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建国之初名将云集，每一位将领都曾立下显赫军功，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实施军衔制时，评定小组尽力保持审核工作的公平性，但仍然避免不了发生“鸣不平”的事情，彭老总就曾义愤填膺地为解方将军争取：“他如果是少将，那我顶多是个中将”。

解方1908年出生在吉林省四平乡，父亲是当地的地主，虽然时值战火纷飞的年代，但对解方来说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殷实的家境为他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知识能开阔视野，同时也能激发起爱国思想，少年时他立下了学医报国的志向，想救治那些在战场上光荣负伤的将士，然而他的志向却在张学良的提点下发生了改变。

张学良发现解方是个难得的有志青年，便向他提出“大医医国”的理念，面对日军对东北虎视眈眈的现状，解方瞬间明白其中的道理，从此开启了他的军旅生涯，成为张学良麾下的参谋。不久，他远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30年学成回国，继续在东北军任职，先后担任副旅长、师参谋长等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由选择不抵抗政策，此举让一心报国的解方深感失望，只是他势单力孤，无法改变现状，只能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压抑在心底。这一年他时任天津保安司令，从手下那里得知日本特务蓄意制造混乱，企图通过此事借机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解方听后怒不可遏：“这是要把天津变成第二个‘九·一八’吗？”

当天下午，他调集三个营的兵力抓捕带头闹事的日本特务，之后他警告日本大使：“日方必须严格约束在津人员的行为，如有违反，一切后果将由日方承担！”解方以雷霆手段捍卫了天津的安宁，彰显着他的一颗赤诚爱国之心，《大公报》曾发表短评称赞他“秉公执法，不畏强权”，然而他赢了民心、却得罪了日本人，日方以解方“破坏中日友好”为由向蒋介石讨“公道”。

当时蒋介石无心抗日，怕得罪日本人便解除了解方的职务，这件事让他彻底对国民党失望，就在他彷徨之时，他被共产党积极抗战的爱国思想所感动，更钦佩共产党人身上展现出来的革命精神，而他不知道的是，我党早就注意到解方在天津时的表现。1935年，解方得知周总理在西安商谈国共两党合作之事，他千里迢迢来到西安见周总理。

这次见面让解方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之后他开始秘密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1936年他正式加入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当张学良与杨虎城秘密会晤时，他及时向我党传递出重要消息，为我党的统战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当他奉命“围剿”陕北红军时，他不仅暗中为红军提供军事物资，还送出大量的军事情报，多次让陕北红军在困境中转危为安。

解方的一系列表现引起反动派的注意，我党发现他已经暴露后急忙通知他迅速撤离，1941年，解方结束了五年的潜伏工作来到延安。由于解方经历过正规、专业的军事训练，并且常年从事潜伏工作拥有丰富的情报工作经验，因此组织上安排他为年轻干部讲解战术理论和敌情研究课程，他为前线和敌后培养出大量的军事、情报人才，其中军级将领就有十几位之多。

建国后解方参加了海南岛战役、抗美援朝战争，均表现出非凡的战绩，就连彭老总都夸赞他拥有不错的战略眼光。解方不仅军事方面出色，口才也十分了得，1953年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关键阶段时，美方提出很多无理要求，甚至威胁要中断谈判，而解方毫不退让，他淡然地告诉美方代表：“战场上的结果已经证明，谁更需要这场谈判！”在他的坚持下美方最终妥协，彭老总再次夸赞解方是个“好外交家”，“懂得用智慧谈判”。

解方的才能给彭老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得知解方仅被评为少将时特意去找毛主席说明情况，毛主席听后耐心地解释：“解方同志的功劳大家都清楚，但是军衔不仅要看功劳，还要考虑革命资历。”当时为了保证军衔的公平、公正性，制定出严格的评审规则，解方其他方面均可圈可点，只是入党时间较晚，革命资历略显不足，这才被授予少将军衔，但在少将之中他位列榜首，这也是对他功劳的别样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