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高俅：善待苏轼后人，推荐抗金名将刘錡，还不算太坏

靖康元年（1126）五月十四日，高俅病卒于开封。而此前三月，被太学生陈东痛斥为“宣和六贼”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已多被诛杀。和他们相比，高俅的下场还算不错。

这让很多人不爽。

《水浒传》中有四大贼臣，“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

在《水浒传》中，高俅是远超蔡京、童贯的第一奸臣，第一反角，他无恶不作陷害忠良，到最后108条梁山好汉被他陷害得几近死绝。

就是这么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竟落选于“北宋六贼”。当时“四大贼臣”中杨戬已死，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高俅还不能入其列，人们不禁会问：“是太学生陈东和高俅有私，还是高俅实在算不上大奸大恶之人？”

带着疑问查阅资料，愕然发现《宋史》竟然没有为这厮立传，其他的史料中也没有多少介绍高俅的事迹，南宋王明清的笔记小说《挥麈后录》中一则不到四百字的记载，算是宋朝对高俅事迹记录最详细的了。

高俅，开封府人，生年不详。

《水浒传》中说他“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

高俅死后，大臣李若水上了两个论高俅的劄子，其中有“以市井之流，当充胥吏之役，论其人则甚贱也”，可见《水浒传》有关高俅前传的记叙基本属实。

那么高俅给谁当过“小吏”呢？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苏东坡。

南宋王明清的《挥麈后录》说，"高俅者，本东坡先生小吏，草札颇工。东坡自翰苑出师中山，留以予曾文肃，文肃以史令已多辞之，东坡以属王晋卿。"

高俅的发迹，始于给苏轼当小吏，关键在于成为王诜的跟随。

王诜，子晋卿，是宋朝开国大将王全斌之后，北宋有名的大画家。他还是驸马爷，尚宋神宗的二姐蜀国长公主。从辈分上算，他是哲宗和徽宗的姑父。

由于有着对书画古玩的共同雅好，他和当时还是端王的徽宗十分投缘，走得比较近。

《挥麈后录》中记载：一次两人在上朝时相遇，端王向王诜借篦子刀修理鬓角。端王用了几下，很是喜欢。下朝后，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送同一式样的篦子刀。当时端王正和人踢球，高俅技痒，就秀了几脚脚法，他的球技深受端王赞赏，于是被留在了端王府，成了端王的心腹。

后来端王登基，高俅作为从龙之臣，从此飞黄腾达。

那么高俅是否就是凭着几脚踢球的功夫，就获得宋徽宗宠信呢？

除了他对主子忠心耿耿，知情识趣外，最重要的是他在徽宗从藩王入继大统之事立有大功，因此才获得了宋徽宗的信任。

宋徽宗曾把高俅比作是辅助汉文帝、光武帝得成帝业的从龙之臣宋昌和王常，当然他出过什么力（估计是居中联络），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俅的飞黄腾达，并不是仅靠能踢一脚好球那么简单。

宋徽宗登基之后，对助他登位之人，论功行赏，曾布取代章惇为相，王诜提拔为节度观察留后，高俅也获得提拔，步步高升。

高俅虽颇通文墨，“草札颇工”，但终归不是科举正途出身，于是宋徽宗让他改走武官的路子。

《水浒传》中讲高俅只用了半年时间，就升任为殿帅，这实在过于夸张，宋朝的皇帝是没有这权力的。

宋朝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合称“三衙”，掌管军队的统兵权。“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

于是高俅“投笔从戎”，到西北跟随边帅刘仲武，用了四五年时间升客省使，后又从横班使臣进入三衙管军之列。

三衙管军的升迁制度：武将由横班使臣升管军后，一般先从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做起，然后历经步军、马军、殿前司都虞侯，再升任步军、马军、殿前司副都指挥使，有特殊功勋的，才擢升为正使。

考高俅担任三衙管军军衔，最早的文字记载是在大观二年（1108），当时他已任步军副都指挥使。

这个升迁速度已是飞快，他在三四年间，连跳三至四级，可见宋徽宗对他恩宠有加。

他的老上司刘仲武到了大观年间才升为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到政和末年才当上步军副都指挥使。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样一比较，就显出宋徽宗对高俅皇恩浩荡。

