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楚舟

2024年4月底，一种被称作"县城文学摄影"的写真风格在网络走红。画面的主角通常是表情迷惘的少女，背景是20世纪90年代风格的建筑，配乐多半选用《一程山路》里那句"走不出，看不破"，再搭配上充满无奈、忧伤情绪的文案。随后，"县城文学"冲上热搜，相关视频累计播放量数以亿计。几首县城主题的歌曲也大热，《工厂》《县城》里"我没有热爱这里，我只是出生在这个地方"和"没有县城，万万不能"互相注解，"小镇青年"唱到了舞台中央。

"县城"被提炼成一套可复制的视听语言符号，一种简单且易传播的表达模板，一台动力强劲的情绪发生器，唯独不用是一个真实具体的地点。在巨大的舆论热度中，县城被看见了，也被架空了。不同的人想要谈论的是县城的不同方面。唯一的共性，是我们都被县城吸引，不由自主地参与到对县城的观看、消费和二次创作中。

县城为何突然变得如此富有情感号召力？为何它能同时回应如此多种不同的情绪需求？当我们开始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县城的定义。有多少人生活在县域？对中国人来说，县城经验有多普遍？

"县"可以指县、县级行政单位、县城、县域。根据《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中国内地有1866个县，这些县域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0％左右，同时占中国大陆人口和 GDP 比重分别为52.5％和38.1%。实际上，市辖区也与县的行政地位相同，若算上市辖区，中国一共有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当一个人在说自己"来自县城"或者是"小镇青年"的时候，指的可能是以上任何一个意义的"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春光讨论这个问题时，倾向于取"县"更宽泛的定义，即中国的县有2800多个，户籍仍在县域的人口在70％以上，县不只是行政区划，更是一套社会认同体系。中国在过去20年经历了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过程，城镇人口从千禧年的4.56亿人，到2020年的9.02亿人，翻了近一番。在王春光看来，城镇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属于"半城市化人口"。过去"半城市化人口"主要指的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现在，离乡工作的年轻人也加入了"半城市化人口"的行列，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处于中间的游离状态。"半城市人口有时候长期在城市居成感住，但很多事情，比如家人、生活、享受的政策仍然在户籍所在地。"王春光说。

至于现在年轻人对县城生活的想象、共情和代入感，王春光觉得这背后是一种价值观结构的变迁。在他那一代人眼里，进城是有能力，是成功和地位的标志，返乡则意味着失败或退步。"年轻一代成长起来后，他们开始形成新的生活观和审美观。城市环境嘈杂，压力很大，而县城或者乡村反而给他们一种新的感觉，那里有人与自然的另一种样态。他们感觉更加放松，可以在那里提升自我，甚至将农村或县城作为他们的身份标志。"

但这条思路的另一端，也可能走向对县城生活图景的过度美化。当我们困在城市里，试图遥望一种熟悉、平常、可预测的生活时，县城成了最容易加工的想象素材。

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县城的表达，许多和20世纪90年代到千禧年初的县城相关。人类学家任柯安曾经于1988年到2013年间在山东邹平做田野调查。他把邹平当作一个"原地城镇化"的样本，观察城市空间的变化，以及物理空间的变换如何投射在人们的希望、欲念和行为模式上。

任柯安观察的一个重要地点是祥云广场。祥云广场位于邹平的魏棉开发区，新迁到县城的年轻工人是这里的主要客户群体。在2000年末，他们能住免费宿舍，拿2000多元工资，对自己的生活有了一定的决策权，能够找到一些个性化的乐趣。但是他们能享受到的服务是有限的：网吧、发廊、溜冰场、台球厅、电脑技术和会计培训学校。

任柯安也喜欢观察县城的公园。公共空间的出现是县城发展的象征，人们一方面因家乡出现了和大城市相似的场所而高兴，一方面又用乡村的方式利用它们，主要表现为"追求热闹"。在县城的公园，"人们特别容易和陌生人交谈"。哪怕是一个外国人，只要他放松地待在那里，就必定有人朝他走来，问他从哪里来，在邹平做什么，有时候甚至和他合影。

邹平的混杂感如此突出，可能正得益于它当时有限的发展状况。在那里，车和房都不是很贵，新城区和老城区加在一起也没多大，人人都有过得好一点的希望，又不会奢求更多，容易诞生希望，也容易使之平淡地逝去。任柯安对溜冰场里那些溜得像要飞起来的年轻人很感兴趣，他经常坐在那里与他们聊天，有个女孩对他说："我学溜冰时摔得鼻青脸肿。摔倒了100次，但很值得，这是唯一让我充满激情的事，现在我溜得很快，从来不摔跤。"他把这归为对"习惯化"的抵抗﹣﹣在日复一日、灰色单调的工厂生活，和很快就要结婚生子的未来之间，他们身上同时存在两种倾向﹣﹣拼命地做梦，理所当然地认命。

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乡到城是一条约定俗成的人生轨迹。

如今"城"不再难以抵达，"乡"却成了远方。策展人段少锋来自山西乡村，小时候在村里上学，16岁到娄烦县城上中学，高考成绩不理想，又去太谷县城接着复读，一共复读了4年。再后来，他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不久前，他印了一本文集，书名就叫《在县城》。整体来看，他在县城生活的时间远比不上他在乡镇和城市生活的时间长，但他选择用"县城"为一本讲述家乡和过去的书命名。对他来说，那些值得思念的人、事和物未必都和县城相关，却可以用一种名为"县城"的情结概括。

"县城的生活非常具体。"段少锋说，"我的父母在县城生活，他们通常只注重当下的生活，例如今天晚上吃什么饭。大城市的生活极其抽象，经常处于虚空之中。你去上班、开会，想着全天下的事情，这不叫日常生活，而是非常规的生活。"

2022年，段少锋帮母亲注册了短视频账号，母亲直播做手工，一般是绣枕套、鞋垫或者做拖鞋，她并不出售，只是在直播间里和邻居们聊天，把线下的朋友圈搬到线上。段少锋看她直播，会习惯性地点赞，像是在接入一个虚拟加油站，"相比在北京的生活，母亲给我呈现的乡村和县城的生活仿佛才是真实的"。

在县城，种种梦想和伤痛同时存在，又装在一个充满希望与梦境的框架里，缓缓地流淌。我们可能是在怀念那种混杂的环境带来的刺激感、不断滋生的欲望，还有安于平淡的无奈，却并不指向县城全部真实的生活。

在想象县城的过程中，故事感、真实感、烟火气，这些诱人的词语，依托中国人普遍的离乡经历和乡愁情结，不断发酵、变形，架构起一座人人可以进入的"赛博故乡"。县城想象的火热，说明我们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和匮乏，但要真正填补它们，或许不应该依赖一个虚拟的故乡。

（丧 楚摘自微信公众号"三联生活周刊",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