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代十国初期，各地军阀割据，但真正具备争夺天下的实力者仅有四位：中原的朱温、河东的李克用、西川的王建以及淮南的杨行密。这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杨行密，在这些军阀中，他的名声相对较好。欧阳修曾高度评价他：
“仁恕善御众，治身节俭，无大过失，可谓贤矣。”
然而，欧阳修也批评了杨行密缺乏称霸的才能，认为他未能起兵勤王以阻止朱温篡位。
若因未勤王而指责杨行密，则同样逻辑下，李渊和李世民不仅未挽救隋朝，反而建立了唐朝，是否更应受到谴责？实际上，无论是杨行密还是李唐父子，他们的行为都体现了对一方或一地的爱护，这种小范围内的忠诚并不能掩盖他们在更大范围内维护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贡献。真正的“大义”在于爱天下而非局限于一家一姓的兴衰。
杨渥，作为宣州观察使，最终顺利地继承了王位。在封建社会中，国家往往被视为一个家族的私有物，外人自然无权干涉。
继位后，杨渥首先处理的是曾经威胁到杨家根基的周隐。他怒斥周隐：“你简直禽兽不如！我父亲历经千辛万苦才打下江山，你却想将它拱手让给他人。如今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可说的！” 随即，杨渥下令将周隐押至殿外，处以极刑。
正如其父杨行密所言，“非保主也”，杨渥自幼生长于富贵之家，对生活品质有着极高的追求。他尤其喜爱夜间的娱乐活动，比如夜间打球。在没有电力照明的时代，蜡烛是必不可少的。而杨渥使用的蜡烛都是顶级货色，不仅质量上乘，价格也十分昂贵，每支蜡烛价值高达上万钱。
对于杨渥而言，这些开销并不算什么，毕竟他拥有巨额财富。就像我们如果腰缠十万贯，花掉百八十块也不会觉得奢侈一样。
在担任宣州观察使期间，杨渥得知宣州府库中藏有不少珍宝。刚刚上任，他就命令新任宣州观察使王茂章将这些宝贝运往扬州。
然而，王茂章是个懂得珍惜的人，他舍不得这些宝贝被杨渥挥霍掉。凭借自己是杨渥的长辈身份，他给杨渥写了一封信，严厉批评道：“先王白手起家，在草莽之中奋斗了二十年，才建立了江东的基业。如今四周强敌环伺，这并不是享受奢华的时候。少主不应该轻易开启奢靡之风，破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陈叔宝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警示吗？”
王茂章不仅拒绝交出兵权，也不愿意提供钱财。
收到信后，杨渥气得脸色铁青，心想：“这个老顽固，既然你不肯给，那我就先借用你的人头玩玩吧。”
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正月，杨渥派遣马步军都指挥使李简率领五千精锐士兵前往宣州与王茂章“交流工作经验”。
王茂章没有料到杨渥会派兵攻打他，他认为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与杨渥对抗，于是选择逃离宣州，私自前往杭州投奔钱镠。
击败了王茂章后，杨渥自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心想：“如果我不够强大，王茂章怎么会逃走呢？”然而，他也清楚自己刚刚上位不久，身边的那些老将们并不怎么看得起他。如果不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恐怕难以服众。
恰逢此时，占据江西一带的镇南军节度使钟传病逝，其子钟匡时继位。杨渥觉得这是个展示实力的好机会，于是在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五月，派遣升州刺史秦裴率军西征。
吴军抵达江州（今江西九江）时，钟传的义子、江州刺史钟延规因未能继承镇南节度使之位而心生怨恨。他心想：“跟着钟匡时最多只能喝点清汤，不如投靠杨渥，说不定还能捞到一块肥肉。”
秦裴抵达江州后，钟延规随即选择投降。江州作为洪州的门户，其失守使得洪州很快也被攻占，钟匡时在这过程中被俘虏。吴军继续向南推进，迅速控制了整个江西地区。
杨渥自认为功不可没，愈发显得傲慢自大。老臣徐温与张颢对杨渥的态度和行为深感不满，常常劝他要谦逊一些。
然而，杨渥却反驳道：“我就是这样的性格，如果你们觉得我不合适，不如直接杀了我，自己去当吴王好了！”
二人无言以对，只得退下。他们意识到杨渥如此狂妄，必须寻求自保。尽管徐温和张颢之间关系并不融洽，但在杨渥想要除掉他们的威胁下，不得不暂时结成同盟。
杨渥原本拥有一支由三千名重甲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这支队伍由他的亲信朱思勍、范师从和陈璠指挥。然而，在秦裴攻打洪州时，杨渥派遣这三人参与作战，之后他们便留在洪州协助秦裴守城。
徐温和张颢为了废黜杨渥，首先必须清除这三个潜在威胁。如果这些人继续留在洪州，可能会引发动乱，使局势更加复杂难以收拾。因此，徐温和张颢派遣部将陈祐带领骑兵迅速前往洪州，并告知秦裴：“朱思勍等人图谋叛变，根据徐温的命令，需要处决他们。”
秦裴无意卷入这场政治纷争，他只关心自己的职责与利益，无论谁成为新的领袖，都不会影响他的收益。于是，他允许陈祐按计划行事。陈祐设计邀请三人到官署赴宴，在酒席上佯装友好交谈。当饮酒未过三巡之时，陈祐突然起身大喊：“动手！”随后，武士们冲上前去，在宴会上将三人擒获并立即处决。
得知三人遇害的消息后，杨渥愤怒地表示：“这些小子竟敢无视我的权威！如果不除掉他们，我将无立足之地！”随即准备对徐温和张颢采取行动。
然而，徐温和张颢早已预见到杨渥会有所反应，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决定先发制人，废黜杨渥，并改立杨隆演为新君主。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当时吴国仍在使用唐天祐年号。为了统一纪年，这里仅采用正式年号。春季某日，徐温与张颢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率领重装武士进入府邸。此时，杨渥刚刚起床，准备前往议事厅处理事务。
突然间，众人持刀剑围住了他。
杨渥大惊失色：“你们竟敢弑主？我是吴王，你们如此行为，岂不是大逆不道！”
徐、张二人冷笑回应：“臣等绝不敢对大王无礼，只是要清除那些乱政的小人！”说罢，他们当场处决了杨渥身边的数十名亲信。
