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学校教务处门口，我像个局外人，看着其他同学穿着崭新的衣服，谈笑风生，我身上的补丁棉袄和沾满泥巴的帆布包，像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将我与他们隔开。我犹豫着，徘徊着，不敢迈出那一步。这时，一位戴着老式眼镜，面容和蔼的中年老师走了过来，他就是我的班主任——王建国老师。
王老师就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温暖了我冰冷的心。得知我的窘境后，他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让我住进了他家。那是一栋老旧的筒子楼，三楼，楼道里弥漫着煤油和咸菜的味道，墙皮斑驳脱落，依稀可见当年标语的痕迹。王老师的家不大，一家四口挤在六十平米的小房子里，他的儿子小军还在上小学。
王老师的妻子李春花是一位纺织厂的女工，她总是带着一脸笑容，用她那双满是老茧的手，为我做各种好吃的。她常说，正长身体的时候，要多吃点肉。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他们家的饭桌上总是少不了荤腥，这在当时，是多么难得的奢侈。
我住的小房间虽然简陋，只有一张单人床和一个书桌，但这对于从小在农村土坯房里长大的我来说，已经足够好了。比起老家的泥炕和四处漏风的墙壁，这里就像天堂一样温暖舒适。
老家的来信越来越少，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乡里人的风言风语，说我攀附权贵，不劳而获。父母也担心影响王老师的声誉，劝我搬出去住。我把信拿给王老师看，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安心住下，别理他们。” 这简单的几个字，却像一颗定心丸，让我安心地留了下来。
为了补贴家用，王老师经常利用晚上时间给学生补课，但他把赚来的钱都用来购买教学资料，还常常辅导我学习到深夜，他的嗓子讲得沙哑，却依然耐心讲解，不厌其烦。
记得有一次，我高烧到39度，王老师冒着鹅毛大雪，骑着他那辆经常掉链子的二八自行车，去医院给我买药。师母则整夜未眠，用温热的毛巾一遍遍地敷在我的额头上，直到我的烧退下去。第二天，王老师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课，还特意为我请了假。
在学习上，王老师对我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常说：“知识改变命运，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能考上大学！” 他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前进的方向。当有同学嫉妒我住在老师家，说风凉话时，王老师总是会站出来维护我，他说：“成绩好坏靠实力，而不是靠关系。”
面对学习的压力和外界的质疑，我曾经一度想要放弃，是师母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她轻轻地对我说：“别难过，你就是我们的孩子。” 这句话，像一股暖流，涌遍我的全身，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和力量。
1988年的夏天，我收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所有的付出都得到了回报。临行前，王老师塞给我200块钱，说是路费和生活费，让我到了学校再寄回去。师母则偷偷地塞给我一个布包，里面是她亲手织的毛衣和缝的棉袄，沉甸甸的，像揣着一颗跳动的心。
大学期间，我努力学习，利用课余时间做家教、发传单，尽可能地减轻家里的负担。每个月，我都会寄钱回家，也会给王老师家寄一些，但王老师总是把钱退回来，说他自己不缺钱。后来我才知道，那时他们正为小军的学费发愁。
毕业后，我在省城一家企业工作，每逢过年过节都会回去看望王老师夫妇。他们的生活依然简朴，只是墙上多了几张我寄回去的照片。每次看到我，师母总是笑得合不拢嘴，她说：“看到你过得好，我们就放心了。”
1995年，我升职加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王老师家添置了新的家电。王老师起初不肯接受，但最终还是被我的坚持所打动。2000年春节，我带着未婚妻小芳回老家过年，师母高兴地拉着小芳的手，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嘘寒问暖。
岁月不饶人，去年师母被查出患了肺病，住院治疗了大半年。我特意请假回去照顾她，发现王老师的头发已经花白，人也消瘦了许多。但他依然乐观地安慰我，说师母身体硬朗，很快就会好起来。我偷偷地给医院交了住院费，王老师知道后，眼眶红了，他责备我乱花钱，说我还要成家立业，应该把钱留给自己用。
2005年，我结婚了。婚礼当天，王老师和师母也来了。师母的气色看起来好了许多，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送给我一个红包，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张存折，存了整整5000块钱。我知道，这是他们省吃俭用，一点一点攒下来的。那一刻，我的内心百感交集，泪水夺眶而出。
这5000块钱，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结婚礼物，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恩情，它承载着王老师夫妇五年来对我的无私关爱和默默付出。他们的恩情，就像一座大山，厚重而深沉；又像一片大海，浩瀚而无垠。
婚礼的锣鼓喧天，宾客的欢声笑语，都无法掩盖我内心的感动。我站在喜堂上，看着台下慈祥的王老师和师母，心中默默地发誓：这辈子，我一定要好好孝敬他们，就像他们曾经对我一样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