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红安县领导为当地卷烟厂的事，找过中央有关部委，也找过红安籍将军秦基伟。秦基伟看过报告后，当即许了个愿，他答应在临近要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同李先念、姚依林都讲一讲。

原来，中央有规定，凡是1977年以后办的卷烟厂都不予考虑。而红安上报的报告说是1981年办的。这样问题就有些棘手了。那么，作为从红安走出来的秦基伟，他会怎么做呢？

黄麻起义时，秦基伟的年纪尚小，只能说是参加了起义。他亲眼目睹了起义军挥舞着大刀和梭镖，攻破城门，冲进县衙，将反动县长直接揪了出来。那个震撼的场面，令他终生难忘。

相比于第一次打黄安城，第二次他就成了主力了。他那时担任红四方面军军总部手枪营第2连连长，跟随徐向前总指挥一起，参加了“黄安战役”的整个过程。

说起来，这场仗是红四方面军建军以后，第一次从游击战转到大规模的“围城打援”，可以说是意义重大。“黄安战役”打响后，红军在“永佳河、桃花、嶂山”设置了三道防线。敌军派了三次增援，接连攻破了两道防线。眼看就要攻到最后一道了。

此时，徐向前亲自坐镇前线，他站在嶂山山顶，举着望远镜观察敌情。他不顾已经攻到半山腰的敌军，朝着他的方向发射密集子弹，依旧显得很从容。秦基伟见状，心里很是担心。他与其他指战员们，纷纷劝说徐向前退到安全地带，可徐向前却岿然不动。

情况万分紧急，秦基伟差点儿就要冲上去把人拽下来了。虽说敌人越来越靠近，但徐向前似乎已成竹在胸，他在等待发起反击的最佳时机。突然，他放下望远镜，下达命令：“28团与手枪营冲锋！”

这时，秦基伟带着战士们，伴着冲锋号从徐向前的身边冲过去。只见徐向前的身子一歪，鲜血从右臂冒了出来。徐向前中弹了，但他却没有慌张，反而更加坚定地说：“同志们，坚决把敌人打下山去！”大家见徐总负伤了，却还坚持作战，都备受鼓舞！

秦基伟指挥部队像山洪暴发般地冲杀过去，一举将敌军击溃。从此，敌军再不敢派兵增援了。这样一来，黄安城内的敌军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打退援军后，徐向前并未直接发动进攻，而是派了“空军力量”打头阵。这天，红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飞到县城上空，敌人以为是自己飞机来空投食物的，纷纷从掩体爬出来准备抢物资。结果，丢下来的是炸弹和传单。

敌人慌乱无措之际，徐向前下达总攻命令，很快拿下了黄安城。为了纪念此次战役，黄安改名为了红安。秦基伟记得很清楚，当时县城的老百姓十分高兴，他们一边送慰问品给红军，一边唱起了赞美红军的歌谣：“排好队，呼口号，欢迎我红军。攻下黄安城，活捉赵冠英（敌69师师长）。”

秦基伟是一位猛将，打了太多的大仗、恶仗。而他被人们最为记住的，还属在朝鲜战场上，由他直接指挥的震惊全世界的“上甘岭战役”。

1952年10月，美国片面中断谈判，在我第15军防守的上甘岭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指挥进攻的是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这个人号称“战争狂人”，妄图使用残暴的武力，将我军阵地完全火力打击。

战役持续了43天，在横直不到2公里的地方，敌人投放了大量的炸弹，使得上甘岭前沿两侧的597和537高地上，山头都被削平了近2米。秦基伟足智多谋，采用“狡兔战”来应对敌人的进攻。

当地面阵地失守时，秦基伟就指挥部队转入坑道。敌人见状，使用了爆破，燃烧等残酷手段，妄图破坏坑道。秦基伟与战士们克服了断水、断粮的极其困难，一次次地利用坑道反攻夺回地面阵地。战斗一直进行着，最终以敌军伤亡25500多人而告终。

此战结束后，创下了多个“之最”：最小作战范围（3.7平方公里）；最多的参战人数（双方共达10万人）；最长作战时间（43天）；最多炮弹使用（美方一方就投下了200万发）；最多反复争夺阵地（29次）。

秦基伟利用敢打敢拼，智慧勇敢，打败了不可一世的敌将范弗利特。秦基伟一身虎胆，实在是令人敬佩！其实，秦基伟不光大仗厉害，私下里他很风趣。

郭天民的秘书，曾讲过这样一件趣事。云南解放后，2野4兵团的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到野战军总部开会去了。副司令员郭天民主持召开军干部会议，散会后，3个军长（13军军长周希汉、14军军长李成芳、15军军长秦基伟）提出上馆子吃饭，庆贺成功解放云南！郭天民答应了。

到了餐馆后，几个将领一改往日地严肃，都显得很随和。大家吃着，聊着，好不热闹。吃罢饭后，郭天民提出今天的饭钱，4人均摊。秦基伟说，让郭副司令员分摊他觉得不好，他倒有个办法。

郭天民被勾起了好奇心，就让秦基伟说说看。秦基伟说，谁的头大，谁请客。但怎么判断谁的头大呢？秦基伟说，看军帽的号码不就好了吗？

随后，大家一起比较了军帽的号码，发现郭天民的最大。郭天民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他边掏钱边说，你秦基伟真是鬼点子太多了！看来你们2个也知道，3个一起合起伙来要宰我！

确实如此，3个军长早就商量好了，要副司令员来请客，但谁都不想直白地说出来。秦基伟就让另外2位军长不要管了，事情就交给他来！于是就出现了比较“谁头最大”的这个小游戏了！

秦基伟作为红安人，他对家乡很关心。家乡人有了什么事，也愿意找他求助。当秦基伟看过红安领导拿来的报告后，发现红安办卷烟厂是符合标准的。

首先，红安产烟叶，自己有原料。其次，湖北在调整，黄冈地区只留了红安一个厂。最后，红安作为老区应该受到照顾。

对于办厂时间，秦基伟听说该厂最早是县轻工业局于1976年创办的。后改为了县知青办主办，最后才是县卷烟厂独立办。这样说来，红安的卷烟厂就符合了中央规定的1977年之前办的厂。

秦基伟很感慨地表示，现在办事一要原则，二要关系。说到关系，有人说过“三个公章不抵一个老乡”，由此可见关系的重要性。但关系的前提，也是要符合原则的。如果都去讲关系而不讲原则，那不就乱套了吗？

而自己老家办卷烟厂，符合中央的政策和原则。他作为老家的一份子，自然是要出些力的。秦基伟去找了姚依林副总理说：“红安那个地方穷得叮当响，就这么一个稍微能赚钱的厂，全县的干部群众都眼巴巴地看着它，请你无论如何帮一把。”

姚依林被秦基伟的这份对老区一片真情所打动，表示将给予照顾。但还是要秦基伟和其他部门讲一讲。于是，秦基伟找了计委主任张劲夫，轻工业领导等人一一沟通。

终于，在1983年5月，轻工业部发布的调整后的全国卷烟厂名单中，红安卷烟厂就在其中。

参考资料：《红安名人与大事聚焦》、《耳闻目睹秦基伟将军的风采》