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大脑对于外部信息刺激的差异性，詹斯·拉德和金尼亚·派克将人脑的运作机制进一步分为“系统性认知机制”和“启发性认知机制”。
前者强调“对信息的争议性做出整体性的追问、分析与回应”;而后者则倾向于“借助某些便捷的决策法则来构建自身的行为态度”。
面对文字/语言和以图像为基础的视觉呈现，大脑选择的认知机制迥异，前者更偏向于“系统性认知机制”的调运，而面对生动、直观的图像，大脑由于其认知惰性会选择“启发性认知机制”。
这一捷径，这意味着人们在图像认知过程中更为感性，易于服从于快感和震惊的视觉消费原则，并沿着修辞者所设计的认知管道解读可能已经置入主流神话的图像文本，接受其传达的特定观点和意图。
图像认知的“启发性认知机制”电影本质上是基于图像的影像叙事，尽管声音和文字也共同参与着其意义的表达视觉要素在其中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这种“启发性认知机制”在激发受众情感和私人记忆并以艺术化的手法传递特定价值观点方面作用更为突出。
文化、价值和身份认同的意义链然而我们又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始于情感性心理接受行为，并未经过系统性思索它所实现的说服仅仅是随机、短暂而不稳定的，若要实现长期而稳定的认同建构，修辞者必须借助修辞手段实现影像与理性框架以及社会文化中特定话语建立关联，使得图像表征承载更深层次的价值信仰。
正如希尔所说:“视觉修辞首先预设的任务是，以一种图示的方式完成图像符号与某种价值信仰之间的深层勾连关系。”
而生态影片力图实现的则是通过“绿色镜像”去再现自然与环境问题，并试图借此重构人对自然本身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并赋予参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公共讨论和社会行动以至高无上的价值，而公众在参与过程中则可能获得“生态主义者”、“生态保护者”和“地球公民”等身份认同感。
而这有赖于一系列特定话语相关的意指概念的运用，即建构起特定话语的相关术语、概念，它们构成了这种话语的基石，也是其作用得以实现的符号载体。
正如迈克尔迈克吉在《“意指概念”:行走于修辞与意识形态之间》所论述的“当某一符号概念进入特定的话语表征体系中时，意指概念便产生了。意指概念是最基本的被建构的事物，是意识形态大厦构建的砖瓦泥沙。”
而正是诸如“PM2.5”“雾霾”“平”“安”“进”“境”“色费”“地球极限”“可持续性”等意指概念的生产与流通，环境相关的议题才有了借以表达的符号载体和语义场所，而其具体的表现则愈发趋于视觉化，依赖于图像表征直观再现相对抽象的概念，并使其典型化，进而成为社会记忆中一种易于被激活和征用的意象。
生态影片常常借助“融化的巨型冰川”“无家可归的北极熊”、“恐怖的气象灾难”“急剧上升的海平面”与“被淹没的岛”等有强烈视觉冲击力或很高辨识度的画面来表征“全球气候变暖”这一议题。
用“热带雨林中不断倒下的巨树”“满是砍断主干的木桩的荒野”“无家可归的丛林野生动物”“灭绝的珍稀物种”等影像去表现“森林退化”和“物种灭绝”等环境议题。
用“化工厂废弃排放的巨大烟和乌烟”“挤满汽车的城市街道”、“带着口罩的人群”“笼罩在灰色阴霾之中的建筑丛林等画面表现城市中突出的“雾鑫灾害”，用“漂满垃圾的污水沟”“触目惊心的工业污水排放场景”以及“满是海洋动物尸体和石油污染的海洋”等景象来表现“淡水和海洋污染”问题。
此外还用“排放黑烟的垃圾焚烧厂”“布满垃圾的垃圾填埋地”和“漂浮着垃圾的海洋”来表现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对环境造成的困扰......
这些典型的画面虽然仅仅代表了环境问题的某一侧面，并不能全方位和深度地呈现问题或解决问题，但却使得问题具体和形象化，使之成为可视、可感、可思考的对象，让富有争议的问题成为公众可以理解和探讨的直观意象和共同记忆。
这也为某种环境相关的价值观点和行动倡导的传播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媒介，让影片的劝服不仅仅停留于感性层面，而是在与更深层价值理念的勾连中实现一种更长久和稳定的认同建构。
“劝服性”话语征用与环保行动动员这些典型影像的制造和反复引用本质上是一种结合实践，通过制造代表性的环境术语或通过视觉修辞实现特定话语框架的选择与争夺来使某些不为人关注的环境议题进入公众认知并借助话语力量使修辞者欲传播的特定理念获得合法性基础。
例如，PM25、PM1“碳放”和“生态足迹等术语的发明和普及本身是环境科学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它们借助科学的话语建构起空气污染或气候变化议题在公共空间的重要性，使得一些本不在公众感知和理解范围的议题有了科学量化指标的支持。
也使得这些议题的探讨有了具体的对象和符号载体，而在此基础之上的环保行动动员也变得有据可依此外接合实践伴随着话语框架的运用和意义争夺，这种关联强化了其修辞实践的说服效果，使得图像经由“启发性认知机制”路径完成的有限的瞬时说服跃升到更高层面。
约翰德莱泽克曾将环境传话语概括为九种类型，包括生存主义环境话语、普罗米修斯主义环境话语、行政理性主义环境话语、民主实用主义环境话语、经济理性主义环境话语、可持续环境话语、生态现代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激进主义环境话语、绿色政治环境话语。
而影像文本对于这些话语的征用让感性的图像消费成为一种具有理念支撑的理性说服。
例如许多科幻影片通过想象未来人类面临的灾难图景来警示人们对特定环境问题的关注，如《未来水世界》《2012》《后》《阿凡达》《星际穿越》等影片无一不是在征用生存主义的环境话语，它们借影像所叙述的故事要传达的讯息。
即，若人类仍对当前的环境问题无动于衷，那这一种族所赖以生存的世界将面临巨大的灾难，而人类也将自身难保。
此外也有许多影像是在讲述环境危机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阐释生态与全球不平等的经济政治秩序、种族、社会阶层、性别权力关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因此将影像与环境正义主义、生态女性主义、绿色生态马克思主义等伴随绿色激进主义话语而产生的诸多新的话语。
正如在一段TED演讲中前爱尔兰总统玛丽罗宾逊所批判的那样，当富有的国家可以与上升的海洋、死亡的农场做斗争时，世界上的穷人们却因为致命的风暴饥饿与土地丧失而命悬一线，他们的人权正受到威胁。
她所提及的气候正义其实同样隶属于环境正义的一部分。
事实上，生态影片中发展中国家由于跨国公司开设的工厂而污染的河流、忍受着气候变化造成饥荒的非洲难民以及承受着环境污染后果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影像让我们直接联想到“环境正义”以及其背后所体现的一系列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在这里影像直接参与了社会争议性议题的建构，借助视觉修辞与特定环境话语勾连以实现环保理念的劝服与环保行动的动员。
而在新社会运动背景下，修辞实践是环境运动争夺象征权力的重要手段，视觉修辞作为影像参与公共空间话语争夺所使用的劝服工具，借助多元化的视觉修辞手段，建构起影像话语并使之得以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