控制住杨渥之后，徐温和张颢成为了“左右执政”，掌握了全部权力，而杨渥则沦为一个傀儡，名义上的领袖。尽管如此，由于杨渥是正统的吴王，徐、张二人始终感到不安，认为彻底解决杨渥才是最稳妥的办法。
次年，也就是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五月，徐温和张颢召集了一群江湖人士，计划闯入府邸刺杀杨渥。
在临终之际，杨渥施展了一招反间计：“徐温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如果你们听从我的命令，反过来对付徐温和他的同伙，我保证让你们每个人都成为大州的刺史。”
这些见利忘义的江湖人士答应了杨渥的要求。
然而，徐温的心腹纪祥并不买账，他立即上前将杨渥勒死，并向徐温汇报任务已完成。
得知消息后，徐温和张颢迅速带领士兵进入府邸。
在杨渥去世后，张颢心生贪念，企图排挤徐温，独掌淮南大权。他召集文武官员“商议”，高声喊道：“如今小主公已逝，淮南无主，诸位认为谁可担此重任？”
连问三次，众人默不作声，心中暗想：“你直接说你想当吴王不就得了，何必如此装模作样？”
面对众人的沉默，张颢怒不可遏，正欲发作。这时，徐温的好友严可求，淮南的智囊，一向看不起张颢，见状担心事态恶化，便假意靠近张颢耳边低语：“淮南局势动荡，能胜任淮南之主者，非公莫属。但时机尚未成熟。”
张颢不解地问：“为何？”
严可求轻声解释道：“尽管武忠王已故，但刘威、李遇、李简等功臣仍在，他们未必会服从于您。当前应先立二公子隆演为君，由您辅政，谁敢不服从您的命令？”
张颢缺乏政治智慧，一心只想称王，却忽略了权力的实际掌握比名分更重要。相比之下，徐温则像杨家的曹操，而张颢不过是个袁绍，这也注定了他最终会被徐温所败。
张颢陷入沉思，严可求见状，知道不能再拖延，否则张颢可能会采取极端手段。于是，他灵机一动，借口身体不适离开，迅速前往书记室，以太夫人史氏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敕令。
随后，他召集众人到府中的正堂，宣称有重要事情宣布。众人齐聚正堂，严可求跪地宣读所谓的“史太夫人”敕令：“武忠王创业维艰，为了杨家基业的延续，现决定速立隆演为继承人。”
众人虽知敕令可能是伪造的，但都不希望张颢得逞，纷纷跪拜响应。张颢赶到现场，见状知道自己暂时无法达成目的，只好同意众人提议，迎立杨隆演。
惊心动魄的立嗣事件终于落下帷幕，众人皆出了一身冷汗，内心暗自佩服严可求的智慧。
大将朱瑾特地前来拜访严可求，对他赞不绝口：“我朱瑾也算是历经风雨的人，连朱温我都未曾惧怕。（当然有些吹嘘！）但每次见到张颢，我都感到胆战心惊。没想到今日严公巧妙地制服了张颢，真是令人钦佩至极！”随后，朱瑾便认严可求为大哥，毕竟原先的大哥朱瑄已逝，再认一位大哥也是情理之中。
尽管张颢一时失手，但他并未放弃野心，首先他打算除去徐温这块绊脚石，于是安排徐温前往润州驻守。
徐温得知消息后，急忙询问严可求该如何应对。由于严可求与徐温关系密切，他联系了淮南节度副使、沙陀族的李承嗣，几人密谋之后，严可求独自去见张颢，告知外界传言张颢欲除掉徐温，因此先调其离开扬州。
张颢装作无辜：“是徐温自己愿意去的，与我无关！”
严可求低声说：“留下徐温更容易对付。”张颢觉得有道理。
不久，徐温和李承嗣一同来见张颢，严可求当面指责徐温：“狗尚知报主之恩，徐公受武忠王厚恩，如今淮南动荡之际，你却要抽身而去，岂不是辜负了武忠王的大恩？”
徐温心中暗笑，连忙辩解：“不敢！不敢！武忠王的恩德世代难忘，我愿竭尽全力报答杨氏。”
李承嗣也在一旁附和，张颢无奈，只好留下了徐温。
徐温逃过一劫后，严可求建议他采取行动。虽然张颢愚钝，但一旦动起粗来，大家都难以招架。
时机成熟时，徐温收买了左监门卫将军钟泰章，率领三十名壮士闯入军府，在张颢毫无防备的情况下将其斩首。
徐温大喜，迅速清除张颢的党羽，甚至连当初杀害杨渥的纪祥也被以大逆不道之罪五马分尸。（自古以来，功臣们争夺利益，而主公则坐享其成。）
自此，淮南的大权完全落入徐温手中，杨隆演不过是个摆设，供人膜拜罢了。徐温如同灭掉了“袁绍”，光明正大地做起曹操的角色。
在五代十国时期，大多数本姓统治者通常都能掌控自己的领地，但杨吴却是个例外。
从907年开始，直到公元937年李昪（当时仍姓徐）篡夺杨吴政权为止，这三十年间，杨氏家族几乎未曾真正掌权。在这段时间里，权力大多掌握在徐姓手中。杨家共有四位君主，只有杨行密曾拥有实质性的权力，而那时杨吴尚未正式建立。
如果要找出五代十国中与曹操最为相似的人物，那非徐温莫属。虽然朱温的经历与曹操有些类似，但最终的结果却相差甚远。曹操自比周文王，而朱温则试图同时扮演“文王”和“武王”的角色。
徐温上台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废除了以往的诸多弊政，深受百姓欢迎。他任命严可求为参知军政，实际上相当于内阁总理，又让财经专家骆知祥负责财政事务，使得淮南地区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
然而，作为外姓人执掌淮南大权，徐温自然面临着不少反对声音。抚州刺史危全讽便是第一个站出来挑战他权威的人。
在公元909年，即梁开平三年的六月，危全讽擅自封自己为镇南军节度使，并联合袁州（现今的江西宜春）刺史彭彦章、吉州（现今的江西吉安）刺史彭钎以及信州（现今的江西上饶）刺史危仔倡发动叛乱，意图攻占位于洪州（现今的江西南昌）的镇南军府。当时，接替秦裴守卫洪州的镇南军节度使刘威紧急向扬州请求援兵。
徐温派遣了淮南马步军使周本率军迎战。
周本曾有斗杀猛虎的英勇事迹，因此江湖上尊称他为“打虎将”。然而，之前他在苏州败给了钱镠，自觉羞愧难当，起初并不愿意出征。
经过徐温多次劝说，周本最终同意前往江西作战。不久后，捷报传来：危全讽在象牙塘（今江西南昌南）被击败并被俘虏，随后押送至扬州。由于徐温为人宽厚，未对危全讽处以极刑。
随着危全讽的失败，其他参与叛乱者也纷纷逃散。
尽管杨家失去了权势，但杨行密在淮南地区经营了三十年，根基依然稳固。徐温清楚扬州并非他的势力范围，因此他计划建立自己的战略根据地。
公元911年，梁乾化元年，徐温促使杨隆演封自己为升州刺史，并在升州组建了一支水军，由其义子徐知诰统领。徐温的远见卓识体现在他对地理位置的战略考量上：扬州虽是国家财政重镇，但地处江北，仅靠淮南一线难以抵御北方势力；而金陵不仅有长江作为天然防线，且作为东晋南朝古都，地形易守难攻。
危全讽反抗徐温失败后，其他势力并不一定愿意屈服于徐温。宣州观察使李遇曾是杨行密的老友，面对徐温时他自恃资历深厚，对徐温极为不满，甚至公开嘲讽：“我与先王共闯江湖时，你徐温在哪里？凭什么挟持嗣王号令各镇？”
