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争抢“称臣”机会而狂抽明朝耳光的“争贡之役”

明朝立国后对外政策最明显的变化是将唐宋元大力发展的海外贸易，通过“海禁”限定在朝贡这唯一的渠道内，形成了独特的“朝贡贸易”。其大意为外藩国家向明朝称臣献贡并获得明朝册封后，就可以在朝廷许可的范围内和明朝展开贸易。

终明一季，明朝周边的各国家，无论是长期维持这一关系（朝鲜、琉球等），还是往来一阵就销声匿迹（占城、爪哇等），大都能和明朝和平相处。不过有一个国家却在“通”和“断”之间反复横跳，不但和明朝摩擦不断，还爆发过国战。

这个国家想必大家都很清楚 -- 日本。

洪武朝明太祖开放宁波市舶司，邀请日本加入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但日本正处于南北朝对峙的混乱时期，加上因内乱而滋生的倭寇一直骚扰明朝沿海，使得朝贡贸易未能正常展开。

后太祖又因政治需要给“胡惟庸案”扣上了一顶通倭欲谋逆的大帽子，明日之间的朝贡贸易就更不可能了。

到了永乐朝，足利义满统一南北朝后开始侧重考虑贸易利益，明成祖又正好在营造“万国来朝”的盛世并且需要日本协助处理倭患。于是双方迅速达成一致，明朝给予日本朝贡贸易的厚利，日本则向明朝称臣献贡并出兵征剿倭寇。

从永乐元年到永乐八年，日本向明朝派出了七次朝贡使团，在这期间日本也出兵剿灭了对马、台岐等岛屿的倭寇。这也是明、日关系最为融洽的一个阶段。

注：足利义满是室町幕府第三任征夷大将军，日本著名动漫《聪明的一休》里的足利将军原型就是他。

不过友好未能长久，永乐六年足利义满去世，其子足利义持成为新一代幕府将军。足利义持并不满意向明朝称臣，并且因“朝贡贸易”的一个特性，他开始纵容倭寇入侵劫掠，导致明日关系迅速恶化。

“朝贡贸易”的主要目的是让外藩向明朝称臣，想通过非武力压迫的贸易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让外藩通过贸易获取难以割舍的经济利益。换句话说明朝在朝贡贸易中要亏本。为了保持羁縻，也为了降低朝廷的支出成本，明朝就会限制贸易的额度。

因贸易量的不足而导致的供需紧张，足利义持选择和蒙古人一样的方法 -- 劫掠。所以对于明朝问责以及清剿倭寇的要求，他都置之不理。无法忍受的明朝在永乐十七年彻底断绝了与日本之间的“朝贡贸易”。

但是断绝“朝贡贸易”也解决不了双方的问题。

对于明朝来说，万里海疆防不胜防，明朝也没有远征日本主动清剿倭寇的动力和能力。而被动防御最多把进犯的倭寇打回海中，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需要日本朝廷的帮助，从源头去控制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万历朝后倭患渐息，除了明朝的打击外，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主动清剿日本各地方武装，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日本而言“朝贡贸易”是他们无法舍弃的巨大利益。《明代倭变端委考》从明朝官方档案中考证的数据：景泰四年，日本朝贡贡物总价值约为2000贯，而明朝给价约30000贯，获利高达15倍。

当时生丝在明朝一斤250文，运回日本就可以卖到5000文，毛利达19倍。如果不是明朝限制贸易总额，这跟直接捡钱也没什么区别了。

因各自“有求于”对方，所以在宣德八年明日两国经过数年谈判达成了“宣德条约”。为了加强牵制，也为了降低朝廷支出，相比永乐朝对贸易额度进行了大幅度的削减。规定日本每十年凭朝廷颁发的勘合文书可朝贡一次，每次人员不得超过三百，船不得超过三艘。

日本使团按规定朝贡后，明朝会给予回赏（以超出几倍甚至十几倍的价格购买贡物），并且在市舶司官员的监督下允许使团人员进行贸易。

因为这点贸易量完全满足不了实际需求，所以日本方面各种耍滑头不遵守规定。例如朝贡时间、人数、携带货物数量上玩花样，总之怎么样能多捞钱就怎么来。甚至背地里纵容倭寇劫掠，以获取物资。

正统四年五月，倭船四十艘连破台州桃渚、宁波大嵩二千户所，又陷昌国卫，大肆杀掠。八年五月，寇海宁。

《明史·卷二百一十》

日本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他们捏住了明朝的软肋 – 无法剿灭倭寇。从宣德朝开始明朝的军卫制度迅速崩坏，随之而来的就是明军的战斗力的下降。这导致明朝沿海防御倭寇都难，更别提深入外海去主动清剿了。

到了成化朝，日本因应仁、文明之乱，进入了战国时期。一方面因战乱日本的倭寇也变得更多了；另一方面把持日本朝廷的将军、大名们也明白了明朝应对倭乱的不堪，开始用“制止倭寇”来要挟明朝。