三年后，政和元年（1111）四月，高俅升马军副都指挥使，同年八月再升殿前副都指挥使。这样看来，高俅升到殿前副都指挥使就用了十来年的时间。

高俅哪一年升殿前都指挥使，没有文字记载。政和七年（1118）正月，在殿前都指挥使之上，又加官为太尉。

宣和四年（1122），宋徽宗给高俅再次加官进爵，拜他为开府仪同三司，位列使相。高俅以使相之身统领禁军。

在宋徽宗眼里，高太尉“智敏而行完，才宏而量博；弧矢之威天下，妙臻百中之能，诗礼之帅中军，雅著异闻之善。”俨然是个文武双全的儒将。

可笑的是，一年后高俅的父亲去世，高俅本应丁忧，但宋徽宗下旨“夺情”，让他继续统率禁军。至于他能否整肃军队，打仗杀敌，就不在宋徽宗考虑之列了。

自始至终，高俅都是宋徽宗的家臣家将，他的武将生涯因徽宗登位而始，亦由徽宗退位而终。

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的意思是说，舆论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带有一种从众的“惯性”：说某人好，要说得比某人实际做的还要好；说某人坏，则要说得比某人实际做的还要坏。

靖康之难后，宋人就普遍把国土沦亡的首要责任归于以蔡京为首的佞臣，当然高俅败坏军政，导致京师禁军在金军围困时不堪一击，他是难辞其咎的。但靖康之难，首责应该算到徽钦二帝头上。

高俅不过是宋徽宗的家臣家将，他作的恶，弄的权，都是宋徽宗所许所授。他本是苏东坡门下小吏，没有半点带兵治军的本领。这些他的主子都知道，但还是抬举他，用他执掌京师禁军，他不失职，那才是怪事。

北宋中叶以后，宋军能够作战的是西北边塞的西兵，而不是在京城享福的东兵。宋廷对京师禁军的要求，不是看他们的战斗力多强，而是要绝对忠诚。同样对殿帅的选拔，也主要是看可靠程度。

像高俅这样掌管三衙的庸将，在北宋并不少见。如果高俅早死几年，他的恶行，可能会被掩盖过去，偏偏是在金兵围城，国将不保的时候身死，虽逃过了刑责，但没逃过清议。

和“北宋六贼”相比，高俅还是算安分的。他既未像蔡京那样公然陷害忠良，也未像王黼、童贯贪功，联金灭辽，玩火自焚，也未像朱勔、李彦搅得民变四起。

高俅当权时，低调做人，尽量不招人忌。他也没有拉帮结派，并没和蔡京或童贯狼狈为奸。

他虽握有兵权，但没挟军乱政，也没纵兵害民，他的“恶”，更多的是贪腐的“恶”、平庸的“恶”，还未到十恶不赦的地步。

《水浒传》说他“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其实也不尽然，最起码他还能“知恩图报”。他对苏轼的后代一直很照顾，刘仲武的儿子南宋抗金名将刘锜就是他举荐给宋徽宗的。

他和梁山好汉也扯不上一点关系，宋江这样的“小毛贼”，还惊动不了高太尉，宋江这伙人是被一个叫张叔夜的知府剿灭的。

高俅在史籍中留下的事迹，其实很有限，但却让小说家添油加醋，成了《水浒传》中第一反派。

高俅死后，在以李若水为首的大臣的压力下，宋钦宗削夺了他的所有官爵，高氏一门的家财被充公。

靖康二年，金兵押送宋宗室大臣家属去北方，高俅一家也在押送之列，他的四个儿子有三个惨死在异域，只有高尧明逃出虎口。

宋高宗对高俅没太多恶感，高尧明在南宋朝廷还当过多年知县。到了高家的第三代，已是穷困潦倒，据岳飞的孙子岳珂记载，他们将宋徽宗赐给高俅的书帖，辗转卖给岳珂，赖以活命。此后，再无高俅后代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