然而，在权力斗争中，决定胜负的是能力而非资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徐温派遣都指挥使柴克用率军攻打李遇，并将李遇的小儿子带到阵前劝降。李遇最疼爱这个儿子，最终选择投降以保全家人。
然而，徐温心狠手辣，不论是对老臣还是新贵，只要不是亲信，一律清除。柴克用占领宣州后，遵照徐温之命，首先处决了李遇父子，随后将其全家斩尽杀绝。这一举措震慑了其他潜在的反对者，再无人敢挑战徐温的权威。
徐温清除了一些不听指挥的人，开始积极构建自己的势力，并首先扶持自己的儿子们。他有六个亲生子：徐知训、徐知询、徐知诲、徐知谏、徐知证和徐知谔。然而，这些亲生子都不及他收养的儿子徐知诰（即李昪）出色。
徐知诰对待徐温如同亲生父亲一般孝顺，这让徐温非常感动。他常常对其他儿子说：“你们虽然是我亲生的，但在孝道方面，没有一个比得上知诰。”
吴王杨行密在世时也特别喜爱徐知诰，他曾感叹道：“知诰这孩子真是人中龙凤，前途不可限量。”
徐知诰不仅在孝顺上超越了他的兄弟们，在能力上更是远超他们。他驻守南京期间，罢黜无能之辈，提拔贤才，政策宽厚而得当，吸引了众多贤士前来投奔。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洪州人宋齐丘，他以雄辩闻名，颇有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风采。此外，王令谋、王翊、曾禹、张洽、徐融、周宗、曹倧等人也被徐知诰重用，参与政务。
徐知诰礼贤下士，慷慨大方，深得军民之心。他手下文武双全，人才济济，让徐温对他赞不绝口，称其为奇才。
在淮南，徐温掌握了绝对的控制权，杨隆演毫无实权，只能扮演类似“汉献帝”的角色，对徐温这位“曹操”心存畏惧，因为他深知自己兄长杨渥的遭遇。
徐温毫不客气地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历史上的权力斗争总是如此，成功者的荣耀往往建立在失败者的牺牲之上，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变的道理。
公元913年九月，吴越王钱镠打算测试徐温的军事实力，派遣他的三个能干的儿子——钱传瓘、钱传璙和钱传瑛——进攻常州。然而，徐温并不惧怕这一挑战，亲自率领吴国最精锐的部队“黑云都”迎战。他运用巧妙的战略，派大将陈祐带领部分主力绕到敌军后方，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几乎全歼了钱家三兄弟的军队，迫使他们狼狈逃回杭州。
新登基的大梁皇帝朱友贞也听闻了徐温的实力，决定通过实际战斗来检验一下。于是，他派遣南面、北面行营招讨应接使王景仁率军逼近寿州（今安徽寿县）。
王景仁曾是淮南宣州观察使，后来投奔钱镠，并改名为王景仁以避讳朱温。为了与老朋友王茂章（即王景仁）见面，徐温委托朱瑾作为代表，在霍丘（今安徽霍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由于梁军不擅长水战，而吴军则利用淮河的优势发起攻势，最终梁军连战不利，不得不撤退。
面对梁朝和吴越这两个共同的敌人，徐温一一击败了他们，从而大大提升了他在淮南地区的威望。
在梁贞明元年（公元915年）八月，吴主杨隆演授予徐温齐国公的封号，并任命他为两浙招讨使。在封建社会的中前期，如果外姓被封为大国公，这通常预示着权力交接的开始。
历史上，曹操先是被封为魏公，随后晋升为魏王，最终其子曹丕继承大统。后来的司马昭、刘裕、萧道成、萧衍、陈霸先等人也效仿此法，徐温同样如此行事。徐温是现今连云港人，靠近古代齐国，因此被封为齐国公。
徐温的大儿子徐知训认为父亲将来会成为皇帝，自己也将成为皇太子，因此态度傲慢，甚至不把吴主杨隆演放在眼里，时常给他制造麻烦，令其处境尴尬。
对于干兄弟徐知诰，徐知训也不屑一顾，唯一看得起的人只有他的父亲徐温。当时淮南名将朱瑾驻守扬州，在徐知训手下任职，他曾教过徐知训武艺，两人有师生之谊。然而，徐知训却把朱瑾当作家奴般对待，经常指手画脚。
朱瑾作为一个见过世面的人，怎堪忍受这种屈辱？某次争执后，徐知训派遣刺客暗杀朱瑾，但朱瑾武艺高强，不仅化解了危机，还将刺客全数消灭，并埋葬于后花园之中。
在贞明四年（公元918年）的六月，徐温察觉到朱瑾与儿子在扬州发生了冲突，便顺势将朱瑾调至泗州（现今的江苏盱眙），担任淮宁军节度使，这一举动无疑是对朱瑾的一种轻视。朱瑾对此深感不满，决意要做出一番大事。
得知徐知训对他的爱妾桃氏及名驹垂涎三尺后，朱瑾设下宴席，邀请徐知训前来，并表示愿意将桃氏和宝马赠予他。徐知训未察觉这是个陷阱，欣然赴约。
宴会上，朱瑾恭敬地请徐知训上座，随后高声召唤：“桃儿，过来伺候少主。”只见一位佳人缓缓走出，手持酒杯跪地敬酒。
徐知训见状，欣喜若狂，连声道谢：“您如此厚待于我，真是感激不尽！”几杯酒下肚后，他便醉倒在桌上。见时机成熟，朱瑾示意桃氏离开，然后亲手斩下了徐知训的头颅。
朱瑾随即带着徐知训的首级冲入宫中，掷向杨隆演，说道：“徐知训对大王不敬，已被我除掉！”
杨隆演生性怯懦，见到此景吓得魂飞魄散。他担心一旦徐温知晓此事与自己有关，后果不堪设想，于是慌忙摆手道：“这是你个人的行为，日后齐公追究责任时，请勿将我牵扯进去。”
朱瑾见杨隆演如此无能，愤怒地斥责道：“竖子不足与谋！你这等软弱之人，根本无法成就大事！”此时，徐温的手下已经追来，朱瑾翻墙逃走，却不慎摔断了腿。发现自己的马也已不知去向，朱瑾明白自己难逃一劫，为了避免落入徐温之手遭受酷刑折磨，最终选择了自刎身亡。
在金陵的徐温听闻扬州局势动荡，立即率领精锐部队赶往扬州。他大肆清除朱瑾的支持者，并将朱瑾三族灭门，还将朱瑾的尸体暴露于扬州市中心示众。
徐温委派他最信任的义子徐知诰全面负责扬州的军政事务，然后返回金陵。徐知诰确实有远见卓识，在扬州继续推行他的“仁政”，赢得了远近百姓的一致赞誉，这让徐温对这位义子十分放心。
梁贞明五年（公元919年）三月，徐温迫使杨隆演登基称帝，但杨隆演对皇位毫无兴趣，坚决拒绝，仅愿称吴王，并将唐天祐十六年改为吴武义元年，封徐温为东海郡王，尊其父杨行密为太祖武王。
杨隆演始终生活在徐温的阴影之下，担任吴主期间从未真正掌握过权力，长期抑郁成疾，最终于武义二年（公元920年）五月病逝。徐温表面上悲痛万分，实则虚情假意。
按理应由杨行密的第三子杨濛继位，但他不像幼子杨溥那般软弱无知。为了自身利益，徐温越过杨濛，立杨溥为吴王，派遣杨濛前往舒州（今安徽潜山）担任团练使，并改武义二年为顺义元年。
徐温在吴国主政超过十年，即便立了杨濛为君，他也掀不起多大风浪。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杨濛会效仿历史上的曹髦，率领几百名老臣试图刺杀徐温，但最终失败并被徐温消灭。
