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冶陶整风
1947年7月至9月，当解放战争由防御阶段转入反攻阶段之后，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抗日战争时期，我们为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将抗战前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政策。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解放区的农民迫切要求实行土地改革，一些地区的农民自发地起来没收了地主土地。随着这种形势的变化，为解决土地问题，召开了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规定了消灭封建与封建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中央土地会议决定：为保证土地改革的彻底进行和纯洁党的队伍，提高党的战斗力，各地要结合土改普遍整顿党的组织。此后，整风学习就随着土地改革运动在解放区普遍展开。
晋冀鲁豫中央局为贯彻中央土地会议精神，传达中央关于平分土地、整顿党的队伍的决定，也召开了整风与土改工作会议。9月份，我接到关于参加这次会议的通知，当时湖西地区已较平稳。因为那时我们的大部队都到大别山去了，国民党的正规部队也被刘邓大军牵着鼻子尾随到大别山一带，湖西地区除少数国民党正规军之外，多是杂牌军与还乡团，对付他们我们还有力量、有办法。因而，接到通知后，我即带了地、县干部二十多人前往。当时一同参加会议的干部有鹿渠清、李文和罗伯行等。整风会议的地点是在太行区晋南武安的冶陶。这次整风会议的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包括四个区党委的干部，其中最大的一个区党委是冀鲁豫，另外还有冀南、太岳与太行等区。
主持冶陶整风会议的是薄一波同志，他当时是晋冀鲁豫大区的第三书记。第一书记是邓小平同志，第二书记是刘伯承同志。当时，刘邓到大别山去了，所以会议由薄一波主持。会议内容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后一阶段是讨论划分阶级与有关土地改革的政策。整风过程中，参加会议的人思想检查都很认真，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很尖锐。会议开得十分严肃，同时根据会议进程中揭发出的问题，对一些人和事分别进行了表扬和处理。会议规定：所有地富出身的干部，参加土改时都要回避本地区，不得以任何形式包庇和祖护地富家庭。
在这次整党整风中，全晋冀鲁豫区所属的9个地委、68个县的两万多名干部先后分三批参加了整风学习，每期3个月，我参加的是第一批。
1948年1月，晋冀鲁豫区党委又在黄河以北的蒋店召开过一次整党动员大会，区党委领导在会上进行了检查。检查中指出在第一批整党中，对于干部的成绩和积极面肯定的不够，对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估计过于严重，思想批判和结论也偏重，组织处理面又过宽，伤害了一大批同志的积极性。另外，在土改工作的具体部署上，没有从一些老区、半老区曾进行过减租减息、反奸清算斗争，或已进行土改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加区别地强调一律重新分配土地。对农村基层干部又进行"搬石头"等。使得原来已存在的"左"的倾向又有所发展。经过这样的检查和总结，进一步明确了一些政策界限，对一些原来处分过重的干部的问题也进行了复议和纠正，较多地强调端正政策、稳妥扎实。因此，第二、第三批的整风学习进行得更加健康。多数干部通过整党学习及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等，进一步划清了地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阶级界限，树立了依靠贫雇农的阶级路线，对于提高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都起了积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土改的进行。
