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出轨，丈夫该怎么做？

这是一个很俗套的三角恋爱的选择题，通常情况下，当这种可能出现的时候，立刻会出现刀光剑影，爱恨情仇。

中国民间爱情观念里，认为夺妻之仇，不共戴天。

然而，这是否是对爱情的真正理解？

可能不是。

爱情是人类的上层建筑，是一种基于人类的生物性之上的精神楼阁。

因此，爱情更多的是一种人类精神取向的约定俗成的产物，是能够最纯粹的体现人类的精神融洽性的共同规范。

一句话，爱情的目的是应该让人感到舒服，感到慰藉，利于人类的延续性。

在这样的人类价值体系里，注定有一种价值观对爱情的加盟，那就是爱情的定义里会融入一种牺牲精神，为爱而牺牲自我，才是一种真正的大爱。

生物学意义上的爱的独占性，会升化成人类的爱的奉献与牺牲，只要能够让爱的对方幸福，宁愿牺牲自我的爱。

这样，回到妻子出轨这个前提，丈夫发现之后，虽然精神上受到刺激，但是，却选择成全妻子的爱，让妻子寻找她的幸福之路，即使自己再也没有妻子的爱情伴随，但是，他所做的一切，却体现了真正的爱情的真谛与要义。

这样的选择，出现在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著的长篇小说《怎么办？》中，而这样的对爱情的深刻的阐发，在日后的文学作品里，并不多见。

本质上，这是一个“让妻”的主题。如果能够找到中国历史上的真实事例，我们可以在瞿秋白与妻子的爱情故事里，看到这种“让妻”的爱情选择实践。

《怎么办？》写于1862年，在这样的年代里，能够把爱情表述达到如此脱离世俗常见的高度，且能够在我们今天获得遵奉的可能，确实不得不让人对这部小说涌上崇高的敬意。

《怎么办？》虽然是一部带有隐讳的革命色彩的小说，但是小说里的爱情抒写，同样是这部小说的标新立异之处。

下面，我们来看看，小说里是怎样为丈夫的“让妻”行为寻找理由的。

《怎么办？》里，描写薇拉出生在一个小官吏的家庭里，母亲一心想攀高枝，意图把她嫁给一个花花公子，薇拉讨厌家庭为她设定的命运安排，一心想远走高飞，这时家里弟弟的家庭教师罗普霍夫为她开启了一个敞开面向浩大世界的窗户，两个人心心相印，借着爱情的纽带，薇拉脱离了家庭的束缚，享有了自由的爱情。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薇拉的爱情并没有止于初恋，她结婚后，出轨了救她出了苦海的丈夫的朋友，那么，她的这个精神出轨，在她的丈夫那里会获得怎样的回应？

《怎么办？》为此逐层揭开这种独特的以牺牲为内质的崇高爱情的朱撼动人心的流程。

小说里对薇拉的母亲的小市民心态，作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她对女儿的一举一动，都暗中监视，但是毕竟她的识力有限，女儿在她的眼皮底下公然与家庭老师商量着出逃的计划，但母亲却一无所知。

对于母亲的这种自私自利、把女儿的幸福待价而沽的行为，小说却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母亲的这种态度，也促进了女儿的精神的觉醒与寻找自我的执着前行。

小说里的薇拉母亲在女儿走出家庭、自由结婚之后，这样为自己当初的自私态度寻找解脱理由：“你尽想着善人善事，可是我要不恶毒，你连什么叫善人善事也不知道。”

“如果我不这样，你也不会有今天。你好是因为我坏的原故；你善良是因为我恶毒的原故。”

薇拉的母亲很有自知之明，但不能说她说的没有道理。正是她的拦阻，她的坏，才让女儿走向了新天地，坏事也就变成了好事。而母亲也深谙自己的恶人行为，促成了女儿有了一个善终的结局，紧接着她也毫不讳言，这是因为她看到女儿结婚变得对自己有利了，所以她的立场也就发生了变化。

这也是小说里对善与恶的转化的一个通透的说明。小说里的家庭教师罗普霍夫对此有着更高的深刻感知：“恶人是各色各样的：有的要世界上的事情变坏，有的虽然也是恶人，却要它变好：变好对他们有利。”

此说非常有道理：坏人也做好事，是因为好事，也有利于自己。

面对恶，该如何处置？罗普霍夫指出：“等善人强大起来的时候，我就不需要恶人了。”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坏促进了善，所谓祸兮伏所依，好事多磨也是这个道理。而对于恶，关键是要自己强大起来。这不可谓不是一条颠扑不破的人生信条。

因此，母亲的阻挠，从客观上却导致了爱情的萌生。我们注意一下，上世纪初很多参加革命的青年人，都是出于逃离家庭的原因，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在他们的背后，霉变的封建黑手却变相地促成了他们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恶推进了他们的命运走上了向善的通衢。