徐温再次回到升州享受生活，将扬州的重要事务交给徐知诰处理。到了七月，他把升州改名为金陵府。南京在五代十国时期仅建都一次，那就是后来徐知诰建立的南唐政权，其基础正是徐温在此期间奠定的。
作为吴国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徐温使金陵成为了江东地区的行政中心。他对杨溥的态度不冷不热，虽然仰慕曹操的为人，但他并不想背负“国贼”的骂名，而是希望成为“周文王”。至于谁能成为“周武王”，尽管徐温看好徐知诰，但由于他并非亲生子，因此一直未能下定决心。
顺义七年（公元927年）十一月，徐温再次逼迫杨溥登基称帝。然而，在杨溥尚未做出决定之前，徐温便去世了。行军司马徐玠曾建议徐温将权力传给徐知询，而严可求对徐知诰心存不满，经常挑拨离间。因此，徐温一度考虑更换继承人，但徐知诰运气不错，徐温在他犹豫不决时病逝，使得徐知询即使再有能力也无力回天。
吴国的军政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徐知诰手中。他继承了养父的遗志，继续迫使杨溥登基为帝。无奈之下，杨溥在徐温去世后不久即位为大吴皇帝，并改元乾贞。
在徐知诰掌权期间，徐温的几个亲生儿子对父亲的决定深感不满，私下里抱怨父亲糊涂。实际上，徐知询比他的父亲更加不明智，他不懂得如何拉拢人心，甚至对自己的兄弟们也显得冷漠无情。正所谓“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人们纷纷倒向了徐知诰这一边。
徐知诰不仅能够成为杨行密和徐温名义上的义子（尽管杨行密并未正式承认），这足以证明他有着非凡的能力。而徐知询则是他最大的竞争对手，为了消除隐患，徐知诰必须除掉他。此时，随着徐温的去世，整个淮南地区几乎没有人敢违抗徐知诰的命令。
乾贞三年（公元930年）十一月，徐知诰利用皇帝杨溥的名义召见徐知询前往扬州。徐知询未察觉其中有诈，刚一到达扬州，便被徐知诰以“阴谋造反”的罪名囚禁起来。
随后，徐知诰任命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六弟徐知谔镇守金陵要地。然而，对于徐知询，徐知诰还是留有余地，在徐温的四子、镇南军节度使徐知谏去世后，徐知诰出于旧情考虑，让徐知询担任洪州的镇南军节度使。
当然，徐知询仅仅是个名义上的节度使，实权依旧掌握在徐知诰手中。这样一来，徐知诰既赢得了名声，又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可谓一举两得。
在吴国大和三年（公元931年）十一月，徐知诰向皇帝杨溥上奏，表示希望返回金陵养老，而杨溥也应允了。此时的徐知诰年仅四十三岁，正值壮年，谈何养老？实际上，这只是他计划在金陵建立新政权的一个步骤而已。扬州作为都城并不理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不如金陵优越。
徐知诰效仿他的义父徐温，坐镇金陵以掌控淮南地区，并安排自己的亲生儿子徐景通（后来改名为李璟），在宋齐丘与王令谋的辅佐下，在扬州“辅政”，实则是对杨溥进行监视。
自从杨行密去世后，杨家的后代们便沦为傀儡，一个比一个无力回天。年纪轻轻就成为“精神领袖”的无奈，也只有他们自己能够体会。杨溥的命运完全不在自己手中，至于生死，只能听天由命。
到了次年（公元932年），徐知诰被封为东海王。他行事谨慎周全，对于接下来的每一步都有明确规划，懂得循序渐进的重要性。正如杀人不见血一般，让人慢慢中毒往往比直接毒死更难被人发现，徐知诰深谙此道。
在大和七年（公元935年）九月，杨溥首先将年号改为天祚，随后他“顺应民意”，授予徐知诰“尚父、太师、大丞相、大元帅”等头衔，并进一步封他为齐王，赐予九锡之礼，划定了十个州作为“齐国”的封地。
这一系列举动使得任何人都能预见到徐知诰接下来的行动。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像四百多年前萧道成的经历一样，从齐公到齐王，最终成为大齐皇帝。
尽管如此，徐知诰还是装模作样地进行了三次推辞与谦让，但群臣们却一再劝进，或许他们内心都在嘀咕：“你到底有完没完？这戏演得一点都不真实。” 最终，徐知诰仅辞去了尚父和丞相之位，保留了齐王的身份。
到了吴天祚二年（公元936年）十一月，杨溥颁布诏书，允许徐知诰在金陵建立“齐都”，称为西都，与东都江都府（今扬州）并列为吴国的两大首都。然而，这一切对于徐知诰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他并未感受到来自吴国皇帝的深厚恩情。
为了表示对杨家所给予的“厚恩”的感激之情，徐知诰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了杨溥的儿子江都王杨涟。这种策略曹操也曾使用过。不过相比之下，汉献帝显得格外吃亏，不仅娶了曹操的女儿，还不得不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曹丕（辈分确实有些混乱）。
徐知诰在吴国执掌军政大权将近十年，其统治根基十分稳固。即便那些在杨行密时期的老臣们，尽管对杨家血脉即将断绝感到痛心疾首，但因惧怕徐知诰的势力，不敢公然反抗，只能无奈地接受现实。例如，德高望重的中书令周本就是其中之一。
徐知诰原本希望周本能带头劝说杨溥退位，然而周本不愿做这种背信弃义之事，叹息道：“杨家待我恩重如山，食君之禄，却背叛君主，传出去岂不颜面尽失？”
然而，周本的儿子周弘祚却热切期盼着徐知诰登基称帝，以便在新朝中谋得高位，于是强迫父亲去劝进。最终，周本迫于儿子的压力，不得不率领众人向徐知诰劝进。
徐知诰假装谦逊，自称“才德不足，不足以治理天下”，拒绝了劝进。如果一次劝进就同意，显得太过虚假（三次劝进则更加不真实）。
然而，在徐知诰等待第二次劝进时，杨行密的次子历阳公杨濛因痛惜家族即将覆灭，找到了周本，希望他能帮助自己铲除徐知诰。
作为杨行密的亲信，周本与徐家父子并无深厚交情，自然希望能借此机会推翻徐知诰，以报答老主公杨行密的恩情。
然而，他的儿子周弘祚根本不把杨濛放在眼里，暗中指使亡命之徒将杨濛擒获，并将其交给徐知诰。随后，徐知诰以吴国皇帝的名义下令处决了杨濛，彻底粉碎了任何反对的声音。
徐知诰似乎已经厌倦了这种戴着面具的生活，他觉得这样无异于承认自己没有勇气面对众人。终于，他决定不再等待，准备废黜杨溥，建立自己的新王朝。
吴天祚三年（公元937年）十月，吴国皇帝杨溥正式退位，并派遣代理太尉江夏王杨璘前往金陵传达禅让诏书。齐王徐知诰在金陵（今江苏南京）登基称帝，建立了大齐王朝，将吴天祚三年改为齐昇元元年，并尊其义父徐温为太祖武皇帝。
尽管徐知诰在接受禅让时自称“老臣”，并尊杨溥为“高尚思玄弘古让皇帝”，表面上显得非常尊敬，但仅仅一年后，杨溥就在扬州不明不白地去世了。
