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21世纪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女性，意外穿到了古代，与那个时代的女性产生“雌竞”，自视甚高，瞧不起处于封建时代的她们，扁平化脸谱化地强行制造时代优越感。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在古代什么是大家闺秀？

在那个时代，真正的大家闺秀通常指出身于名门望族，受过良好教育，拥有优雅气质和高尚品德的女性。她们往往举止得体、言谈有礼，具备充实的自我修养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就像有些网友吐槽时说的：

“或许穿越者有着自我独立的意识，懂科学、见识过新时代的精彩，但现在，在这里，是属于我的时代。”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穿越者在那个堪称“吃人的时代”，最大的可能性，是很快地被当作异类——她们连最基本的语言文字以及礼法制度都学不会。

封建时代的大家闺秀所掌握的技能，是许多现代人早已不再会去接触的文化。

《汉书·景帝纪》中有这样的记载：“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

而从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到明代文人高濂在《遵生八笺》也都对女红做出过“女红之巧，十指春风”的记载和超高评价。

所谓女红，通俗来讲就是妇女所做的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而现代女性，因为商品化市场的繁荣，往往对此一窍不通。

无论穿越女穿到了寻常百姓家还是名门望族，这都是必修课。

对底层百姓来说，女红甚至是一种谋生技能，一方面可以保证家人的服装供应，另一方面还可借此赚钱补贴家用。

虽然有一句被腰斩的“女子无才便是德”流传了许多年，但古代女性能够接受教育的可能性，并没有这么贫瘠。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指出：“妇学古实有之，惟行于卿士大夫,而非齐民妇女皆知学耳。”

由于时代的特殊性，我们承认古代女性能够读书认字的机会要远远少于男性，但这样的情况哪怕是在现代也存在。

在扫除文盲、全面脱贫攻坚的政策施行之前，很多农村地区的女性，也没有什么受教育的机会。

就像最近播出的、取材于张桂梅女子学校《山花烂漫时》里的云贵山区的情况一样。

我们现在所享受到的教育平等是时代的进步，而这，并不能成为穿越女“凌驾式”优越感的理由。

概括来说，古代能有机会读书认字的女子主要分三类：

第一类，家中开设私塾的（这在明清时期是很普遍的现象），由于这样的便捷性，他们往往会允许女儿与其兄弟一起学习文化知识。

明朝有一位叫吴娟的女性，她知识渊博，精通各种学问，对声律更是极为精通。

而这样的学识修养，自然与她的家庭休戚相关，有史料记载，“其母家为新安著姓，幼而黠慧，从家塾读书，即娴为诗歌，兼通绘事。”

第二类，则是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书香门第之后。

这类家庭的长辈由于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们教育也普遍更加重视，思想上也更为开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超脱历史局限性；

另一方面，家庭内部浓厚的文化氛围，也会激发家族中的女性对于学习文化知识的渴望。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就是如此，他的几个姐妹都能文善诗，妻子也是知识分子，时人称赞：“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众。”

宋代大儒朱熹家世渊博，而受这种氛围熏陶，其侄女朱淑真也被评价道“文章幽艳，才色娟丽，实闺阁所罕见者”。

不仅如此，依据《世说新语》的描绘，在东汉学者郑玄家，就连府中的婢女都能够读书。

第三类能够支撑家中女性读书求学的，自然就是官宦之家。

很明显，作为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出身于官宦之家的女性，生活条件比寻常古人更为优渥。

也有更好的受教育条件，出身门第越高，其受教育的水平也更好。

李世民的妻子，历史上著名的“千古第一贤后”长孙皇后，出身于隋朝右骁卫将军长孙晟之家，史书记载其“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

东汉的班昭“蒙先君之余宠，赖母师之典训”。

后被选入皇宫担任“女师”，并续写《汉书》，成为一代大家，而她的父兄班彪、班固更是在历史上留有极其浓墨重彩之人，既是史学大家，又是当朝高官。

朱元璋的原配妻子马皇后更是早早便熟读史书，有着极强的政治敏锐度。

我们会的古人不一定会，而古人会的，我们同样不容易懂，最简单的一个例子：若是穿越到秦朝，超过百分之九十的人将不会书写小篆。

而部分小说更加脱离逻辑的情况在于，她们对于“宫斗”“宅斗”的“热衷”。

事实上，真正名门望族出身的大家闺秀，其治家之道的手段更是许多“穿越者”所不具备的，。

例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可以从十几个人的行为举止及微小细节中，窥探出贾府当时的财政状况。