我在这次整风过程中，对自己的思想也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和检查，过去我很少认识和了解自己的缺点，总认为自己一向廉洁奉公，在群众中有威信，又认为自己在困难局面下重返湖西坚持斗争有功。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在思想作风与工作作风上，有时表现出孤高自赏、自以为是。通过整风学习，我认识到上述思想反映了自己对个人缺乏客观全面的估计，实质上是个人英雄主义，发展下去必然会脱离群众。因此，我在当时的整风思想小结中写道："如果一个党员、一个党的负责干部，不能好好地团结群众，使群众'敬鬼神而远之'，将会对党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从这一点说，我应当深深检查脱离群众的表现和原因，认识其对革命的危害，求得切实改正。我准备从下列几方面着手：(1）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识，我在日常表现方面的确算是廉洁奉公，如不吃好饭、不骑马、不烤火、不照顾家属等等，但并不完全出于自觉自愿，而常常是出于自我克制；在党的工作上不能积极开展思想斗争，在政权工作中表现得平庸无奇；在军事斗争中有时犹豫不决。自己的能力更多地表现在嘴上和笔上，还常常有些教条主义。这样一揭底，才恍然大悟，幡然自警，过去的自负是没有根据的。(2）要克服自己的'孤独'和'清高'，我的'孤独'与'清高'背后隐藏着自以为是，不能把自己置身于群众之中。(3）要放下架子与群众生活在一起。我自抗战至今，当了十年干部，常常是没有通讯员便不能自己料理生活，养成了娇惯习性，不消除这种娇情，就难于接近群众。"
我当时的思想小结，虽然自己否定较多，但都说明这次整风对我的思想确实有所触动，自己进行了认真的解剖。如同我当时的一则日记中所说："此次整党整风学习，主要打击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打击得比较疼，反省得也比较深刻。"我觉得，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积极开展思想斗争的锐利武器，一个革命干部、一个党员，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正是在组织的监督、同志的帮助及自我反省中，不断前进不断成熟的。
在这次整风过程中，冀鲁豫区党委重新组成，把原来的几个地委书记都调上来了，我就是当时调冀鲁豫区党委的。与我同时调上来的，还有万里、郭超、刘宴春等同志。重新组成的区党委书记是张霖之，副书记有张玺、潘复生；组织部长是刘宴春、副部长郭超；宣传部长是张承先、副部长申云浦；民运部长万里，他还兼任区党委秘书长；社会部长是万晓塘；我是敌工部长兼军区政治部主任。到整党结束时，张霖之调一纵队任政委，张玺调河南任省委书记。此后由潘复生接任区党委书记，徐运北任副书记，段君毅任行署主任。
整风学习结束后，我们从冶陶到邯郸坐的是小火车。这是解放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小火车，我们都很高兴。不过当时的小火车比步行还要慢，走着走着没水了，还得下车挑水往里灌，灌一次水就得半个多小时，而后再开动。开到小山坡时，小火车又爬不动了，大家又跳下来推着走。即便如此，坐车的人仍然很兴奋，因为这毕竟是我们解放区自己的火车。
此后，我便离开了整整工作战斗了十年之久的湖西根据地，而转入冀鲁豫区，直到渡江南下。
（二）在冀鲁豫区的工作
到冀鲁豫区之后，工作地点就在军区司令部，当时的军区司令是赵健民，副司令是刘致远。由于我既是区党委敌工部长，又是军区政治部主任，开展的工作与区党委和军区都有密切联系。
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比预料的要快，为迎接解放战争的胜利，开展国统区的敌工工作被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为此冀鲁豫区党委发出指示：目前正处在全国革命高潮和我军大进军阶段，各个城市随时都有解放的可能。凡在敌占城市工作的同志，都要做好接收城市的准备工作和周密的调查研究，包括查清敌人军用物资和敌人首要分子的情况等。由于我是敌工部长，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我在冀鲁豫首先开展的工作便是与区党委社会部长兼行署公安局局长的万晓塘同志向国民党统治区派出敌工人员。我们向南京、台湾都派了一些干部。
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纠偏。由于在此之前，我们的土改政策有"左"的偏向，伤害了农村的干部和群众，一度群众情绪很低落。当时农村政策中"左"的偏向之一是所谓"搬石头"，即拔掉搬开"不理想"的农村干部。仅冀鲁豫区一下就搬掉十万块"石头"，也就是十万名农村干部。一时间弄得许多区乡群龙无首，使干部和群众意见很大。纠正起来，十分吃力，再动员谁当干部谁都不愿意做。某县有个区长，坚决不再做干部，他甚至打了口棺材放在家门口说："谁再让我做干部，我就进棺材。"这种状况波及面很大，我们只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