关于杨溥的死因，可以参考南北朝时期前朝逊帝的悲惨命运，无需多言。
曾经受杨行密厚恩的老臣周本，勉强前往金陵劝进。回到家乡后，他长叹道：“我承蒙吴太祖的大恩，如今却眼睁睁看着徐氏篡夺吴国而无法报答先主，我都快八十岁了，难道还要向徐氏屈膝吗？”不久之后，周本便因气愤而去世。
在徐知诰成为大齐皇帝之后，他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我原本姓李，曾差点改姓杨，最后却姓了徐。现在还有必要继续为徐温延续香火吗？”
徐温并没有将徐知诰视为己出，因此徐知诰也心存芥蒂，并不打算为徐家增添光彩。于是，他把这一想法透露给了徐温尚在人世的两个儿子——徐知证和徐知谔。这两位兄弟在徐知诰登基后也获得了王爷的封号，但他们明白自己只是依附于徐知诰的庇护之下生存。
当徐知诰提出想要恢复李姓时，二人自然乐见其成，便联合众臣向皇帝上书请求恢复李姓。其实，徐知诰早已做好了决定，不过为了形式上的完整，他又演了一场戏，在众人再次劝说下才“勉强”同意复姓。
昇元三年（公元939年）正月，徐知诰正式恢复李姓，更名为李昪。
然而，《吴越备史》中却记载了一种不同的说法，认为李昪本姓潘，是湖州安吉（今浙江安吉）人士，后来冒用了李姓。由于这种说法并不被多数历史资料所采纳，加之吴越与李唐之间的敌对关系，此说的可信度较低。因此，普遍观点还是认为李昪确实姓李。
最初，徐知诰打算改名为李昂，但这个名字与唐文宗李昂重名，为了避免犯忌讳，他放弃了这个名字。随后，他又考虑改名为李晃，但发现朱温篡位称帝后也改名为朱晃。最终，他选择了“昇”字作为自己的新名字。
在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帝王改名时喜欢使用带有“日”旁的字。例如，梁太祖朱温（原名朱晃）、唐明宗李嗣源（原名李亶）、后汉高祖刘知远（原名刘悬）、南汉中宗刘洪熙（原名刘晟）、闽景宗王延羲（原名王曦）以及后蜀后主孟仁赞（原名孟昶）。甚至到了宋朝，宋太宗赵光义也曾改名为赵炅。
在封建社会，门第观念非常重要，复姓之后的君主往往会选择一个显赫的祖先来认祖归宗。对于李昪来说，既然恢复了李姓，自然要选择一位有声望的先祖。唐朝皇帝无疑是最佳选择，尤其是唐宪宗李纯的第十子建王李恪。尽管这位建王李恪在唐代众多宗室成员中并不显眼，但与唐太宗李世民之子吴王李恪同名这一点引起了李昪的兴趣。
虽然建王李恪不如吴王李恪那样英武，但在李昪看来，攀附唐宪宗李纯这一支系并不会辱没他的身份。
因此，李昪宣称自己是建王李恪的玄孙，并且详细地构建了一个家族谱系：“李恪生子李超，李超生子李志，李志生子李荣（即李昪的父亲），李荣生下了当今的君主李昪。”
据《旧五代史》记载，李昪声称自己是唐玄宗李隆基第十六子李璘的后代。在安史之乱期间，李璘曾有占据江东的想法，最终因叛乱而被处决，因此他的名声并不好。如果李昪真的想要找一位显赫的祖先，他大概不会选择李璘作为自己的先祖，就像袁世凯称帝后没有宣称自己与历史上的袁绍有关联一样。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李昪生于公元882年，而建王李恪则在公元824年去世，两者的时间间隔较短，在家族谱系上较为吻合。大多数历史资料表明，李昪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建王李恪的后裔，尽管有些文献提到李昪自称是建王李恪的后代，但这一说法的真实性难以考证。
为了表达对先祖的尊敬，李昪尊封李恪为定宗静皇帝，并追封其曾祖父超为成宗平皇帝、祖父志为惠宗安皇帝、父亲荣为庆宗德皇帝。
随着身份的转变，国家的称号也随之改变，由“齐”改为“唐”。至于徐温，既然他与李昪并非血缘关系，也就无需再像从前那样恭敬了。于是，李昪将徐温的庙号改为义祖，暗示着这段非亲缘性的祖先关系并不具备正式的宗法意义。
与许多封建帝王相似，李昇对前朝的逊帝总是心存疑虑，不彻底铲除便难以安心。然而，相较于刘裕、萧道成等人，李昇显得更为冷酷无情。他将杨家的后裔迁至海陵（今江苏泰州），派遣重兵严密监视，除了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外，禁止任何人与其接触，任其自生自灭。
随着时间推移，由于缺乏外部婚配对象，杨家后代不得不选择近亲结婚，导致后代中出现了大量智力障碍和身体残疾的情况。
后来，周世宗柴荣进攻淮南时，已经登基的李璟担心杨家人会被柴荣利用，于是下令将杨家所有成员全部处决，使得杨行密的子孙无一幸免（这实在令人愤慨！）。
历史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李姓与杨姓、朱姓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宿怨。例如，杨坚建立的隋朝被李渊所灭；杨行密创建的吴国被李昇所灭；再加上杨玉环间接引发了安史之乱，可见杨李两姓确实有着复杂的历史纠葛。
此外，还有朱姓的例子。李渊创立的唐朝最终被朱温所终结，而朱温建立的梁朝又被李存勖所灭。到了明朝末年，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不包括南明）又被李自成所灭。甚至在唐德宗时期，朱泚短暂称帝后又被唐德宗镇压。这些事件表明，李姓似乎特别擅长“终结”杨姓和朱姓政权，这无疑是一个历史上的奇特巧合。
虽然李昇对杨家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他对待普通百姓却显得宽厚仁慈。如果他得罪的是杨家，可能只会受到后人的批评；然而，若他伤害了百姓，那将会立即面临现实的报应。
在杨行密平定了江东地区的各路割据势力之后，这一带的社会逐渐趋于稳定，经济也开始缓慢复苏。经过徐温与李昪的有效治理，江东成为了全国最富裕的地方之一。
李昪于昇元三年（公元939年）四月下令激励农民开垦荒地，政策规定，凡劳力能够开垦达到八十亩荒地者，政府将给予每人两万钱的奖励，并且五年内免征租税。
这项政策极大地促进了江东地区的经济增长。
正如管仲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随着经济的迅速恢复，江东的文化也随之繁荣起来。
在李昇执政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奇特的事情：江州（现今的江西九江）有一个陈姓大家族，家族成员多达七百余人，他们共同生活在一起，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家族养了数百只狗，每当喂食时，若是有一只狗没能按时到场，其余的狗都不会先吃。（这真是把仁慈做到了极致，连动物都受到了照顾。）
