町野和张作霖同岁，善于揣摩张作霖的心理。一九二四年他陪张晋京，住在顺承王府的一个跨院里。有一天他的友人大木来看他，他对大木说：“下一次咱们新华宫见!”意思是说，张作霖准备夺取华北政权了。张作霖的底细，町野摸到的当然都转告他的上司了。
就在大木来看町野不久之前，町野试探张作霖，劝他此后少管关里的事。张作霖反转来问町野：“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意思是人生几何，怎能缩手呢!
菊池连任了两期（六年）顾问，同杨宇霆来往较多，具体活动，我们了解的很少。第二期任满的前一年年初，他预支了一年薪金去欧洲旅行，回日本后到参谋本部任职。他袭有男爵，被选当上了贵族院议员。
本庄、松井、滨面及仪我
菊池离职时，日本参谋本部内定派土肥贤二中佐来接替。町野事先得信，对参谋长秦华说：“土肥作事十分跋扈，把这种人置诸左右，实难放心，请把此意转达张作霖。”张相信町野，就对日方提出异议。日方大不满意，问张究竟要谁。张提出铃木美通中佐。那时，铃木另有任务，日方派现役驻广岛某联队队长本庄繁来接替菊池。
本庄繁长于交际，到沈阳不久就遇上了第一次奉直战争。他同町野“热心”地参与了这次战役，改穿中国粗布军衣，从军粮城到新安镇视察阵地，所有对直军作战计划，多半出自他手。本庄在这期间摸清了奉军的内部情况同人事摩擦，回国后扶摇直上，后来当上了关东军司令，成为“九·一八”侵略东北的主要策动者。
本庄只任一期，期满后由前关东军高级参谋松井七夫大佐接替，他是后来驻南京日军总司令侵华战犯松井石根之弟。在任顾问期间，松井七夫同张作霖的关系处得很好。郭松龄反奉时，张作霖坐不住凌霄殿，松井把张的五夫人和张的一些年幼子女搂到他的满铁附属地家里避难。听说这期间张作霖气急败坏，口头上许给驻奉天满铁公所所长镰田弥助一些权益。松井是否参与其中，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郭事平定后，张作霖赠给松井一笔巨款，松井用以在日本镰仓海滨修了一所大厦。
郭松龄反奉时，日本乘机又向张作霖身边安插坐探。曾任关东军司令白川大将的参谋长，对俄作战计划权威者滨面又助，通过町野来见张作霖，说是在大帅危急时期帮忙来了。张立表欢迎，聘他作私人顾问，逢年过节，赠款酬劳。滨面还作过日本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同白俄将军谢米诺夫来往密切，从此在张作霖身
边又增加了一名顾问。这期间，町野还介绍一个日本人伊达（作过警官）给张作霖保镳，但留沈阳不久，转投张宗昌去了。
上述的松井，同其他顾问一样，有时也替张作霖排除一些对日交涉的困难，取得张的依赖。郭松龄反奉失败，张作霖再度晋关后捉拿李景林。李从天津逃到日船长安丸内，经奉军上船搜查，无所获，日方因而向张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陶尚铭向松井请教怎样应付，松井主张可以置之不理，这事就这样无形结束了。
一九二七年张作霖自封大元帅，把松井聘为大元帅府顾问。在张作霖时期，对日外交感到棘手时，往往就教于日本顾问，顾问在无关宏旨方面出点主意，实际上反倒摸了张的底。
町野期满改充张的私人顾问后，日本派仪我诚也大尉来接替，任期由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仪我毕业于日本陆大，是个肯于钻研的人。他同张作霖很少接触，后来由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团用去了，他的活动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一九二八年张作霖被炸，他就在这列火车上。
日本顾问中的两派
张作霖炸死后，松井七夫继续作顾问。在这以前，土肥原贤二终于被派到奉天来，作了顾问。上述的仪我在皇姑屯炸车事件中幸存一命，据说他爬下车后就到土肥原家里去，大发牢骚，说：“我也给干了。”意思是说，这样的事怎么事前不给他打个招呼。此外，张学良个人还聘用了一个中尉级荒木五郎，作模范学生队队长。荒木改用汉名黄木，自称是张学良的干儿子，同土肥原来往密切。
据传说，当日的日本顾问分成两派；一派是土肥原和荒木，“捧”张学良；一派是松井七夫等人，“捧”杨宇霆。有一天，驻奉天特务机关长贵志中将往见杨宇霆，杨说：“不久将发生一种惊人的雷霆。”贵志把杨的话报告给关东军司令。这个消息被荒木知道了，就同土肥原去见张学良，离间张、杨的关系。张说这是不可信的。荒木就在辞出后给张写了一封长函，详述颠末，并申请辞职。张改派他为私人顾问，支给现款三万元。
张学良对土肥原早就不满，日方没等他任期届满，提前调升他作联队长，遗缺依照张的希望派妹尾实空军大佐接替。妹尾早年同张学良在一面坡熟识，充任顾问后对东北空军的扩展提供了不少意见，同时也把东北空军的底细弄到手。妹尾任期未满，即退职回国，遗缺由今田新太郎中佐接充。
松井七夫任期届满，日方派柴山兼次郎接替。张学良当时同日本有杀父之仇，但又不敢对日方有什么作为，对日本顾问则采取了冷淡态度。日方为了争取恢复张作霖时期的顾问与东北最高当局的密切关系，调走土肥原以后，总是派来善于应酬或情性“温和”的人，柴山便是一个典型。他作事圆到，表面上肯负责任。九一八事变前不久，张学良派他去日本，嘱他多带些钱去，请请少壮军人，打听关于统一中日两国的枪枝口径的事。他又说，日方常怪东北军不买日本军火，要柴山筹划购买一批，够装备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卫队师用的。大概张学良想用这些来缓和他同日本的关系。柴山去日本时路过沈阳，分别去见参谋长荣臻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少将，希望双方约束部下，不要发生武装冲突。从这件事看，关东军准备发动侵略战争，柴山是不知道的。帝国主义使用间谍，除了十分必要，它本身的重要行动是不会事前通知间谍的。传说日本顾问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曾“忠告”东北地方当局，赶快把中日各项悬案解决几项，否则拖下去可能引起更大的麻烦。由于这一传说，因此有人推论，日本顾问对张学良还有半片忠心。实则九一八事变，日本顾问于事前不会晓得，他们“忠告”也只是以“关切”态度，怂恿东北当局对日本屈服罢了。我们且看一下日本顾问的下落。
菊池武夫、本庄繁、土肥原贤二都成了侵华战争中的首恶，仪我作过山海关特务机关长，今田新太郎作过侵略海南岛的日军参谋长，荒木五郎作过日本天津驻屯军情报员。张家父子用中国人民的汗血喂肥了他们，他们转来噬中国人民。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驻华使馆武官永津中佐带翻译来见张学良，说：“奉命，所有东北聘用的日本军事顾问一律解职，请按照合同，每名发给工资三个月作为回国旅费。”并交出本庄繁致张的个人私信，内容是：张在沈阳府内所存贵重物品，已令部下工兵装箱，派宪兵押送到塘沽，请派员点收。张对本庄的信未予理会，也没有派人去塘沽。
至此，张氏父子与日本官方的聘用日本顾问的关系就终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