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湟地区，从地理划分来看，主要指黄河上游及其重要支流湟水的流经区域。从行政划分上来看，其大部分位于今青海省东部，也包含了甘肃省的临夏回族自治州。

河湟地区西倚青藏高原，向东则延向黄土高原，介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间，自古以来就是连接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的重要通道。

蒙元时期，河湟地区成为陇右回回的主要聚居地，逐渐形成了以河州为中心的河湟伊斯兰走廊地带。

回族、东乡族、保安族及撒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这里发展出较为发达的商业文化，伊斯兰教在整个河湟地区拥有极大的宗教影响力。

清王朝统治时期，河湟地区的伊斯兰文化进一步发展，穆斯林群体的人口也逐渐增多。

到了清朝中后期，西北地区众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民众掀起了多次反抗清朝统治的运动。

涉及河湟地区的主要有三次：

清乾隆年间，以苏四十三为领导核心的甘肃撒拉族、回族反清事变是清代河湟地区第一次大规模的回变；

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事变也波及到了河湟地区；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甘肃河湟地区再度爆发当地回族、撒拉族的反清事变，即近代西北史上所称的“河湟事变”。

河湟事变爆发的原因

河湟事变的导火索源自伊斯兰教内部的门宦之争。

陕甘回民事变结束后，马占鳌利用清廷新贵的政治特权，开始积极扩展花寺门宦的势力。

马占鳌与当时和他一起向清廷“就抚”的花寺门宦“三房头”系的马永瑞，共同谋求掌控该门宦的教权。

随着“四房头”系的重要人物马桂源、马本源兄弟被清廷所杀，马永瑞的扩权企图引发了花寺门宦内部的分裂和争端。

光绪十二年（1886年）马占鳌去世后，花寺门宦的内部争斗更趋激烈。

“三房头”马永瑞之子马如彪自麦加朝觐返国后，企图对花寺门宦进行宗教改革，立刻就遭到“四房头”马永琳的强烈反对。

马如彪宣扬“念回经，摇朵罗，敞开头巾，讽经跳舞，勒令年轻回民留鬓角之发、耳旁之须，禁妇女缠足。”这严重损害老教理念。

同时这马如彪的行为，在老一辈教派领袖看来，就是一场谋求自身权力的分裂行为。

自此，花寺门宦分裂为马如彪的“新教”和马永琳的“老教”，两派之间争执不断，甚至多次发生械斗。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在光绪十九年，双方在进行穆斯林的礼拜时，因为头巾（达斯塔尔)的缠法再次发生争端。

老教借此不断扩大事态，表达对于新教的打压，同时一些老教头目趁机带领教众抢烧新派财物，于是双方发生械斗，死亡数十人。

清廷的矛盾激化

其实清朝政府的地方官员未能妥善处理新老两派的争端，错误的处置方式反而激化了矛盾，成为导致河湟事变的爆发的有力推动。

慕寿祺在《甘宁青史略》中直言不讳的表示，就是陕甘总督杨昌浚未能正确处理两派之争，他对河湟事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伊斯兰教的本来就具有强大号召力，伊斯兰教门宦制度具有组织严密的特点。

虽然表面上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组织，但各地穆斯林民众以清真寺为中心，自发聚集在一起。

事变爆发后，短短两三个月间响应的教民不计其数，这得益于伊斯兰教本身的组织力和号召力。

然后清军的疏于防备和战斗力低下，清军未能在第一时间镇压回民军，这为事变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

最后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清朝中后期，统治日益腐败，统治阶级的奢靡享乐导致国库空虚。

甲午战败后，面对高额战争赔款，清政府无力偿还，只能加重对下层百姓的剥削。

生活在河湟地区的回族、撒拉族民众生活困苦，与其被剥削致死，不如放手一搏的观念深入人心，底层百姓容易受到煽动。

此外，河湟地区穆斯林民众对清朝政府的民族歧视政策一直心存不满。

乾隆年间，伊斯兰教哲合林耶派领袖苏四十三曾领导循化地区的穆斯林民众发动反清事变；

时隔三年，另一位回民领袖田五又领导了石峰堡事变。

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事变同样波及河湟地区。

因此，河湟地区穆斯林民众具有反清斗争的历史传统。

所以河湟事变的爆发不仅是门宦内部争端的直接结果，也是伊斯兰教强大的组织力和号召力、清军的防备不足和战斗力低下、以及清朝政府的腐败统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事变爆发，清军大败