通常来说，开国皇帝在建国初期历经千辛万苦，对潜在的风险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并且能够接受臣子们提出的合理建议。例如，在某个时期江南地区遭遇了严重的旱灾，导致百姓收成锐减，然而赋税却依然沉重。李昪向众臣询问：“我听说金陵周边都已经下雨了，唯独金陵未降甘霖，这是何故？”群臣无人能答。
此时，负责管理艺人的教坊使申渐高站了出来，他早已对高额税收给民众带来的困苦感到不满，便借机说道：“陛下，这个问题很简单，雨之所以绕过金陵是因为这里也要缴纳税款。”
李昪听后哈哈大笑，并随即下令减免部分杂税。
李昪性格严谨且洞察力强，对官员的行为了如指掌。昇元四年，李昪派遣一位宦官前往庐山祭祀。这位宦官以为离开了皇帝的视线就可以肆意挥霍，于是大吃大喝，花费了不少钱财。回到宫中复命时，李昪问他：“听说你很会节省？”
宦官得意地说：“奴才平时只吃素食。”
李昪笑道：“你在途中东家买鱼、西家买肉，还以为朕不知情吗？”
宦官顿时满脸通红，跪地认罪。
作为最高统治者，虽然身处深宫之中，但若有人打着皇室旗号谋取私利，最终损害的还是皇家声誉。像李昪这样的明君，自然不会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李昪深知创业艰难，在唐末的动荡局势中，若想避免被他人吞并，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不敢有丝毫懈怠。因此，他采取了保境安民的政策，对外尽量避免战争。
当时北方已由石敬瑭掌控，尽管南唐与后晋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但双方并未发生过重大军事冲突。然而，在昇元四年（公元940年），晋朝安州（今湖北安陆）节度使李金全因拒绝石敬瑭任命马全节接替其职位的命令，转而投靠南唐。李昪认为这是试探石敬瑭实力的好机会，便派遣军队前往接应。
石敬瑭对李昪的态度毫不含糊，立即派遣马全节率军南下攻打南唐，并在安陆大败南唐军队，俘获了南唐鄂州屯营使李承裕。尽管如此，石敬瑭展现了一定的宽容，将这些俘虏释放回江东。
这次失败让李昪意识到石敬瑭的实力不容小觑，不得不收敛自己的野心，转而专注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同年，李昪在庐山白鹿洞建立了“庐山国学”，即后来著名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吸引了众多贤才前来讲学。
白鹿洞书院与岳麓书院、睢阳书院和石鼓书院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在宋代达到了鼎盛时期。通过这些努力，李昪为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胜利者常常对失败者采取极端手段，甚至使用残忍无情的方法。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强烈的谴责。然而，这些胜利者在对待普通民众时，往往推行了一些有利于民生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点也应得到认可。每个人都有其复杂的一面，不能因为某些道德缺陷就全盘否定一个人。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标准往往与社会发展不完全一致。
以李昇为例，他有些类似于李嗣源，进取心不足但能够维持现状。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时的雄心壮志逐渐消退。李昇能够稳固江东这块不大不小的领土已属不易，统一全国的目标显得遥不可及，暂且搁置一边。
李昇生于乱世，凭借机缘和卓越的能力建立了自己的基业，足以让子孙后代受益。从他执政初期就开始精心培养长子李璟，在吴国灭亡后封李璟为吴王，后来又改封为齐王。昇元四年（公元940年）八月，正式立长子李璟（徐景通）为皇太子，为权力交接做准备。
在昇元五年（公元941年）的七月，吴越国的首都杭州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大火，导致大量财物被焚毁。这场灾难对吴越王钱元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他因此精神失常，不得不入住精神病院。
南唐的文武官员纷纷建议李昪趁此机会出兵攻打吴越，以扩大南唐的领土。然而，李昪却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乘人之危并非君子所为。于是，他不仅没有出兵，反而向吴越送去了大批财物作为援助。
实际上，李昪之所以不进攻吴越，并非因为他不愿意趁机行事，而是因为吴越的整体实力并未因这次火灾而受到根本性损害。如果真的发动战争，胜负难料，甚至可能引发北方石敬瑭的介入，得不偿失。因此，保持现状更为明智。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对李昪的决定表示不满。掌书记冯延巳便在背后指责李昪：“这个只会种地的老家伙能干成什么大事！”冯延巳的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在其他更有雄心壮志的君主如李存勖、柴荣的统治下，可能早已采取行动。
然而，李昪在放弃攻打吴越的同时，也为江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几年的和平生活。
事实上，李昪本身并不是一个具备统一全国能力的人物，能够守住现有的疆域已经相当不易。我们也不应苛求他做出更大的军事冒险。他在位期间，更多关注的是地方治理和民生福祉，这也是一种务实的选择。
李昪所建立的政权是从杨家手中夺取的，他深刻体会到了吴国因权臣专权而导致君主权力削弱的教训，因此不希望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
在当时的南唐国内，最有实力能够使李昪后代沦为“杨隆演、杨溥”境地的人物非大司徒宋齐丘莫属。
尽管宋齐丘在李昪登基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李昪清楚宋齐丘怀有野心，因此不敢对他委以重任，甚至没有任命他为宰相。