处于单方面的劣势的明朝，不但无法强硬制止日本不合规的朝贡行为，对于日本使团的种种不法也只能姑息纵容。

例如成化四年，日本使者来朝贡，闹市中打伤他人，宪宗予以宽免。弘治九年，日本使者朝贡路过济南时，使团人员持刀杀人。而孝宗仅仅是下诏限定其后日本使团每次进京人数……

明朝方面的被动和软弱，也让日本方面愈发地肆无忌惮。一些倭寇团伙公然冒充使团，能骗则骗，不能骗则直接开抢。

日本进入战国后，幕府的权力被细川氏和大内氏两大家族所把持。日本和明朝的朝贡贸易也被这两家掌控，不过明朝颁发给日本的“朝贡勘合”在第八次朝贡后（正德七年）落到了大内氏手中。

嘉靖二年大内氏撇开细川氏以谦道宗设为团长组织了第九次朝贡使团，辖商船三艘。得到消息的细川氏，不甘心让大内氏独占利益，也组织了一个队伍（一船）由鸳冈瑞佐和宋素卿（明朝海商）率领，前往宁波。

到达宁波后，细川氏虽然没有“勘合”，但是熟知明朝官场套路的宋素卿用贿赂镇守太监赖恩的方法，率船先谦道宗设一步入港验贡。如果明朝严格以三船为限，排在后面的谦道宗设至少得损失三分之一的生意。

如果太监赖恩故意不认谦道宗设的贡使身份，他除了白跑一趟，还能去京师告御状不成？谦道宗设焉能不急、不怒？因为收了钱，赖恩接待宋素卿一行也更为热情。在嘉宾堂设宴招待两使团时，也让鸳冈瑞佐和宋素卿坐在谦道宗上席，这就进一步地激怒了谦道宗设。

不但贸易利益受损，甚至有可能空手而归。现在还在面子上被细川氏羞辱，谦道宗设决定为大内氏争一口气。宴席后，谦道宗设率众返回港口夺回了入港时上交的武器，开始袭杀西川使团。

鸳冈瑞佐被杀，宋素卿则在明军的保护下逃得性命。谦道宗设纵火焚烧了嘉宾堂和细川氏商船后仍不罢休，居然率众一路追杀宋素卿到绍兴城下（绍兴和宁波之间距离有两百多里）。

在索要宋素卿无果返回的路上，谦道宗设为泄愤也为了弥补损失，又沿途烧杀抢掠。前后共杀明军军官五名（宁波卫指挥袁瓒和备倭都指挥刘锦也战死），普通军民更是死伤无数。而地方明军和官员们拿他们毫无办法，最后眼睁睁看着他们驾船出海返回日本。

注：谦道宗设率众返回的途中遭遇大风，一条船漂到了朝鲜，幸存的三十余人被朝鲜俘获并移送明朝。经审讯后朝廷才搞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后宋素卿被处死。

这次祸乱对于明朝来说，不但伤害很大 -- “浙中大震”，而且侮辱性极强。原本应该上贡的贡使，一言不合，就在天朝杀人放火、肆意劫掠；区区几百人就纵横两地如入无人之境。这些“臣子”不但重重的扇了朝廷的耳光，也撕破了朝廷“朝贡贸易”这块遮羞布。

嘉靖虽然怒发冲冠但是也没什么有效的办法，只得再次断绝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并在东南沿海推行更为严格的海禁，明日两国之间的朝贡贸易因此中断十七年之久。但是问题还是，中断贸易解决不了问题。

明朝摆不平日益滋生的倭患，还是希望日本方面能配合处理。所以嘉靖十八年大内氏派遣使者至明朝再次请求“称臣”并上贡，嘉靖也就乘势答应了。只不过这个时候，明日双方在朝贡贸易上已很难再合作下去了。

此时的日本已经陷入战国纷争最激烈的阶段，幕府完全丧失了权势，也可以说这个时候日本没有“朝廷”了。日本方面就算是有心，也没有镇压倭寇的能力。例如大内氏组织的第十一次朝贡使团就被倭寇给抢了。

除此之外，日本的大名、诸侯们也发现他们有了更好的选择。

明朝不合理的海禁政策，也让走私贸易利润大涨。这些重利造就出大量的海商、海匪。这些新型倭寇不但实力更为强横（例如汪直），他们在东南沿海一带也有下至平民上至督抚的复杂关系网，可以组织和控制更为庞大的贸易资源。

跟他们交易没有身份、时间要求，也没有数量和次数限制。即便是囊中羞涩没有本钱，也可以和倭寇们合作，组织人马去明朝抢物资、人口做“无本买卖”。至此，明朝的倭乱也来到了最黑暗的时刻。

日本方面大名们视线的转移，则明朝打击倭寇的目的成了空中楼阁。那么朝贡贸易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嘉靖二十七年，明朝拒绝了日本颁发新“勘合”的申请，明日之间的朝贡贸易正式终结。

可以说朝贡贸易是明朝非常失败的一项国策，小国或者小部族是会在这个国策下老老实实占便宜，但是对于明朝除了虚无的面子和负担之外毫无意义。

对于大一些的国家或者部族来说，这种畸形贸易又无法满足他们的实际要求，不但白耗银钱达不到目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掏钱资敌。除了日本，明朝在北面还有个更为明显的例子。和蒙古打打杀杀近两百年后，还是靠放开贸易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