光绪十九年（1893年），循化地区的伊斯兰教新旧两派之争愈演愈烈，械斗事件频繁。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时任陕甘总督的杨昌浚派西宁道道台陈嘉绩前往循化查办新教与老教争斗事宜。

然而，陈嘉绩未能妥善处理，反而加剧了局势。

他下令关闭城门，将“撒回”十人抓捕斩首示众，引发穆斯林民众强烈不满，群情激奋，最终导致“回遂叛”。

“于是月初八日起连日围攻循城。官匪彼此战争，互有伤亡，惟匪近万人，官兵不过二千余名。贼恐未易平也。”

河湟事变爆发后，杨昌浚急忙调兵遣将，希望控制事变范围，但清军内部腐败严重，战斗力低下，未能有效镇压回民军。

三月十五日，循化地区的穆斯林民众渡过黄河，袭击驻扎在甘都堂（今青海省化隆回族自治县境内）的王振德部。

清军防备不周，溃败惨重。

五月十七日，河州花寺门宦老教首领马永琳放火烧毁拱北门牌，反诬是汉民所为，率领穆斯林民众围攻河州城，整个河湟地区迅速陷入战火。

面对回民军越来越大的声势，清军束手无策，屡战屡败。

固原提督雷正官进驻河州后“困守危城”，河州城内“薪色罄尽，疲病交加，岌岌然朝不保夕”。

甘肃提督李培荣驰援西宁却久困平戎，无法前进。

西宁镇总兵邓增也受阻戈什滩，进退维谷。

河州镇总兵汤彦和带兵三百余名进援循化，被阻杉木庄，八营之众全军覆没。

凉州镇总兵刘璞在窑街一战中损失惨重，新疆统领苏贵兴败于巴燕戎格，大通营游击王有德因酒醉失城。

西宁地区也传来回民反叛的消息，韩文秀、马成林率领穆斯林民众犯邓增营，虽然被击退，但回民军攻势不断。

三川回子与郡城东关的回民联手攻城，放火焚烧庙宇。

面对如此局势，清朝政府认为杨昌浚等人负有主要责任，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十六日下令，将杨昌浚、雷正官、李培荣开缺回籍。

董福祥率军平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朝政府调遣董福祥率军入甘平叛。

董福祥先是依照左宗棠进剿甘肃回民军的路线，搭造浮桥，抢渡洮河，分两路进兵太子寺，大败回民军。

董福祥的战术灵活，调度有方，短短二十日内连续获胜。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月，董福祥与马安良（马占鳌之子）会师于河州城下。

此时，回民军大部分已撤往西宁，剩下的回民军势微，无法抵抗董福祥的清军。董福祥轻而易举占领河州城，并斩首马永琳父子和周世祥示众。

“于本月初十日令各军严阵擒其父子并周世祥至营，索其伪印，坚不承招，传河州知州查之屏同讯，适兰州道黄云因事来河，约同研，该逆供，聚众作乱围攻城池堡寨杀掠河狄人民不讳，伏查该犯父子等，世受国恩，不思力报效，表率乡闾，辄敢甘心叛乱，蹂躏地方，是属罪大恶极，虽皆有职衔而奏革不及，或虞缓则生变，当即正法，百姓争践其尸，实足以伸天讨而快人心，此由仰仗皇上威权，故首从各逆皆渐次就擒，不至久稽显。”

董福祥占据河州城后，认为河州局势已定，奏报清廷，派部将何得彪、张明鑫等先行开往西宁，自己则率部赶赴西宁。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何德彪进剿南川，明张鑫进剿北川，加上魏光涛率军三十营西来，西宁地区的战事再次爆发。

董福祥入甘后，凭借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部署，迅速扭转了战局。其进攻节奏迅猛，战术灵活多变，使回民军陷入被动。

随着清军逐步占据上风，回民军逐渐被分化瓦解，河湟事变的势头被有效遏制。

董福祥的胜利不仅平息了河湟事变，也彰显了清朝政府在处理地方叛乱中的军事实力，暂时稳固了西北地区的统治。

清廷的谕旨中对董福祥也尽是夸赞之言，“该提督渡洮仅二十日，叠获大胜，杀贼数千，势成破竹，实属谋勇兼裕，调度有方”

然而，河湟事变也暴露了清政府在治理西北地区时存在的诸多问题，包括地方官员的腐败无能、军队战斗力低下、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失误等。

这些问题在之后的历史发展中，依然影响着西北地区的政治与社会局势。

河湟事变虽然在短期内被镇压，但其深远影响不容忽视，为后来的地方治理和民族关系提供了诸多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