入府没几天，更是将贾府上上下下的人都认了个全，上到贾母下到管家的人情世故、社交分寸拿捏的学问刚好。

而管家夫人王熙凤，每日大大小小经手的事务更是有几十件之多。

小说创作如此，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自然可见一斑。

此外，封建时期礼法森严，规矩繁多。

清朝的太子伴读清晨入宫，行完每一个礼，见过该见的人，到太子宫中时已要过大半日，如此严密繁杂的封建产物，自然是现代“穿越者”们所无法体会理解的。

跨越几千年的思想文化碰撞，代表新时代新思想的穿越者同那封建主义之比有如以卵击石，像《步步惊心》中的若曦、《神话》中的赵高，被一件件事情推着被迫“同化”。

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就对女子吟诗作画一事进行了大量的描写：

17至18回的元妃元宵节省亲时，就在大观园组织女眷写诗；

37回，在探春的组织下，大观园内的女性建立起诗社。

这种结社的行为，反映的是明清时期真实的社会风气，“那时候，不但读书人要立社，就是女士们也要结起诗酒文社，提倡风雅，从事吟咏。”

当时一些名门望族、官宦世家更是形成了不少女诗人群体。

而书社、诗社所要求的创作时：韵脚一致、命题作诗，其难度绝对不比现代大部分人所参与的任何文学类考试差。

与诗词领域相似，封建时期也有很多大家闺秀擅长作画，他们通常以花草树木、观音罗汉和山水画为题。

明末时的大家钱谦益就曾评价文椒画作“所见幽花异卉，小虫怪蝶，信笔点染，皆能模写性情，鲜妍生动”。

北宋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李清照，就是吟诗作画皆上品的大家闺秀代表。

虽然由于时代特殊性、以及从宋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对于女性在身体、思想上的迫害愈发严重。

以至于她们没有办法，如汉唐之际那般发挥出自身更加出色的价值。

但这并不代表古中国整个封建制度统治之下的她们，真的就有小说所描绘的那般见识浅薄、善妒、只是依附于男权时代的“绒丝花”。

至于民国的大家闺秀，她们更是女中豪杰，革命志士，为了国家独立而奋斗，将生死置之度外。

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宋家三姐妹。

宋庆龄自小便在美国读书，回国之后更是一心扑在国家大事上，处于乱世而依旧保持闺秀气质，在坎坷中依旧保持自我，有着“巾帼不让须眉”的美。

有忍有仁，大家闺秀犹在；花开花落，金枝玉叶不败。

1931年3月18日，一本名为《玲珑》的杂志正式创刊，其宗旨便是“增进妇女优美生活，提倡社会高尚娱乐。”

它的封面、撰稿人皆为上海当时的名门闺秀，目标群体也是那些有文化、有思想的新时代少女、大学生，完全符合当时女性群体进步的需求。

1937年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举国抗日而停刊，共计发行298期。

从这本杂志中，我们得以窥探出民国时期的大家闺秀之姿。

气质冷艳、仪态端庄、服饰通常以东方旗袍为主，缀以西方的部分设计。

而她们也通常因为家境殷实，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进步思想，极其擅长交际，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甚至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曾有过这么一支“小脚女子队”。

而时代的不同，从来不是后人能够贬低女性前辈魅力、思想的缘由。

民国时期的交际名媛胡玉兰，在《玲珑》的第一百期这样写道：

女子打扮时髦、会讲洋话、会跳交际舞并不算得真正摩登，一个女子要真正可以配称摩登，至少须有下列的条件：

1、有相当学问（不一定要进过大学，但至少有中学程度，对于各种学科有相当的了解）。

2、在交际场中，态度大方，而不讨人厌。

3、稍懂一点舞蹈。

4、能管理家政：知道怎样管仆人、自己会烹饪、能缝纫（简单的工作，不须假手他人）。

稍作梳理，自古至今能够称之为大家闺秀者，无一不是以学识为体修养身心、擅长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端庄大方通晓礼节。

而民国时期更为进步的观念在于“简单的工作不假他人手”，甚至这一点在上海的名媛、大家闺秀中已经是共识。

由于时代进步性，她们更加开放、更加时尚、眼界也更加宽广，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有西方新思想的培养，更能为社会发挥价值。

甚至在民国那二三十年里，第一批迎接新思想、第一批为国捐躯、打响革命第一枪、奔走于时代洪流之中的人，恰恰就是这些大家闺秀、名门望族之后。

社会和思想无疑是进步的，我们如今的相对平等、独立是一代代人所无论哪一个时代的女性，都能“顶着半边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