罗普霍夫将薇拉从旧家庭中带了出来，但是这也意味着，他居于一个高高在上的地位，是她的救命恩人与导航者，这对于爱情中的双方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这意味着打破了爱情双方的立足于“平等”的信条。

如果爱情的双方，不再拥有平等，那么，这样的爱情的纯粹性，注定要受到威胁与质疑。

为此罗普霍夫有着深刻的认识：“该让每个人竭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依赖任何人，无论她怎样爱这个人，怎样相信他。”

罗普霍夫意识到他与薇拉之间出现的不平等：“下面的事实也大大助长了我的错误：我们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她把我看得太高，当时我们中间还没有平等；她那方面对我太尊敬了。”

这种不平等，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自己要迁就她，而实际上，这也是违背自己的心愿的。罗普霍夫对这种爱情中的不平等的微妙关系，更是作了深入的反省：“我热烈地爱她，我可以破坏自己的性格去更好地迁就她；这将给我带来快乐，不过我的生活到底要受些束缚。……我迎合她就感到烦闷。”

中国人喜欢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对于情感方面的隐秘感触，外人是难以理解的，何况这中间还牵涉到床笫之事，这必然使得情感中的男女双方的恩怨离合变得扑朔迷离，而《怎么办？》却立足于纯粹的精神层面，细微地捕捉了爱情中的“个性维度”这一决定性的因素，而完全无视低廉的欲望界面上的匹合关系，不说不说是将爱情置于一种高维度上进行了剖析与定性。

因为爱情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靠人类的发明来完成的，所以，《怎么办？》里的这种对爱情的定论，也是作者的创造与发明。但是这样的解释，足可以支撑起《怎么办？》里男女人物的分合无常的迷津与答案。

虽然在生活中，《怎么办？》里提出的形而上学体系里的这套爱情理论，并不具有人类的生理实证提供立论支持，但毕竟在小说体系里，这套理论建构完成了它的崇高精神的人物设定，完全切合爱情这一人工创造的文化产物的内在需求。

像《怎么办？》里的这种对于爱情的论定，在中国小说里有没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在《废都》、《白鹿原》里能不能找到这种类似的爱情阐述？恐怕要大失所望，因为中国人的文化传统里，从来没有从精神层面上考虑过爱情的立论基础。《红楼梦》里的爱情，一直被作者置于“淫”的范畴，还没有上升到精神的层面，也就决定了中国式的最高典范的爱情作品注定不会从纯粹的精神的维度上去考量人性的高昂与崇高的一面。

这一点，的确是《怎么办？》这样的作品直到今日都会给人以振聋发聩之感的原因。

罗普霍夫深刻地感知到自己与薇拉之间的不平等，造成了他与她的爱情之间的障碍，那么，该怎么办？

当罗普霍夫得知薇拉爱上自己的朋友的时候，他果断地决定牺牲自我，放弃她。他的心理历程如下：“现在我相信她会幸福，对于她的命运也放了心。这是莫大的喜悦的源泉。……所以对于我来说，离异便是自由。”

这种牺牲是不是说明自己的伟大？

罗普霍夫否定了这一切，他说他成全妻子的爱情，不是因为自己的高尚，而是帮助自己释去内心的烦闷：“我并不假惺惺地否认自己的美德，我不否认我的动机之一是希望她好。但这仅仅是第二个动机，——就算它是个很重要的动机吧，它的重要性毕竟远不及第一个动机、主要的动机——希望解除烦闷：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也就是说，放弃妻子，看似利他，实则是为了自己。

为此，罗普霍夫总结道：“由此可见，我决定不妨碍她的幸福，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的行为也有高尚的一面，但这行为的原动力却是我自己天性中的利己欲。”

因为通过帮助妻子幸福，自己也获得了快乐，所以，这形成了一种“利己主义”的特别解释。

这种“利己主义”实际上属于一种谦逊之词，但也为理想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说得过去的、迎合人类的自私原欲的解释口吻，任何崇高的后面，都可以用一种利己主义来辩解，但是，这种利己主义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自私自利的外延内涵。我们只能说这种“利己主义”更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理论的一种体现社会协作精神的另行推演。

《怎么办？》这样的透着现代价值观气息的十九世纪的小说，与《悲惨世界》、《幻灭》这类对人心与人性鞭辟入里的文学作品，可以说规范了日后的文学的品位基调与价值基座，当我们溯源接触到这些十九世纪的优秀作品的时候，我们既有熟悉的似曾相识，又有历久弥新的新鲜味道。

所以，直到梁晓声的《人世间》里，秉昆当面临着如何面对郑娟的爱情的时候，脑海里依然闪回着罗普霍夫与薇拉的爱情思考，并且把自己与郑娟想象成两个俄罗斯男女的现实身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怎么办？》里的爱情设置依然不失其应有的与时俱进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