在农村基层干部情绪低落、群众思想混乱的情况下，大范围的农村出现了封建迷信活动。当时曾广泛传播着一种谣言，说什么什么地方出现了"神水"，能包治百病。在军区司令部与政治部住的两个村子之间有一个水坑，不少愚昧的农民从这个又脏又臭的水坑中舀一些所谓的"神水"，洗眼睛、洗疮口。男女老少成群结队地挤向那个坑里弄水，不让弄不行，做了多少宣传工作他们也不听。一些群众甚至说："我们有几个医生都叫你们打死了，现在有了神水治病，又不让治，可让我们怎么过呀！"因为有些县在所谓杀"红脸奸臣"、"清除阶级异己"时，把一些有文化而又不坚定的教师、医生或者关起来，或者杀掉了，引起了群众的不满和波动。后来请军区卫生部到现场，摆开显微镜进行宣传，让群众看水里的细菌，群众不仅不听宣传，甚至还要把显微镜砸掉。我们白天宣传并劝阻，一些群众就偷偷地在夜里去弄"神水",其中还有共产党员与民兵。可见，任何时候政策出现了偏差，就必然在群众中引起混乱，各种错误思想，包括封建迷信活动，就会乘虚而入，引起的问题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土改过程中出现的偏差，不仅在冀鲁豫区有，而且其他区也有类似情况，因此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48年初毛泽东同志曾起草了一系列党内指示连续下达，如《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等等，都是针对当时实际工作中的"左"的倾向而发的。晋冀鲁豫中央局还派了由齐燕铭、曾希圣率领的工作组到冀鲁豫进行纠偏检查，对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进行了平反澄清，已经被错杀的追认为烈士，明确宣布了一些政策界限，进行了将近一年的平反纠偏，才使问题得到解决。
1948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全局性的胜利。在这期间的济南战役规模也很大。这个战役由许世友、谭震林率领的第六兵团担任主攻，先后解放了兖州、济宁、曲阜、邹县、泰安等地，使鲁中南、鲁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为而后9月中旬攻取济南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24日济南获得全部解放，全歼守敌十一万人，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决战的序幕，使华北、华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当时，冀鲁豫的兵力不算多，尚不足一个兵团，有三个旅，二旅又临时派往太行，按上级的指示，我部主要任务是支援和配合第六兵团。因此，1948年下半年军分区的主要战斗任务是配合解放山东诸地特别是解放济南的战役。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参谋长傅家选和我，率领军分区的部队组成一个梯队，活动在肥城、东平、泰安一带，与敌人多次进行战斗，牵制和阻止了蒋军第七十师与敌新五军的几个师，完成了阻击任务，支援六兵团顺利解放济南等地。至9月底，我冀鲁豫全境已基本解放。
济南战役结束后，冀鲁豫军区进行整编整训，我们的部队原来是旅或称纵队，这时扩充整编为军，由赵健民同志率领过陇海路进行以政治为主的冬季建军运动，贯彻"军队向前进，增强纪律性"的方针，反对游击习气及无组织、无纪律状态，建立和健全党委制，为"打过长江"奠定思想基础。实质上就是进行入城教育，解决入城后如何办的问题。因当时部队中出现的一些情况，如把战马拴在电线杆上，把电线杆啃去一半，或者把烟头扔到地板上，将地板烧得一塌糊涂，如此等等，不进行入城教育不得了。在整编过程中，我编入十七军，仍然是冀鲁豫区原来的部队，但在该军工作时间不长。1949年2月1日接到区党委来电，讲我的工作"将由刘邓首长安排"。一两天后，遂接到正式通知，调我去第二野战军十八军任政治部主任。十八军是原有建制，由豫苏皖的两个旅和冀鲁豫的一个主力旅组成。当时兵源充足，一个旅即一万多人，全军有三四万人。军长是张国华，政委是谭冠三。2月7日，我即到十八军部报到。从此，我又离开冀鲁豫地方转入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
（三）渡江南下
我到十八军之后，即随军南下。一路行军，1949年3月至阜阳。阜阳即古颍州府，因其东依泉河，又叫临泉县。此地过去看来比较繁华，抗日战争毁于大火，房屋几乎全部烧掉，直到我们去时还多是草房。在这里我们办了短期的渡江训练班，后继续南下。4月初，抵桐城，这里是清代方（苞）、戴（名世）、刘（大槐）、姚（鼐）四大家的发源之地，有"天下文章归桐城"之誉。当时二野政委邓小平与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等领导同志都在桐城，他们还在此地召开了野战军团以上干部会议，邓政委在会上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报告了渡江的意义，部署了渡江作战的命令。而后，各军积极进行渡江准备，筹集粮食，办政策训练班，制定渡江政治工作条例等。
