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是臧克家的名诗，这句话是郑洞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1924年5月5日，在广州黄埔军校练兵场上，470名黄埔一期热血青年一个个身着苏式黄卡其军装，等待着晨操点名。
因为第一次新生们难免激动和亢奋，突然之间一声黄鳖的呼唤，竟然有两位学生应声而出，一个矮胖，一个高瘦，一个圆脸，洋溢着微笑，一个脸上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惶然。
在这两位青年中有一个是真黄鳖，一个是假黄鳖。真黄鳖日后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假黄鳖则是抗日名将郑洞国。
三年前郑洞国就有过一次投笔从戎的经历，但因失之交臂，此次报考黄埔军校又过了报考日期，郑洞国又急又闹，作为同乡同窗与亲友的王尔琢自然是心急如焚，可是无力相援。
当时在场的还有另外两位同乡，一位是贺生洋，是郑洞国的同学，另一位是黄鳖也算郑洞国的大同乡。眼见郑洞国急的像这个锅上的蚂蚁一样，黄鳖不慌不忙献上一计，原来黄鳖早在来广州之前，就担心一次报考不上，先后报了两次名，不料第一次他便榜上有名，所以留下了一个空位，他建议郑洞国顶替他的名字去报考。
郑洞国的内心有些失落，因为冒名顶替的举动与他一贯的人生信条相悖，但如果不这样做，只能等第二期招生。
沉吟片刻，郑洞国下定决心以黄鳖之名报考黄埔军校，这才出现了文中开头戏剧性的一幕。
但是冒名顶替终究是不太光彩，郑洞国鼓起勇气向队长报告了自己冒名顶替的真情，后来校方理解他冒名顶替之举并未追究，而是把他的名字改了过来，于是在黄埔一期点名册上出现了郑洞国的名字，以后这个名字也出现在东征北伐作战序列间，出现在抗日战争史册上，出现在新中国参政议政的篇章里，出现在致力于海甲两岸统一的伟业中。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战的国军将领之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是以77事变为序列，但郑洞国的抗日历程却是从1933年古北口之战就开始了。
古北口是长城在密云县境内的一个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关口，不仅是平津之门户，更是河北之屏障，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
当时担任第17军第二师四旅旅长的郑洞国率部最先赶往前线。日军出动5000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疯狂扑向阵地。郑洞国的兵力不足两千而且日夜急行军几乎到了疲劳的极限，面对数量高过自己几倍的强敌，他们只能拼死一战。
身为旅长的郑洞国清醒的知道已经到了生死关头，于是他亲自上火箭督阵，有不怕死的长官，自然有不怕死的士兵，上下将领凭一腔热血，经过一天的奋战，终于顶住了人数高于自己数倍，火力优于自己的列强，守住了阵地，赢得了后续部队增援的宝贵时间。
在郑洞国的抗战历史中，他曾经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因此被人们称之为福将。
在台儿庄外围激战中，一块银元救下了郑洞国的性命，1938年春天，淮海大地残雪未尽，当时已经升任二师师长的郑洞国奉命攻打峰城，激战中由于身边一位参谋长的望远镜在阳光下反光，立刻招致日军炮火猛击，一发炮弹呼啸而来就近炸开，郑洞国猝然无防只觉得左胸被重重一击，几乎跌倒，幸亏两名士兵及时将他扑倒以身掩护方才未让纷飞的弹片击中。
当时郑洞国左胸衣带上紧紧划破了一个口，除衣袋内的一块银元被击穿之外，他毫发无损，没想到偶然放进衣服口袋内的人员竟然救了他的命。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以及其外围血战15天，歼灭1万多狄仁，写下了抗战历史上“台儿庄大捷”的辉煌篇章。
1943年4月，蒋介石急召郑洞国委任他为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他临危受命飞往印度远征军征服异地命运多舛，既受制于美军指挥官，又与驻缅英军多有龃龉，然而郑洞国顾全大局，他与孙立人将军心心相印，在胡康河谷的战场上打出了驻印军的威风，让傲慢的美军指挥官史迪威将军重新认识了中国将军。
抗战结束之后，国内打起了内战，郑洞国被迫卷入中国内战的漩涡中，在屡战屡败的东北战场上，担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长春城防司令长官的郑洞国终于选择站到了人民的阵线上，1949年历经炼狱般的心路历程之后，郑洞国的心终于被融化了，他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参事，之后又被委任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郑洞国和杜聿明等人又在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起来，这对老战友在1978年第五届全国政协大会上都被评选为全国政协常委，然而在召开亚运会期间，这位88岁的老人终究难抵衰老与病魔的入侵，脑血栓以心脏病病发被迫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与死神做着最后的斗争。
他预感自己时日不多，拉着手在病榻前亲人的手说：我曾经是一名将军，我对生死已经看得很淡了，你们要好好生活，千万不要为我难过，我现在对国事和家事均无遗憾，只可惜没能看到祖国统一，一旦国家实现了统一，国民革命就彻底成功了。
这些话成为了震动国的临终遗言，1991年1月27日，这位经历了数场战争的名将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
2月26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与之同时在海峡的另一边也举行着郑洞国的追悼仪式，数百名黄埔系将领中，他是两个同时被两岸追到的将领中的一位。
有些人死了，他仍然还活着，在无数人心中郑洞国从未远去，他这一生堪称一个大写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