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一天，毛主席在浏览一份文件时突然皱起了眉头。

文件上写着，原山东省委书记舒同突然降级，到章丘当县委书记。

如此处理一个人，通常都是他发生了什么大事。

毛主席不禁皱起了眉头，有些着急地对一旁的秘书说道：

“是谁让舒同下去的？他还是省委书记啊。”

很显然，毛主席对舒同近期的工作情况并不知情，而且两人之间似乎也有着别样的情谊。

舒同为何会受到毛主席的青睐？他又为何要被降级呢？

这些，都要从舒同非凡的经历说起。

人们常说，新中国建立前后，曾经有两个“人民的书法家”，一个是毛主席，另一个就是舒同。

舒同的毛笔字雍容大方，自有内涵，看似柔媚，却暗含一种苍劲有力的风骨。

相比起毛主席，他的字更易临摹，因此也就成了不少人书法入门的教材。

如今我们电脑中的“舒体”字体，就是脱胎于舒同的书法。

舒同出生于江西东乡，如果没有参加革命，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文坛巨星。但是时代的洪流，却为他重开了一条崭新的路。

1921年他考入了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之后便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研读的深入，他将此作为了自己的信仰。

1926年，舒同正式入党。1930年，他又加入了红军。

毛主席对于书法造诣精深的舒同，天然带有一种亲切感，经常与他谈论学问和哲学。

而舒同这个书生，也开始在部队中担任宣传、政治工作。他跟随部队，一路从南打到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新中国建立之后，毛主席想给舒同安排一个新的职位：新华社的社长。

可就在舒同准备上任时，陈毅突然找到毛主席，表示希望舒同能到山东工作，解决一些特别的问题。

舒同到达山东后，其工作态度和能力让人折服。

在问题解决之后，山东省的干部们集体选举，让舒同当上了省委第一书记。毛主席虽然不舍，但是也无法强行将舒同调走，只能先让他留在山东。

1955年，毛主席视察济南时，与舒同旧事重提，希望他能回北京，担任《人民日报》的社长。

但是，山东省省长谭启龙却不肯放人，说山东的工作离不开舒同。

毛主席看到舒同的工作如此有成效，也就不再强求。不过在1958年，毛主席仍然作出决定，让舒同担任了《红旗》杂志的外省编委。

在毛主席心中，舒同就是“党内的一支笔”，是有着巨大宣传能量的人。

他真的不想让这样一个革命理论精深、文笔灿若星辰的人，被地方工作所累。

但是，此时的舒同已经与山东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全面的工作能力让人叹服。即便是毛主席，也很难让他离开。

毛主席重视舒同，舒同也同样视毛主席为知己。有的时候，他为了毛主席的身体健康，甚至还会干一些别人不敢干的事。

有一次毛主席视察山东，来到了海滨城市青岛。青岛气候宜人，海水碧蓝清澈，让爱好游泳的毛主席非常喜欢。

他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在海水中畅游了一番。可能是因为天气仍有些寒冷，毛主席上岸后不久就感冒了，甚至发起了低烧。

听说主席病了，舒同赶紧找来了当地的一名老中医，准备给毛主席治疗。

但是，毛主席有自己的保健医疗团队，团队里的医生对老中医不知根底，不敢让他看病。

舒同此时却说：

“这位大夫很有水平，尤其是治疗伤风感冒。我平时有病就经常找他，往往两三副药就见效。如果毛主席在治疗后身体出现异常，我愿意负全部责任。”

毛主席身系国家安危，为他治病真不是儿戏。而舒同居然敢以自己作担保，足见他的自信和责任心。

毛主席此时也说道：

“既然舒同书记愿意负责，那我们还怕什么呢？我相信他。”

于是，治疗开始了，老中医给毛主席号过脉之后，与舒同的夫人石澜一起到药铺抓药，并且亲自指导如何熬药。

这副药虽然苦，但是却非常管用。通常感冒要7天才能见好，但毛主席服药后，3天就痊愈了。

而且，老中医还开了些安神的药，为毛主席调理睡眠。

几天之后，毛主席的精神好了许多。离开青岛前，毛主席还特意请了客，感谢舒同一家和老中医。

在之后的几年，毛主席先后多次造访山东，每次到了济南，总是住在舒同的别居之中。

两人除了谈工作之外，还会谈一些书法、诗词，通宵达旦。舒同敬佩毛主席，于是将抄录毛主席诗词当成了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每次落笔之时，他总是仔细揣摩主席词中的感情，然后将其付诸笔端，让每幅作品都呈现出不一样的意境。

他抄写的《沁园春·雪》神韵兼备，被后世称为“史上第三行书。”

然而，随着1960年的到来，舒同竟然出事了。可能在出事前，谁也不会想到，他会犯一个那样低级的错误。

在每一个时代中，总会有人靠虚报数字来体现自己的工作价值。

在山东的一些农村，这种情况也很严重。不少人在粮食产量上“放卫星”，胡乱汇报，给当地政策的制定造成了巨大的麻烦。

1960年秋天，舒同来到农村视察。他在山东五六年，主要抓宣传工作和工业，对于农业工作关心较少。

这次下来，就是听说有人上报，自己村里的粮食，亩产达到了三千多斤。舒同不是农业专家，但是也觉得这个数字太离谱，所以就来核实了。

舒同没想到，村里的某些人，已经给自己摆上了迷魂阵。他们用了一些障眼法，让脱粒机里的粮食多出了好几倍。

舒同没有发觉，以为粮食的亩产真有那么多。

于是回去之后，他在做年度计划时，把这个产量当作了指标。

结果，等到国家开始收购粮食的时候，村里的实际产量暴露，舒同这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然而，大错已经铸成，想要挽回已不可能。党中央很快决定，免去舒同山东省第一省委书记的职务。

而舒同自己，也觉得对不起山东的人民，于是写了一封深刻的检讨书，表示愿意降级，到章丘县去当县委书记。这一年，舒同已经55岁了。

几天后，正如本文开头所说，毛主席看到了中央的处理意见。

他十分疑惑，于是就询问秘书：

“是谁让舒同下去的？他还是省委书记啊。”

秘书这才拿出了工作报告，讲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毛主席也觉得这个错误犯得离谱，但感念这些年舒同作出的贡献，于是就提议，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他的级别。

得到了毛主席的照顾之后，舒同感动不已，开始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了工作上。

他生活上异常简朴，每一餐只吃米饭、青菜和咸菜，一点荤腥都不沾。

他表示，自己要和章丘人民同甘共苦，共同面对难关。

可是不久之后，章丘爆发了天灾，粮食大量减产。

舒同为了赈灾而劳累过度，牵动了身上的隐疾，彻底病倒了。毛主席听说后，立刻作出批示，让舒同回到省里养病。

1961年2月，身体刚刚有所恢复，舒同便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这一次，他担任了华东局的委员。

一年后，他的工作再次调整，被调到了陕西工作。

1978年，舒同终于走出了阴霾，成为了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主要负责编写战史。

1981年，他又创建了中国书法家协会，让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98年，舒同因病去世。

这位一手拿笔、一手拿枪的革命家，用自己的双手，书写了一首大公无私的赞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