4月20日子夜，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了进军令：命令我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随之，百万雄师即从江阴至九江以东的广阔战线上，分东、西、中三路发起渡江战役，横渡长江天险。4月23日解放了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和灭亡。
我们十八军是4月22日，从中路在枞阳渡江的，前一天即抵达江口，计划渡江，因雨大船少，未能强渡，次日晨登舟，适值顺风，仅四十分钟即横渡了"固若金汤"的长江天险，如同我在《渡江即事》一诗中所写："红旗指向大江东，天堑于今路竟通。天意似知人意急，上船慨助满蓬风。"渡江前后，我做好了随时可能牺牲的思想准备，曾给凌静写了封信，并寄小照一张，照后诙谐地题诗一首：
江南二月少莺花，而今飞渡不用槎。
留得一张饮马像，好教儿子认爸爸。
登岸后，又值大雨，战士们一个个淋得落汤鸡似的，依然斗志昂扬，冒雨踏泥前进。此后数日，连续行军，依然大雨竞日。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战士们多没有雨具，缺少鞋袜，甚至没有饭碗，更没有烟抽。一天中午饭后，我与一个班的战士坐在地上休息，看到这个班十一个人，其中有八个新解放过来的战士都会抽烟，但却没有一点纸烟。全班只有一只竹根烟管，大家轮流着这个吸过来，那个吸过去，在欢声笑语中，彼此间还互相谦让地说："没有就不抽。"困难虽多，却没有一个人讲怪话，因为战士们明确作战的意义，事先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管有多大的困难都能克服。
5月上旬行至皖南马金山。翻山时又碰上瓢泼大雨，上山还容易些，下山时非常艰难，连人带马都是坐在坡上滑下去的。过岭后，未及喘息，又突接军令：前进三十里，堵击安徽省保安团。经过一场激战，俘敌六百余名。后又经过九华山，再往东转，到了浙西。在这里颁发了《入城守则十二条》，机关进行了评功，各部进行工作总结，政治部也做了南下两月来的工作总结。当时，既要行军打仗，又要深入连队了解情况，还要开会报告，写各种材料，工作十分紧张，简直是忙得拉不开栓，甚至昼夜24小时连轴转，有时我也发出"是工作多，还是不会做工作"的感叹！深感一个革命者要能适应各种环境，要掌握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的工作艺术。
在浙西稍事整顿后，我们又奉命往西北走，转向江西，经过了怀玉山和乐平。怀玉山是方志敏烈士北上抗日被困处。我军至乐平时正值端午节，当地群众纷纷在江上赛龙舟，我曾写诗抒发所感："怀玉山前烈士恨，乐平江上大夫舟。"从浙江到江西省乐平途中，还经过余江与德兴等地。这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因血吸虫病之害，不少村中的男子都病死了，一些村庄甚至被称为"寡妇村"。我们的战士到各村筹粮，几乎碰不见男人，全都是寡妇，战士们竟不敢进人人家的屋门。而且，村外遍地荒草，长得有一人多高，一下大雨，如同烂草泥粥一般。我们的人走过去，纷纷出现脚烂腿肿，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全军发病率几乎达到50%~70%。经历战争年代的人，可谓备尝各种艰辛苦乐。
1949年7月2日，我们离乐平进军南昌。我曾乘车游览了南昌市景。当时，南昌人口约三十万，似比河南开封规模大些。想游览百花洲，但未开放。想到图书馆翻翻本地的藏书，但馆内驻有军队，无法查阅。再到八一公园，也是大门紧闭。只好驱车佑民寺，寺内有铜佛四尊，高者竟达丈六，据说为南朝梁武帝所建，俗话说"南昌穷不穷，还有三万六千担铜"，即指此佛。还想看滕王阁，可惜此阁已于民国二年（或说十二年）毁于兵燹。在行军作战当中，难得有半日之闲，而许多想着的东西却见不到，实乃憾事。
年7月14日到达江西永丰，已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的苏区范围。当年军留下的标语还依稀可见，如"勇敢的青年要参加红军"等。永丰为古庐陵属、欧阳修之故乡。18日抵吉安，到城北五里谒文丞相祠，祠系民国二十四年国民党所重修，被国民党的党化思想所装饰，不复有文天祥之正气。
这一带有个特点，小河很多但水面常常是干的，江底光秃秃的，布满沙石。我们的军队就行走在河道里。而有时山洪突至，水又骤然流下，把人冲得东倒西歪，有时甚至人被淹死、马被冲走。当时，正是酷暑季节，天热得不行。走在山路上，暴阳之下，又没有水，地都是干的，行军又紧张，我们的战士走着走着，甚至有热死、渴死的。每逢这种情况，全军战士都渴望下场暴雨，正如我在行军中写的诗中所描述："马望阴凉人望水，风如流火汗如珠。将雨动欢呼！"