对于李昪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宋齐丘感到非常不满。凭借自己与李昪多年的老交情，他公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陛下是否忘记了臣与您三十年的情谊？！当年我是一介平民时，您仅是一名刺史，如今您成为皇帝，志得意满，就觉得我不堪重用了，是这样吗？！”
李昪性格并不暴躁，面对宋齐丘的指责选择了隐忍。老太师、赵王李德诚与宋齐丘关系不佳，于是揭发了宋齐丘曾经暗中阻挠李昪接受禅让的事情。
李昪明白宋齐丘只是渴望获取更多权力，并无篡位之心，所以并未严厉惩处他，而是派遣太子李璟前去拜访宋齐丘，并任命他为宰相，这才平息了风波。
在李昪废吴自立时，他已经接近五十岁，统治了六七年的时光。尽管这段时期在十国中并不算长，但江东地区的实力却在十国中名列前茅。李昪一方面致力于恢复生产，另一方面则注重保境安民，稳步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虽然夺取中原已成奢望，但他为后代留下了一份丰厚的基业，至于这份家业能维持多久，则要看子孙们的智慧和能力了。
李昪同样渴望长生不老，招揽了一些方士在宫中炼丹，试图效仿秦始皇和汉武帝。然而，由于服用了过多的丹药，他不幸中毒，很快便病倒了。
南唐昇元七年（公元943年）二月，李昪预感自己时日无多，便将皇太子李璟召至床前，说道：“我一生辛劳，才为你们打下了这片江山，并留下了价值七百多万金帛玉器的财富，足够你们享用。切记不要轻易与邻国发生冲突，守境安民才是明智之举。”李璟含糊其辞地应允了。
不久后，李昪在昇元殿（与年号同名）去世，享年五十六岁。皇太子李璟顺利继承皇位，尊称李昪为烈祖皇帝，并将昇元七年改为保大元年（此举似乎并未对先帝表现出应有的敬重）。
五代十国时期的李昪是一位相对有作为的君主，他的外交政策偏向保守，这使得一些人觉得遗憾。以南唐的实力，即便无法北上逐鹿中原，至少也能统一南方诸国，从而与北方形成对峙局面，或许在未来出现一位明君，实现全国统一。
然而，从李昪的人生经历来看，他在军事实力和整体战略把握方面确实有所欠缺，甚至不如杨行密和他的义父徐温。
李昪深知自己几个儿子的能力，他们可以胜任小国之君，但要担当起统一大业的重任则显得力不从心。后来，李璟虽然成功攻占了楚国和闽国，但这些胜利未能持久，最终只是为他人做了嫁衣。紧接着，柴荣南征，李璟险些亡国。因此，李昪的谨慎是有其合理性的，我们不应过度指责他。
在南唐的三位君主中，最著名的无疑是李煜，而紧随其后的便是新任大唐皇帝李璟。
尽管李璟在文学史上的声望不及其子李煜，但他的名字同样响亮。他所创作的词虽然数量不多，但每一首都堪称精品。特别是《摊破浣溪沙·菡萏香销翠叶残》一词，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词的内容如下：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
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
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其中，“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这一联句更是被广为传颂，成为经典之作。王国维对这首词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南唐时期的文学氛围在五代十国中独树一帜，经济的繁荣往往是文化发展的坚实基础。南唐君臣中不乏诗词高手。
南唐二主自不必多说，大臣中也有许多填词能手，其中以中书侍郎冯延巳最为著名。冯延巳的词作对北宋婉约词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冯延巳有几首流传至今的经典词作，摘录几句如下：
“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蝶恋花》）；
“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另一阕《蝶恋花》）。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词作应归功于欧阳修。
有趣的是，孟昶和李煜两位皇帝曾因《相见欢》一词产生争议，而冯延巳与大词人欧阳修之间也有关于词作归属的争论。孰真孰假，如今已难以分辨。
后人常说，李煜和宋徽宗赵佶作为艺术家堪称一流，但作为政治家却显得力不从心。这种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虽然李璟的政治才能比李煜和赵佶稍胜一筹，但依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标准。
尽管李璟性格忠厚，但他缺乏作为政治家应有的气魄与远见。在他执政期间，他开始重用一些所谓的“文学家”，从而形成了南唐历史上著名的“五鬼党”：冯延巳、冯延鲁、魏岑、查文徽和陈觉这五位人物。
称他们为奸佞之徒或许有些过分，毕竟他们在诗词创作上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李璟对他们格外信任，并将宋齐丘等老臣边缘化。
除了热衷于文学创作外，“五鬼党”成员自认为是杰出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取得权力后，他们的行为举止愈发肆意妄为，导致南唐政坛乌烟瘴气，混乱不堪。
相较于父亲李昪的保守策略，李璟显得更加激进，渴望突破江东这片狭小天地，对统一大业的兴趣远超其父。
即使无法重现刘秀中兴汉室的辉煌，效仿刘裕统一江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恰逢此时，南唐东南方的闽国陷入内乱，闽王王延羲沉迷酒色，宠信小人，使得国家日益衰败。面对弟弟王延政的多次劝诫，王延羲置若罔闻，最终兄弟二人决裂，在福建地区展开激烈争斗。王延政在建州（今福建建瓯）自立门户，建立了大殷政权（又称大商）。
在南唐保大二年（公元944年）五月，闽国内部爆发了动乱的消息传到了金陵。李璟听闻后心中一动，而他身边的几位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们更是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枢密副使查文徽不断向李璟建议出兵，最终李璟决定采取行动，派遣查文徽与边镐率军前往福建平定内乱，并随后增派何敬洙、姚凤和祖全恩等将领进行支援。
