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红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师毛儿盖，为加强两个方面军领导，一方面军抽调郭天民、张宗逊、李聚奎等高级将领担任四方面军下辖部队的军参谋长。

在红1方面军时，他们都是师职职务，而且都是军事主官，如今到四方面军工作，担任参谋长协助四方面军将领。

对于此次调任，作为红1军团红1师师长到李聚奎担任红31军参谋长。

红1军团下辖两个主力师，分别是1师和2师，1师是黄公略领导的部队发展而来，2师是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部队发展而来。这两支部队在长途行军作战时，打了不少硬仗、恶仗、险仗，使得中央化险为夷。

李聚奎在担任1师师长时，搭档政委谭政，下辖1团团长杨得志，3团团长黄永胜、政委邓华，后来都是战功赫赫的将领，三位部下后来都是正兵团级上将，搭档是军委委员级大将，而他自己是副兵团级上将。

自从他调任参谋长后，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期任参谋长职务，担任军事主官时间非常短。

看似一场正常的职务调动，实际上也有一点不寻常。

从一些人的回忆录里，可以找寻到一些问题所在。

1师下辖部队在战斗中被缩编进来的，像1团是模范团，杨得志深受师长器重，二团虽然不如1团，但也是被关心的。3团相对来说就被冷淡很多，因为是其他部队编入到1师的。在长途行军作战时，因为各方面情况，使得3团没有及时接到师部行军命令，当部队得知后急行军200里地，才抵达预定地点，而且是饥肠辘辘，敌人在后面追击，该团因为一种情绪说了一些怪话，矛头指向师长。

部队作战行军，缺衣少食的条件下，第一时间就是想到怎么生存下来，对于纪律方面就显得没什么约束力了。部队抵达毛儿盖后，为了生存想尽办法找吃的，但军团提出纪录整顿，实际情况怎么讲纪律，各部队在当时已经不讲这些了，到老乡家拿起东西就吃，山上挖到他们藏到粮食就吃。因为对方是少数民族，不了解红军，得知他们来了都跑了，就是想买也买不到。

就在此时，1师主要领导有变化，师长李聚奎被调任四方面军担任军参谋长，2师政委刘亚楼担任师长。

刘亚楼上任后就整顿部队，而且是铁面无私，有一个通讯员打死一头猪，就枪毙了。放到平时罪不至死，而且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干，吴法宪回忆，大家都这么干。或许正因为这样，就要立军威吧。

部队要站住脚就要约束好，吃饭问题需要忍耐后，再进行解决。如果说纪律不加以整顿，在这片土地上也难以站稳脚。师部开会，杨得志迟到几分钟，就被罚站了。按过去，这也不是什么。毕竟1团是模范团，李师长也很偏爱。

从纪律方面和站在三团的角度来说，上级将其调走，也是说得过去。当然，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总之刘亚楼上任，就整顿1师，而且使用雷霆手段，也足以说明当时问题的严重性。

李聚奎到四方面军后，改为副参谋长，在四方面军经历了不少事情，如本来北上，结果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在百丈失利后，四方面军北上与红2方面军一道。又经历一次河西走廊的失利，经历千辛万苦来到陕北，回到部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