接着到了茅萍、茨萍，我们瞻仰了毛主席当年居住过的八角楼。这里的群众不愧是老区的人民，对我们亲如骨肉，常主动热情地向我们介绍毛主席领导苏区斗争的状况，哭诉蒋介石在对苏区进行"围剿"、"清乡"时，杀人之残酷。我们用这些丰富的革命斗争史实，在部队里开展了忆苦、诉苦的传统教育。离开茨萍后，到了永新，正逢"八一"建军节，我军在这里接受了军旗。我们的军长张国华就是永新人。
在永新修整了一个多月，原以为要继续往南，后接到命令，让我军往西北走。行军到湖南茶陵一带时，突然接到战斗命令，遂日夜兼程二百里，赶至湘西南阳明山下，适逢敌人下山人困马乏之际，出其不意地发起奇攻，一仗即消灭敌车整整一个旅。后又到了瑶山，山对面为九嶷山，山上有舜庙，据说舜南巡时，死在此处。当地有不少瑶寨，瑶民常到舜庙中跳舞唱歌过节。继而又人衡阳。
整个解放战争进展之快出人意料。上半年，当我们行至乐平、上饶时，原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打一两年，因为白崇禧曾在衡阳集结重兵，估计可能要在这里打场恶仗。但是，国民党犹如树倒猢狲散，未及大打，便节节败退，所以当我们长驱南下至赣南，再复转至衡阳时，已是橘柚上市的深秋，敌人早跑光了。
从衡阳再往西北走，到了芷江，已是湘黔边界。在芷江时，二、四野战军各一部会师了，我在这里碰到梁兴初、吴法宪等熟人。芷江会师后，二野向西解放大西；四野则向南，解放中南。这就是我在《行军好》一诗中所说的："行军好，最好芷江边。兄弟相逢欣二四，旌旗分向认西南。"
（四）进军川南
芷江会师后，我们接到上级指示：十八军准备接管川南。当时配备的干部是李大章、彭涛、张国华和我。李大章、彭涛带领了从东北来的几十个地方干部，另外从十八军抽调了一部分干部，两股力量合在一起单独行军。我继续往西进入贵州境界。贵阳已经解放。在这里见到杨勇、苏振华等同志，他们热情地以贵州特产娃娃鱼接待了我们，贵州这一带的娃娃鱼即鲵鱼，很有趣，生在水潭中，又能爬树，叫声如小儿啼，故俗称娃娃鱼。食之，味极鲜美。
从贵阳继续西行，至贵州西北边境黔西、大定、毕节等处。这一带的群众贫困得不堪设想，很多妇女，包括一些青年妇女，竟穷得全身一丝不挂，无衣可穿。途中，我们目睹不少妇女躲在公路旁，围着火堆烤火，见我们的队伍经过，就一齐跑出来，讨要衣物。见此情景，我们的战士只好把一些旧军衣、衬衣等送给她们。这种穷困状况，在贵州西北边境较大范围内都是如此。由此我联想到千百年来的旧中国、旧社会，边境上一些少数民族的同胞，所受的苦难比之内地汉族群众更为深重。
1949年11月，我在贵州边境接到上级命令，要我带少数人迅速到四川宜宾受降。原来是国民党四十四兵团的一部分，包括其兵团副司令郭汝怀，率有一军左右的人起义。同时还有一些国民党的地方专员，包括宜宾专员及各县县长也起义投诚。我接到这一命令后，穿越贵州边境，进入川南，直奔宜宾。川黔边境到处是大山，而且是峰峦盘叠，云雾缭绕。那时，我才真正感受到贵州多雾，真是"天无三日晴"。我一路急行，穿山越岭，涉河渡江，到达宜宾。宜宾地处长江、岷江、金沙江江水汇合处，依山傍水，地势险要，自古以来为四川盆地及西南之重镇，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港口。原在这里的国民党四十四兵团，看到解放军以风卷残云之势如同破竹，国民党的统治则势如摧枯拉朽，彻底覆灭已成定局，特别是他们看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充满了生机和希望，因而决心弃暗投明，率众起义。我到宜宾后，见到郭汝怀等，研究了起义后的一些具体安排，对起义官兵进行了慰劳。不久，李大章、彭涛、张国华等也带领川南党委的大批人马来到川南，住在自贡市，我也从宜宾赶至自贡。自贡是由富顺的自流井和荣县的贡井合并组成，故称"自贡"，素有我国西南盐都之称。据记载，早在秦朝就发现卤水，晋朝时开始在这里取卤熬盐，唐初即成为四川最大的产盐区。到了自贡，我才知道，一种叫盐户，一种叫碱户，一种叫灶户。灶户一点火苗很高，产大量的盐、碱，自贡的确是一个宝地。12月上旬，川南的几个重要城市泸州、自贡、宜宾、内江、乐山等相继解放。至12月中旬，川南全境解放。至12月19日，中共川南区党委正式成立：第一书记李大章，第二书记彭涛。1950年1月1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也在自贡正式宣布成立，张国华任主任，我和刘披云任副主任。同日，川南区党委机关报《川南日报》也在自贡创刊。
当时，整个四川划分为川南、川北、川东、川西四个行署和区党委。其他几个区的主要负责人是胡耀邦、李井泉和谢富治。
1950年1月后，我们考虑到自贡市的交通不大方便，经过研究，将川南区党委和行署机关迁往泸州。这时，张国华奉命率部入藏。
伴随新中国的成立，我自担任川南行署副主任后，又由革命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活转入新中国成立初的政府工作。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