当时，闽国的统治者王延羲已被杀害，福州经历了三次权力更替，最终落入了军阀李仁达之手。建州的王延政在王延羲去世后仅短暂控制了福州，很快便失去了对福州及建州的掌控，最终被南唐军队俘虏并押送至金陵成为“贵宾”。
吴越王钱弘佐不愿见到李璟独占福建，因此也派兵介入，试图利用混乱局势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李璟认为建州地域狭小，要求李仁达交出福州，但李仁达并不愿意步王延政后尘。
于是，李璟命令陈觉率领军队进攻李仁达，然而这一举动激怒了李仁达，他选择将福州献给了钱弘佐。李璟对此极为不满，再加上冯延巳等人的煽风点火，再次派遣陈觉、冯延鲁和魏岑等人争夺福州，结果却遭遇了吴越军队的重创，这些所谓的“军事家”几乎被生擒。
经过两三年的努力，李璟仅仅获得了有限的成果，大部分的利益却被钱弘佐获取，甚至连泉州也被留从效占领。面对这样的局面，李璟愤怒地斥责那些将领：“废物！你们都是些无能之辈！”
一场原本盛大的宴会被钱弘佐搅得一塌糊涂，只剩下残羹冷炙。李璟吃得直皱眉头，心里满是憋屈，一心想要找个机会重新展示自己的“雄才大略”。
天遂人愿，福建的事态刚刚恶化，湖南又传来好消息：楚王马希广被其兄弟马希萼绞死，马希萼自立为楚王，并向李璟称臣。
李璟喜出望外，在保大九年（公元951年）八月，再次派遣边镐前往湖南平定局势。临行前，他叮嘱边镐：“要小心行事，不要让别人抢了先机。”边镐欣然领命出发。
然而，湖南的形势同样混乱不堪，丝毫不亚于福建的内乱。马希萼刚登上楚王之位，便被大将徐威废黜，马希崇取而代之。
马希崇派彭师暠去监管兄长马希萼，但彭师暠却再度扶持马希萼上位，并向南唐称臣。马希崇对此无能为力，不久后边镐的大军攻入长沙，马希崇全族投降，被边镐押送至金陵与王延政“交流投降经验”。
南唐军队进入长沙后，立刻从“官军”变成了“土匪”，在城中烧杀抢掠，楚人纷纷抱怨：“还不如姓马的统治好呢！”辰州（今湖南沅陵）刺史刘言见有机可乘，随即出兵攻打长沙。
边镐一心在长沙做“菩萨”，结果被刘言驱逐出城，南唐军队也被迫撤离。刘言自封为武平军节度使，并将治所迁至朗州（今湖南常德）。
盘踞广东的南汉皇帝刘晟，在羡慕吴越王钱弘佐的同时，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趁着各方势力混战之际，他率军北上，攻占了楚国的梧州（今广西梧州）、桂州（今广西桂林）等地，获得了广西北部的大片领土，显著扩展了自己的战略纵深。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不应在同一地方犯同样的错误。
不幸的是，李璟几乎以同样的方式再次栽倒，只是地点不同。上次在福建失利时，至少还保住了建州；而这次进军长沙，除了展示了一下南唐大军的“威武雄壮”外，一无所获。
虽然李璟渴望统一的理想值得肯定，但在用人方面却远不及其父李昪那样眼光独到。
南唐并不缺乏优秀的将领，然而李璟却偏偏选用了陈觉、边镐这些军事能力有限的人，结果事与愿违。
尽管他任命了有“江南第一良将”之称的刘仁赡，并成功攻占了岳州（今湖南岳阳），但不久后又将其调回。
在岳州期间，刘仁赡“抚纳降附，甚得人心”。
如果让刘仁赡担任西征军主帅并驻守长沙，是否还会发生扰民事件引发民变，最终导致失去整个湖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
李璟接连遭遇了两次重大挫折，但他不甘心就此认输，正盘算着如何再次展现自己的“雄才大略”，目标可能是吴越或者广东。然而，还没等他做出决定，北方传来了一阵惊雷：保大十四年（公元956年）春天，后周皇帝柴荣亲自率领水陆大军南下，声势浩大，震撼天地！
李璟悲愤交加，忍不住痛哭：“我怎么这么命苦啊！别人的肥肉一块没吃到，柴荣却想吃我的肉！”尽管哭泣，但他仍需想办法应对柴荣的进攻。
柴荣岂是轻易能对付的？李璟首先派遣神武统军刘彦贞率领三万大军前往正阳（今安徽寿县），试图警告柴荣：“朕不是刘崇！”
然而，柴荣毫不畏惧，在正阳大败南唐军队，刘彦贞战死。随后，柴荣兵临寿州城下，刘仁赡激励三军，坚守城池。
尽管柴荣一时未能攻下寿春，但他采取围点打援的战略，其他地方的南唐守将难以抵挡周军猛烈的攻势，纷纷失守。
李璟试图与柴荣讲和，愿意认比自己小五岁的柴荣为兄，但柴荣拒绝了这个提议，继续发动进攻。
李璟的斗志被彻底激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个卖伞的吗？有什么好炫耀的？”
李璟挑选了唐军中的精锐部队，由其弟李景达和陈觉带领，北上意图收复失地。尽管李景达有着“贤王”的美誉，但实际上他并无实际才能，仅仅作为名义上的指挥官存在，而真正的权力则掌握在监军陈觉手中。
然而，陈觉并不具备军事才能，但李璟为了避免李景达在军队中积累过多的声望，宁愿将权力交给外姓之人也不愿信任自己的亲兄弟——这种做法在历史上不少帝王身上都有体现。结果，在紫金山（即现今的安徽八公山）战役中，李景达所率领的五万南唐士兵再次被周军包围并几乎全军覆没，这标志着南唐主力部队几乎被彻底摧毁。
此时，位于金陵城内的李璟感到极度不安，担心柴荣会趁机渡江进攻，自己可能会步陈叔宝之后尘成为俘虏。
不过，幸运的是，柴荣当时并没有立即南下的计划，因为自古以来，北方政权若要统一南方，通常都会先占领四川，从而对江南地区形成战略包围态势。
因此，柴荣首先对后蜀发起了试探性的攻击。面对这样的攻势，后蜀皇帝孟昶显得毫无准备，仓皇应对之下，秦凤四州很快落入柴荣之手。对于李璟而言，虽然避免了成为“陈叔宝”的命运，但他注定要扮演类似历史角色的命运却无法改变。随着柴荣占领淮南十四州并与南唐隔江对峙，李璟已无力再与柴荣抗衡，最终只能选择屈服求和。
于是，李璟向柴荣请求和平，并承认南唐为北周的附属国，割让了淮南十四州，每年进贡大量财物，甚至放弃了使用帝号和年号，自称为国主，遵循北周的历法。
自杨行密在江东地区初建基业以来，淮南始终处于江东政权的稳固掌控之下，坚不可摧的淮河防线成为了江东政权北部边界的坚实屏障。无论是后梁还是后周的郭威，这些中原势力都只能对这条防线望洋兴叹。
李璟继承了江东政权后，同样重视维护淮河防线的安全。即便他在伐闽和伐楚的行动中遭遇挫折，但这些失败并未对南唐构成致命威胁。
吴越、周行逢以及陈洪进等势力均无力撼动南唐的地位。因此，尽管李璟经历了两次挫败，但南唐的核心实力并未受到根本性动摇，依旧维持着相对稳定的发展态势。
然而，柴荣怀揣着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必然将目光锁定在李璟身上。一旦夺取淮南十四州，这不仅标志着北方政权迈向统一的重要一步，同时也预示着南方政权走向衰落乃至最终覆灭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